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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是法家，而且还是个诗人。这个书还是挺难翻的。我们一下子也看不到曹操的戏了，就是这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给翻过去了。陈寿的《三国志》不是这样。唐朝的诗人都是歌颂他的，李白有一首“古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所以我们的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冯天瑜的那本我快看完了。他这本书联系实际，比较容易懂。最近，他有一篇文章，我还没看。他这个书联系实际，只有个别的地方有点差错。象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160）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江青
1976。10。01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补遗01：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关于贺龙问题的讲话
周恩来 江青 谢富治
1967。08。02 （下午）
总理：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江青：过些天看你们的体操和武术。体育界没人管，先叫戚本禹管一下。运动员都穿长裤子那不成了封建主义啦！
谢富治：现在北京热闹得很。
（一）有些学校学生回家，走，要做工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批判，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刘邓要统一，其它可以分工嘛，但不要分派。
（二）武斗要制止，北京不能发展。要打人民战争，群众舆论，不能只靠抓人。江青头几天跟我说地，“你要抓人！”所谓“老红卫兵”的越轨行动要反对。要搞好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
（三）中南海搭棚子就搭了。不过，（1）什么都成，但不能冲。（2）都揪刘邓要联合。钓鱼台、人民大会堂不能冲，我是授命讲的，不是我个人意见。
（四）江青同志看了些材料，叫我打个招呼，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要革命化，不要搞庞大的机构，官僚主义。大家要在头脑中夺“私”字的夺。
建工“老八一”贾健晚上被四个人袭击毒打，险些死了，要提高警惕。贾健是老造反派，有些人就恨这些人。我们不要打内战，给敌人可乘之机。
（当谢副总理听了有关流氓、小偷等坏人坏事后）请在座的同志学习最高指示。（讨论后）由我负责通知卫成区，再由工代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出人组织起来负这个责任。
外地的人要动员他们回去。我和戚本禹同志负责，大家帮助动员，但不能赶。
“红卫兵成都部队”是革命派，犯了一些错误，我和王力去四川都是这个观点。不要叫“二老产”，不能说是保守组织，要动员他们回去，北京要统一行动。
（在谈到毕业生问题时）要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参加大批判，关心国家大事。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 补遗02：江青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
1969。08。14
〖江青、周总理、谢副总理等接见文艺口同志，下为部分摘录〗
江青：有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五·一六”匪团问题。从“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姚文元：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
江青：这是很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什么样板团！有的根本不成其样板，乱七八糟，样板戏不等于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清队最不好，你们那儿可能就有“五·一六”分子。你们老老实实哪怕告诉我一个也好，也算向组织有个交待。现在有两个“五·一六”分子没有翻案，我保护他们，将来可能不给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他们打那样大的招牌，青年人很难……。当然，他们的口号很恶劣。“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摘掉，因为大凶恶了。这些敌人让他藏起来摇身—变，将来成了秘密组织。你搞民主党派可以，“五·一六”是秘密组织，搞颠复这是不允许的。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在文艺方面他们钻进来了。工、军宣队责任更大了。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这是保证样板的巩固，要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上、艺术上江青同志都很严。这个严是思想弄不好就要恢复了。这是我两年学了点。弄不好（样板戏）就要这样。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谢副总理：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补遗03：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 康生 江青
1970。01。24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人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