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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那么精明的张国焘，他应该相信这个毛儿盖会议决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甘陕地区敌情的分析，已经入木三分。这个地区的敌军人数虽不少，但只是几个相互缺乏信任的军阀系统，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况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来到这个地区的东北军，积蓄了具有爆炸性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因自己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深感耻辱，几次向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张国焘应该看出其中的门道，更应懂得这些情况将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心平气和地谈心，讲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
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以坚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又以老部属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在毛泽东、张闻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8月下旬，右路军历经磨难，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线上闯过来了。接着就要与敌人抢夺包座，打开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于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群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碉堡林立，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
冲突白热化（3）
徐向前、陈昌浩考虑一军和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两员大将，暗自感叹：红军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建议。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于8月31日，夺下了敌人占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为两路军在此地会合，共同北上，创造了唯一的机会。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电告张国焘包座之战的胜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以后，便等待着左路军的到来。
陈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张国焘的到来，虽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见张国焘的影子，也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只字片语。
党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泽东在离包座不远的巴西紧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到他的下榻处，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毛泽东一见陈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粮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断然决定。
“你说哩？”毛泽东转而问陈昌浩。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陈昌浩也毫不犹豫。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毛泽东当即表态。
那么，此时的张国焘在干什么呢？
9月1日，张国焘收到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包座战役情况的电报。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这封电报给张国焘那正在膨胀的野心注入了兴奋剂。当时，作为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亲眼目睹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回忆道：
包座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两军既是混编，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当作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接到陈昌浩的电报后，他大喜过望，竟当着许多警卫、参谋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给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四方面军。”
这一胜利使张国焘的野心高度膨胀，他开始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采取行动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当时，因葛曲河水陡涨阻住了去路，担任前卫的部队也被挡在了河边。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脚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宽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全宗是四川人，会水，他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国焘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朱德没有回答，忙着问那位会说汉话的通司。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经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会退下去。
朱德问清情况，对张国焘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张国焘一句话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以后，我们已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他不顾朱、刘首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
实际上，张国焘把这河水阻隔作为实现他南下主张的天赐良机，哪里还听得进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
9月3日，中央收到张国焘的电报：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感到非常惊讶，直摇头，他至此才明白，张国焘不仅不同意北进的方针，连他自己的西进主张也放弃啦，实际上他是要南下。
尽管张国焘在电报中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毛泽东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知道，无论葛曲河的水怎么涨，也绝不会超过嘉陵江的水，更何况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葛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造一些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并且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这两点理由怎能自圆其说？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
冲突白热化（4）
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苦心弥合裂痕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急匆匆地去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时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向北，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会合，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命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堡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急，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因而，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南进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恐怕是长征以来措辞极为考究、内容极为丰富、感情极为诚挚的电报。
首先，这封电报说明了包座已打开，北进道路已打通，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岷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团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能否如此行动，向张国焘请示，因为他是红军的总政委。言辞恳切，态度诚挚，希望北上的心仿佛就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封电报的又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采取的一种忍让的策略，现在团结高于一切，红军处于非常时期，这种忍让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说“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把周恩来抬出来，是这封电报的又一个重要策略。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中央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电报还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讲了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这封电报终其一点，就是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赶快北上。
尽管如此，这封电报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铁了心要南下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不为电报上诚恳的言辞所动。
张国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分析来分析去，他最后认定这封电报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不得不发来的。心想，徐、陈二人从来没有给我这么婉婉转转过，这次怎么口气变得如此这般？毛泽东独断专行，这次怎么要跟我商议？他们二人平时与我都是直述意见，这次怎么把周恩来也抬出来？他奸笑着点了点头，心里继续在想，你毛泽东在我面前玩花招，嫩了一点儿。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作结论吧。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辞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他意识到问题的尖锐性、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真不知该怎么办才是。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一旦走进了重大的选择时刻，却又犹豫不决，因为人人都背着满满的历史包袱和空空的未来行囊。
此时，历史把陈昌浩推到让他作出选择的重大时刻。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得势，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器重与提携，也不无关系。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保持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中，何去何从，对于陈昌浩来说，真是进退两难，举棋难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这是他不愿意的；依了张国焘的，又如何向中央交代？往前看，北上与南下，究竟往哪个方向走才拥有光明的前途？虽然眼下他觉得往北走有利，但将来能不能成气候，也很难说。往南走，虽然眼下会遇到一些困难，但红军生存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实难预料。
冲突白热化（5）
怎么办？
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看看徐向前如何处置。
徐向前阅罢电报，也大为吃惊，他那颗久经沙场的心，立刻变得沉重起来。他想不到中央的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会发展到如此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心想他和陈昌浩给张国焘的电报，总会多少起点作用，张国焘会听众人的规劝，率左路军北上。但是这封电报所告诉的一切和他的预料恰恰相反。事关重大，不可贸然行事。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徐向前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建议道。
陈昌浩犹豫了一下，也就听了徐向前的话，带着这封与红军命运攸关的电报，策马扬鞭，到中央队驻地把电报交给了张闻天。
当天晚上，徐向前就接到陈昌浩的电话，通知他到周恩来住处开会。
徐向前是跑步来到周恩来住处的，一进屋，他借着马灯光，看了一眼在座的人，见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他们的表情都极为严肃，就连平时比较随便的毛泽东，脸也变得深沉了。
“就等你来了，现在开会。”毛泽东发现徐向前来了，下意识地说道。
“国焘同志来电，叫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大家看看怎么办？”接着张闻天对大家说。
“北上的方针，国焘同志是同意的，现在又叫南下，是何用意？”博古的话等于白说，现在不是要搞清张国焘南下的用意。
“昌浩同志，你说说看。”毛泽东打断博古的话，让陈昌浩出主意。
“既然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还是要说服张政委北上。”陈昌浩心情颇为复杂地回答道。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毛泽东问。
“我同意昌浩同志的意见。不过，张政委也下了南下的命令，我们也要想个办法回答他才好。”徐向前回答得更实际一些。
“立刻给国焘同志去一电报，以我们七个人的名义再劝他。”周恩来也别无办法。
“目前只有这样，别无他法。”王稼祥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提议。
于是，又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我们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