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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保的发言，极大地刺痛了王明，但他也无言以对，便立即向代表们推荐他的关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理论与实际的意见书，那意思是说，你们看看就知道我王明能不能真刀真枪地干革命。王明这一招还很灵，把张金保提出的尖锐话题给引开了。
当会议进行到“国际代表结论”这项议程时，米夫长篇大论地批评了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终于切入了最实质性的问题。他提高嗓门说：“我再讲讲改造机关，……自然，应该吸收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蛋这是不负责的话。”
米夫将怎样把这个话题讲下去？他似乎胸有成竹，看了一眼向忠发，接着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可我们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
看来，向忠发继续任党的首脑是不成问题了，因为在米夫看来，向忠发一无工作能力，二无理论水平，还很听话，是一个能为王明服务的傀儡。
米夫又看了看周恩来，便改变了口气，挖苦说：“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接着，米夫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
米夫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把人事安排的调子已经定下来了。其实，米夫在会前就把名单拟好了，王明、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徐畏三、曾炳春八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陈郁、卢福坦、王克金、刘少奇五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三中全会时补选的中央委员罗迈、贺昌退出；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
在进行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时，米夫要周恩来宣布了这份名单，米夫随即作了解释，他说这份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他话音刚落，会场就乱了，首先遭到了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的坚决反对。罗章龙说：“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立三路线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造。”
随后，罗派的骨干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徐畏三、蒋云等。
史文彬也提出了一份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等。这份名单更厉害，将原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律打倒。
何孟雄对米夫所提的名单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名单中的王明，批评更为尖锐，并要求王明在会上说清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因各方对名单的人选争执不下，会场秩序顿时大乱。米夫也不管这些了，当即宣布对他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
航船驶进险滩（6）
罗章龙马上质问：“都有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毫不含糊地说：“所有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一听，当即提出抗议，说：“这不符合党的纪律。”说完，要拂袖退场，后经人拉住相劝，才作罢。
“章龙同志，”米夫喊了一声，“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罗章龙怒气未消，袁乃祥气得拍案咆哮，结果被米夫勒令退出。
就这样，在米夫的高压下，选举终于结束，通过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补选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单。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终于，米夫借共产国际之威达到了目的，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夜之间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此后不久，又成了政治局常委。
相煎何急（1）
王明知道，一种权力既已受到挑战，而又不能使对方受到惩罚，这种权力便等于被剥夺。
米夫也知道这一点。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把反对王明上台的一部分人找来开会，极力美化王明，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他一再强调共产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声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但是，从四中全会开始，反对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头就接踵而来。全总党团、江南省委、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和声明。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米夫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用高压手段抬王明，压制了不同意见。
王明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决心排除异己。
何孟雄遇险，王明见危不救
曾几何时，在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王明与何孟雄是站在一起的，也都受到了李立三的政治打击。而今天，王明却要翻脸不认人了。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他当时在党内也是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具有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正因为他看透了王明的险恶用心，又有这种能力，便与罗章龙携手一起反对王明。
1月8日，即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何孟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风飞、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个报告大纲共有十几个问题，虽然文字很长，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王明拉下马，把米夫赶走。
米夫和王明又将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呢？
米〖JP＋1〗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要求何、罗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罗等人既然把反王明的大旗扯起来了，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坚持其主张。米夫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大怒：“自此以后，谁反对四中全会，反对陈绍禹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其实，米夫在吓唬他们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心虚，因为如果他们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自己回去不好交代，而且王明就会被整下台。于是，米夫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果然很快来电，表示对扩大的四中全会坚决支持。
米夫心里踏实了，王明也神气了。
依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米夫的庇护，王明要开杀戒了。
很快，王明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发难。
1月11日，王明召开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米夫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米夫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的肯定。接着，王明发言，他说：“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伟大的米夫同志领导下召开的，米夫同志高瞻远瞩，排除了‘左’右的干扰，尤其是右的干扰，使大会开得很成功。”王明看了一眼米夫，米夫喜形于色，他第一次被人称为“伟大的米夫同志”，别人听来不免肉麻，而他却自感受之无愧。
“但是，”王明见米夫得意的神色，便接着说，“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分子，对党、对米夫同志、对共产国际，怀有成见，公开地、私下地反对四中全会，发表了什么什么决议。这是他们长期对党不满的爆发，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何孟雄与罗章龙同流合污，他们是一对老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发展的一大障碍。”
是障碍就要排除，究竟怎么排除，王明自有他的办法。他也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政治上把与自己过不去的人判为死刑。于是王明提高嗓门道：“我现在宣布，何孟雄及其团伙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就这样被王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公理何在？
王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党籍；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1月13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王明自己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月15日，米夫、王明向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动员全党无情地反对何孟雄。
这时，王明觉得如此整何孟雄，不仅难以置他于死地，反而还不免让人看出自己是在报私仇，便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共商对付的办法。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
相煎何急（2）
正在王明苦于不能一下将何孟雄除掉的时候，却意外地获得一次除掉何孟雄的机会。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这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的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胡也频等人开会。此时，中央特科已获得情报，得知因叛徒告密，租界巡捕要趁何等人开会之机抓何孟雄等人，遂急报王明。王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要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王明的真正意图，不是怕特科的人被捕，而是要借敌人的刀杀死何孟雄。
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的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的语气恶狠狠，“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但王明还觉得这话不够分量，不足以表达心中对何孟雄的怨恨，便一拍桌子，放大声音，“何孟雄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可是，他们已身陷敌人的囚笼，无论他们怎样抗争，已无回天之力。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26人被敌人秘密枪杀。何孟雄就义时年仅33岁。
虽然王明去了一块心病，但对何孟雄的批判仍没有放过，他对周围的人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
王明看起来像是个文弱书生，但其骨子里却阴险毒辣、残酷凶狠，下一步他要清算的真是何孟雄的错误吗？
竭力反王明，罗章龙越轨
王明决不会忘记，何孟雄死了，罗章龙还在。
其实，罗章龙也是党内资历较深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为北京大学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的主任。在此期间，参加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在王明看来，罗章龙的影响力比何孟雄大，危险性也更大。因此，除掉这一心腹之患，成为王明首要的任务。何孟雄被捕，罗章龙以为是因为王明告密而遭暗害，于是更加坚定了要同王明对抗到底的决心。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张国焘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等。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委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委会。这个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但周恩来的这一番苦心，对罗章龙并未奏效。相反，他大动手脚，将其为“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印成小册子，通过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同时他还派了张金刃、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王明活动，并指派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南省委机关，但没有成功，遂宣布成立第二江南省委。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濒临分裂的边缘。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严密搜捕的险境之中，一旦出现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危急关头，米夫和王明都躲在后面不敢出面直接与罗章龙交涉，因为他们自知做了不光彩的事，便指示张国焘去做说服工作，但罗章龙拒绝与张国焘面谈。没办法，又命令周恩来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党的活动。
“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做说客，来和稀泥了。”罗章龙挖苦着，把手一挥，发怒道，“我不和你谈。”
王克全在一旁也是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说他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一气之下，对罗章龙、王克全来了个最后通牒，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便转身而去。
相煎何急（3）
当米夫、王明得知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预感事情不妙，但也只得等到五日后看罗章龙和王克全的回音了。
然而，五日后，罗章龙、王克全不仅没有理睬中共中央，反而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这便是罗章龙的悲剧所在。本来，他反王明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他以分裂党的手段来反王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党内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分裂行为的，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也不管动机多么善良，在党内制造分裂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谁企望用分裂的手法来解决党内分歧，结局必然是一败涂地。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风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和王风飞开除党籍。还有一大批与罗章龙有关系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此时，罗派成员一见这势头，大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在“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上推选以罗章龙为首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至此，罗章龙的一切计划已宣告破产，但他没有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而由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此举是罗章龙的安排，还是张金保主动接任，不得而知。但张金保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张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其实，张金保完全没有必要接任这一职务，更没有必要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来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