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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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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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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进行曲校歌亦在其中。罗庸教授作校歌，冯友兰教授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教授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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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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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来，我书桌上常放着四本书，我在译述工作之余休息时，总喜欢翻翻它们，引起无限亲切的遐想，使我一再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遥远的苦难岁月，那些充满着抗争和求索精神的激动的日子，那个特殊时代特殊机遇所交织起来的奇丽梦境里。这四本书就是：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二、《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三、《笳吹弦诵情弥切》（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四、《西南联大在蒙自》。此外，还有好几期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上海校友会编印的《通讯》。这些书刊都附有不少珍贵的老照片、图片、校歌，当年好几位教授老师们的题词和手迹，以及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的极为贵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碑文意义博大深远，充满激情，文采斐然，记叙西南联大始末，阐明其精神与成就；此文是冯先生得意之作，定当流传久远，以启迪后人）的复制片等。除《校史》外，每本书和通讯里边都有许多老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还有一些难得的史料。《校史》一九九六年十月北大出版社印行，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主编，共有六百多页，是依靠十几位校友辛勤努力，经过十多年的多方面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而编成的一部巨著。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如此详尽完善，如此有意义的校史，是空前绝后的。说“绝后”，因为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西南联大的精神过去存在，现在还存在，将来也会存在，而且应该使之发扬光大的。正如不久前在上海《文汇渎书周报》上发表《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一文的作者鲲西学长所说的：“西南联大已是历史陈迹，但它曾哺育和润泽无数莘莘学子心灵的恢弘博大的精神是不会被遗忘的。”说得多好，我完全赞赏他的见解。为《校史》写序的陈岱孙先生更是具体地说明西南联大的卓越成就，光辉的贡献，他着重指出：“人们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校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院系史”，都由各院系一位老校友负责撰写，倾注了各自的研究、理解和热情；比如外国语言文学系史就是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李赋宁学长执笔的。书中将各系历年所开的课程，每门课担任的教师都一一列出；对主要的教授还作了专门介绍，他们的生平学历等，甚至还概括说明他们授课的特色。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外文系里，吴宓先生“讲课的特点是不需要看讲义，就能很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他教学极为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吴宓主张外文系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享受西方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很有关系”。
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以上所引赋宁学长对于吴、叶两位老师的讲课特点的简要说明和评论，是完全符合实情的。当年我在蒙自和昆明上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叶先生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这两门课时的情景犹淹留心中，具体、明朗、生动、深刻；这会儿我仿佛又亲切地望见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又想到吴、叶两位先生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于今天我们大学里文科（尤其是外文和中文系）是大可借鉴而加以继承发展的，所以我很乐意在这里介绍一下。《校史》最后附有全部学生名单，从哪年到哪年，毕业或肄业，本科或研究所的，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一查就行。今天国内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界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科学家，还有诗人、作家、翻译家，作出各种贡献，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已故或尚健在的西南联大同学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们的名字。
《西南联大在蒙自》由云南蒙自县文化局、蒙自师专和蒙自南湖诗社合编，出版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这是本较新鲜别致的纪念文集，编得挺好，封面很吸引人，印有南湖风景、海关大院内原来的教室和歌胪士洋房里原来的师生宿舍等三张照片。书中收有陈寅恪、钱穆、郑天挺、朱自清、陈岱孙、浦薛风、柳无忌、杨业治、浦江清等先生的回忆纪念文章和旧体诗；闻立雕的《忆父亲在蒙自二三事》和宗璞的《梦回蒙自——忆冯友兰先生在蒙自》两篇文章。当时南湖诗社发起人之一刘兆吉学长还特地写了一篇《南湖诗社始末》，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经过和工作（如办墙报、讨论会等）及成员情况。这是一份颇有价值的史料。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是在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教授热忱鼓舞和亲切指导下进行活动的。《校史》第一篇“概述”里提到这个诗社说：“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诗社，取名南湖诗社。他们请朱自清、闻一多为导师，出版诗歌墙报，还举行了两次诗歌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前途、动向等问题。他们提倡新诗，以写新诗、研究新诗为主，对旧体诗并不反对。……社员有查良铮（穆旦）、赵瑞蕻、周定一、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等。后来他们在诗歌创作或研究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上文提到的鲲西学长写的一文中也说：“西南联大的诗歌活动是从蒙自南湖开始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有周定一的《南湖短歌》就是在当时南湖壁报上发表的，说是发表其实是贴在墙上的。……而我记忆最深的是赵瑞蕻君也贴在墙上的一首长诗，一时间颇为轰动。”（我这长诗就是《永嘉籀园之梦》，后改题为《温州落霞潭之梦》）这本书里杨业治先生写的《从南岳到蒙自》一文最后还特别翻译了歌德《浮士德》卷首的《奉献》（Zueignung）一诗，他说：“回忆蒙自旧事，恍如隔世。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篇首《奉献》所述，合我此时情意。译此诗以志怀。”在这里，我想引该诗第二节（全诗共四节）作为六十年前我们师生在那遥远的地方、亲切的南湖湖畔度过的难忘日子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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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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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带来了欢乐日子的景色，
好一些可爱的人影在那里升起；
像一个古老的，半已淹没的传说，
初恋和初次的友谊随着来到；
唤醒了的旧日痛苦的怨诉，
复述着生命的迷宫似曲折的道路；
又说起那些命运夺走了
美好的时光，先我而逝去的好人。
六十年前，从南岳山中辗转流亡到蒙自湖畔，暂时找了教学读书的安静环境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教师和学生中如今仍健在，还能做点事的人不多了；绝大部分的老师教授们已成古人，“先我而逝去”了（vormirhinweggeschwunden）。我们在蒙自虽然只待了半个学期，但那里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情景却在我们大家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朱自清先生在《蒙自杂记》里所说的：“我在蒙自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作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我在这里再抄一段宗璞《梦回蒙自》一文中关于蒙自风物的描绘，对她父亲冯友兰先生的怀念，以及她自己的感受：
蒙自是个可爱的小城。文学院在城外南湖边，原海关旧址……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河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髯，一袭长衫，飘然而行。……在抗战八年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当时生活虽较平静，人们未尝少忘战争，而且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坚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
关于蒙自，我那三篇怀念朱自清先生、燕卜荪先生和穆旦的散文里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不重复了。陈岱孙先生也为《西南联大在蒙自》写了一篇很好的序，我觉得应该把他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最后几句话引在这里：
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直至今日，凡是当年蒙自分校的同仁或同学，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都对之怀着无限的眷恋。固然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导致这一情绪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敌人深入，国运艰难的时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切的，同志般的敌忾同仇、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我们间深切感情的基础。因此，《西南联大在蒙自》一书所征集文章还不只是个人当年雪泥鸿爪的一般回忆，而实为呈现当年时代史迹的纪录。
每当我翻阅这些书刊时，我眼前立刻浮现着六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穷凶极恶地蹂躏祖国大地，抗日烽火高烧，在动荡离乱的岁月中，敌机狂炸下，我们的学校在长沙、南岳、蒙自、昆明等地克服各种艰难，以“刚毅坚卓”（这四个字是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教学，勤奋学习，弦歌不辍的景象。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共计八年十一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九个学年。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局势中，那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三座久负盛名而各有其历史和校风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先生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中，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共同建立了西南联大；又依靠这三位常委的领导，在全体师生支持努力下，逐步克服了外部种种物资的匮乏，消除了内部某些分歧和矛盾，终于坚持了九年之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那么多优秀人才，这真是了不起！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全世界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郑天挺先生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越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坚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校风上，莫不如此。”我想郑先生这几句话可以认为是西南联大之所以取得光辉成就的一个很好的说明，也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这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校史》前言）。这也就是上面提及的西南联大精神。其实，西南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即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点许多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里都多多少少地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林语堂先生路经昆明（那时他准备到美国），参观西南联大并讲演，他很激动地对大家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这句名言一时传为美谈，确是一语道出了当时联大的景况。二十多年后，有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中文名字是易社强）有一天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一本《联大八年》，立即吸引了他，发现战时中国在西南角上居然办了这么一个大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便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短短八年中竟能培养出这样众多出色的人才？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兴致勃勃地多方搜集资料，访问了五十多位联大教师，两百多个联大同学；还不辞辛劳，远渡重洋，来大陆和台湾七八次，深入调查研究，终于花了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有七百多页的巨著《联大——在战争与革命中的一座中国大学》（后来是否仍用此书名，是否已正式出版，待考），这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曾对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请注意这句话中连用了五个“最”字）后来，一九八八年，他为了纪念西南联大五十周年，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愿意抄几句，且听听一位外国学者朋友怎样评论西南联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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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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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知识分子精英的荟萃，使联大顿时成为一所超级大学。……联大的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吸引了战时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个大学。由于联大师生无所畏惧地捍卫了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抨击了重庆的一党专制，联大获得了“民主堡垒”的美誉。……到一九四六年秋天，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回到原先的校园时，联大已为自身在中国现代史上赢得了光辉的一页。然而，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却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作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