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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并问他们是否愿意看这件衣服，之后衣服立即被送到亨瑞奇那里进行检验。咖啡污点清晰地显示出了微量的番木鳖碱。一切都无可争辩，伊娃就是投毒者。
审判前消息传出，当地的人们对此案都极为关注，以致于法官决定在一栋露天舞场的临时建筑里进行审理。几百名观众都伸长了脖子听伊娃的无罪辩护。审判在1929年6月川日开始，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伊娃的律师表现出了极有说服力的辩护，他们找到了死者的第一位妻子，据她说，她曾经准备说服她的前夫打消自杀的念头，他还宣称要把自己扔到正在工作的粉碎机里。
审判之前，亨瑞奇要介入的消息也传了出来。而且传闻说，专家已经解决了这个案件。这些流言到处弥漫的结果，使伊娃的辩护团要求特殊法庭开庭。在法庭上他们宣布，他们的当事人希望做有罪陈述。通过这种方法，伊娃保住了性命，被判无期徒刑。
结论
爱德华·欧哼瑞奇辛勤工作切多年，毫不夸张地说，他解决了几百起案件。今天，尽管他的许多发言仍然很精彩，但是法庭上已经不再使用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成功。在才能方面，他和伯纳德·斯皮尔伯里相类似。伯纳德·斯皮尔伯里是英国和他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深受公众的尊敬，他们多次利用自己的才能改变了陪审团的意见。1958年爱德华·欧·亨瑞奇突然在工作中去世，享年72岁。
约翰·阿姆斯特朗
时间：1955年
地点：英国，戈斯伯特
意义：尽管药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社会效益，但也有不利的方面。
1955年7月22日凌晨，天蒙蒙亮，在朴次矛斯附近的戈斯伯特，有一位26岁的护士约翰·阿姆斯特朗打电话叫著名医生伯纳德·约翰逊，说她5个月的儿子泰伦斯病了，伯纳德·约翰逊大夫知道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妻子珍妮特很恩爱。但是，这两口子似乎命运不佳。他们的大孩子斯蒂温死于1954年3月，仅仅两个月后，他们两岁的女儿帕梅拉又突然得病。幸运的是，保住了性命。
当伯纳德·约翰逊医生来到她家时，孩子已经死了。尽管他没有怀疑这是一场拙劣的游戏，但伯纳德·约翰逊却难以查清死因。所以他通知了法医，在尸体上、婴儿的奶瓶及枕头上，都有前一天晚上的呕吐物，这些都送到了当地的病理学家哈罗德·米勒博士那里。
在死者的喉头，哈罗德·米勒发现了一块皱缩的红壳，就好像是月桂树浆果的皮，这种浆果是一种剧毒的果实，另外在胃内也发现了一些浆果壳。米勒用甲醛把浆果泡在烧瓶里。剩下的红色胃内容物放入另一个瓶内，他请求法医检验孩子是否吃过月桂树浆果。一位拜访过约翰·阿姆斯特朗家的警官，被这一幕悲剧深深地震撼了。然而，在约翰·阿姆斯特朗家的花园里有一棵月桂树，而且正在结果。阿姆斯特朗肯定婴儿车曾在树下停留过。
所有这一切符合米勒的看法。但是当他打开自己的冰箱时，他发现溶液中的浆果壳不见了，它被溶在了红色甲醛溶液里。在另一个瓶中的壳也溶解了，并且加深了已经是红色的胃内容物。假如这些是月桂树皮的话，就像他最初思考的那样壳是不会溶解的。米勒被这种变化迷惑了，他把两个烧瓶、枕头以及奶瓶都送到了当地的法医毒物实验室。他们的检验报告，并没有所提到的毒物——微量的月桂树浆果皮。惟一特殊的是发现了少量的玉蜀乘淀粉和一种叫曙红的红染料。
毒物？
米勒一边读报告一边思考，这样的混合物最可能存在于红色的凝胶素中，这种凝胶素包括药效很强的巴比妥盐酸和速可眠，这就意味这着是有预谋的下毒。大家都传说约翰·阿姆斯特朗家的生活非常拮据，这是众所周知的。设想一下，难道是夫妻俩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故意杀死自己的孩子。用盐酸巴比妥杀人，以前还没有这样的先例。米勒知道很少量的速可眠就可以致死婴儿。为了使他的这一发现更令人信服，米勒把三粒速可眠溶入死者胃液中，像他推测的那样，这些药物都还原成玉蜀黍和曙红了。
在这富有戏剧性的时刻，米勒把枕头以及其他检材都送到了警察局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苏格兰法庭科学实验室的主任尼柯斯督察，负责此案件的侦破，尼柯斯经常研究毒物的最小致死量，尤其是催眠药，因为这些药物几乎每家都有。在他工作经历里发现，只有最灵敏的仪器才能检验出这些药物。尼柯斯在实验室就可以进行这项技巧性的实验。甚至为了检验出残留在枕头上的1／15格比的速可眠，就要花费5天时间。他还从胃内容物里分离出1／3格比的速可眠。当侦探们去阿姆斯特朗工作的海军医院调查是否丢失过速可眠时，一位护士回忆到，有一次当阿姆斯特朗进入药房木久，柜子里的五粒速可眠胶囊就神秘的失踪了。
同时，警方对前几年斯蒂温死亡的情况进行调查。尤其是发现当时的死亡证明，是一位82岁的医生签署的，而这位老医生以前从来没有给小孩看过病。尤其是泰伦斯死时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如假题、脸色淡灰、呼吸困难，最后死亡。而两岁的帕梅拉突然病倒时，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如果不是因为用药治疗，也会出现同样的后果。
尼柯斯的报告结论：从婴儿器官内提取的速可眠数量可以推断，最初的药量是3到5粒胶囊，这样的剂量对于这么小的孩子足以致死。因为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杀人者，因此警方挖出了斯蒂温的尸体，阿姆斯特朗在现场观看了整个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过分痛苦的话，他推一的一句评论是：“已经到现在了，可能剩下不多了”。的确是这样，尸体的分解已经把残骸里所有的化学物质都破坏了。单独作案还是共犯？
所有见过阿姆斯特朗夫妇的人都认为是两人共同计划进行了谋杀。为了澄清两人中是否有人不在现场的可能性，尼柯斯需要知道一粒速可眠进入孩子体内多长时间生效，他发现，水精纤维素胶囊被吸收到胃液后，将导致玉蜀委淀粉膨胀，这样依次导致胶囊迸裂，里边的药剂进入胃内，有时胶囊迸开极快，药物会在9分钟之内被吸收。
但是，这对调查阿姆斯特朗夫妇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没有任何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两人持有速可眠，因而无法指控他们。警方现在能做的只是等待。
一年过去了，1956年5月24日，珍妮特·阿姆斯特朗提出和丈夫分居，当申请赡养令时，他们产生了矛盾，珍妮特列举了许多她丈夫滥用药物的事实。当赡养令被拒签时，官员们对失望的原告表示同情。这次经历使她很难过，于是她转过来指控她的丈夫，是她丈夫从单位把速可眠带回家，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两人都在家。两天后，孩子死了，他就命令她把所有的胶囊扔掉。她责问他：“你是不是给孩子吃了胶囊？”，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给孩子吃呢？她害怕丈夫报复，所以一直保持沉默。
珍妮特愤怒的揭发，并没有消除警方对她共同犯罪的嫌疑，4个月后，她和丈夫一同站到了法庭上，被指控为共同谋杀。结果在法庭上，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这时判决结果发生了改变，阿姆斯特朗被判死刑。当他的妻子走出了法庭时，已成为了自由人。一个月后，在法庭允许的范围内，她承认曾经给过孩子一粒速可眠，这使得她的丈夫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结论
速可眠在当地的毒物调查过程中没有被发现，而且在其他的实验室中，也逃过了实验人员的眼睛。值得强调的是，做为一名毒物学家必须研究各个方面的情况。因为人们木知道，下一种毒物将会是什么。
乔治·马克伍
时间：1978年
地点：英国，伦敦
意义：所有细节都表明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些细节所反映出的丑闻，却让科学家探究到了国际间谍活动的阴暗内幕。
作家乔治·马克伍于1971年从保加利亚叛逃，当时49岁，他带着反政府的观点来到了伦敦，通过BBC向他的祖国宣传他自己的观点，他的讽刺和批判性的言语，激怒了保加利亚当局。特殊的政府部门对他不会永远保持沉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1979年9月7日星期二，他们的希望应验了。乔治·马克伍正在滑铁卢桥上走着，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右臀部被刺扎了一下，他迅速转身，看到在他身后一名男子正挥舞着一把收拢着的雨伞。这名陌生人用很浓的口音低声地说了声抱歉，就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乔治·马克伍当时也没有多想。晚上，他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然后卷起裤子，他的妻子在他的右臀部看到了一块发红的刺伤痕迹。
第二天早晨，乔治·马克伍就发烧呕吐，住进了医院。用X射线照射他的臀部，虽然刺伤处已经发炎，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体温血压急速下降，脉搏突然升到160次／分。最奇怪的是，医院发现乔治·马克伍的白血球数量急剧上升，超过正常人的三倍。经检验，已经出现了败血症。过了周末，病人变得暴怒，且思维混乱。医生大量使用抗生素也没有改变他身体状况的急剧恶化。星期一早晨，他就死了。
尸检工作随即展开，警方把包括刺伤皮肤的切面，送到了伦敦秘密化学防御常备组织。在那里，国家毒物和神经药剂方面的专家大卫·高尔博士负责这起案件的侦破。在检查死者的人体组织时，最初，他发现的是一枚针头，但后来针头却变成了一个小的金属球，直径五．5毫米。他通过技巧性的处理，在尸体组织上以正确的角度钻了两个孔，其中一个小孔干净，另一个却被凝血组织凝住。这下，大卫·高尔彻底迷惑不解了。于是，他把检材送到了伦敦市警察局雷·威廉姆斯医生那里做进一步的检验，而他继续做乔治·马克伍死因的鉴定工作。
毒药丸
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这个药丸是由90％的铭和10％铱组成，它比钢的强度更大，而不容易被腐蚀。中波以上的电磁波无法透过，所以X射线看不到。专家认为，这颗圆球是被用来传输少量毒物的，剂量不超过两毫克，这颗致命的药丸，是被用气枪发火进人乔治·马克伍右臀部的。
然而，大卫·高尔小组却不能在尸体内部发现微量的毒物，留给他们的只有乔治·马克伍的症状。他们想，是什么物质能把一名身体健康、体格健壮的男性毒死？不久，他们否认了细菌或是病毒感染，也排除了其他毒物致死的可能，因为其他毒物要比所用的药丸剂量大得多。一个接一个的毒物都被排除了，最后只剩下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不仅可引起以上所有症状，而且很少剂量就可以致死。
蓖麻毒素是海星豆的衍生物，是一种比砷和氰化物还毒500倍的毒物。为了检验这一个理论，科学家们在波特顿镇给一头猪注射了蓖麻毒素，剂量相当于金属球携带的量，这头不幸的猪在24小时内就死亡了。它的器官和乔治·马克伍体内的器官一样，彻底遭到了破坏。
尽管有些牵强，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因为在乔治·马克伍体内没有发现任何蓖麻毒素，然而这却反而加强了怀疑。由于尸体体内自然生成蛋白的细胞破坏了蓖麻毒素，所以这种损害身体的毒物不在体内留任何的痕迹。侦探们成功的发现了杀死乔治·马克伍的毒物。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调查谁在雨伞后伸出了毒手。伦敦的保加利亚的大使馆的外交官们推委说，他们的秘密警察太荒唐了。但是，其他证据表明了这一切——一年前，在巴黎地铁站的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另外一名保加利亚人弗拉基米尔·科兹塔伍也被神秘的刺了一下，接着他就生了病，但是后来，他的身体奇迹般地恢复了。经过反复做工作，弗拉基米尔·科兹塔伍同意和一位警官合作。这名警官从他的肌肉里，找到了一块很小的合金物体，这块合金被送到了伦敦的法庭科学实验室，得到的结果正是雷·威廉姆斯所期望的，这个合金小球被鉴定和杀死乔治·马克伍的完全一致。因凶手失误，合金小球被注射到科兹塔位身上远离大血管的背部，所以他幸免于难。
结论
直到1991年，保加利亚才勉强承认，是他们的前任下令暗杀了几个保加利亚的反对者，其中包括乔治·马克伍。尽管他们答应做详细调查，但是他们还是拒绝透露具体作案人。
科学探案
作者：科林·伊万斯
微量物证
1910年，法国最伟大的刑事犯罪学家艾德蒙·洛卡德曾这样说过：“任何接触都可以留下痕迹”。朴实无华的几个字就为现代法庭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另一方面考虑，任何刑事犯罪的发生都涉及到物质接触和交换，一般犯罪人或者在现场留下痕迹，或者把现场的痕迹带走。留下或带走的物质中常有头发、纤维、沙粒、火药、皮肤的剥脱物、扣子、泥土等大量的物证。但是微量物证本身的特点是量非常的少，所以容易被忽略。但这些物证对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的勘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刑事技术人员一定要在每一处可能的角落认真的寻找物证，一旦发现要认真地标记，提取和记录，然后送实验室进行分析。
当然，收集的这些物证可能没有直接的效果。因为有一些物证用肉眼无法看到。这就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检验工具，例如手持放大镜，一提到放大镜就想到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形象。无论在犯罪现场还是在对物证的初检中，这个工具对侦查人员来说都非常的重要。还有显微镜的使用，使侦查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l609年，荷兰的镜头制作人发明了显微镜，尽管当时的显微镜简单，但还是可将微量物质放大100倍。后来人们发现需要更高倍数的显微镜才能解决问题。1924年，法国的物理学家路易斯·伯格勒斯首先提出了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研制，此仪器的研制需要20年的时间。它的工作原理不是利用光，而是利用一束很细的电子束或微探针进行扫描，产生电子放射，来反馈样品的轮廓信息，然后通过光放大及增强设备放大。可使物证放大150000倍，而目前法庭所需的放大倍数只不过10000就可鉴定。
这项技术在物证比对检验中极为重要，例如：油漆片、纤维、木质等的检验，同时也可以检验1／l00000英寸的样品。另外，扫描电子显微镜能提供法庭证据的显微照片。
技术人员面临的另一问题是物质成分的鉴定。1859年，有一项重大的突破。两名德国科学家罗勃特·威尔海姆·波恩森和加斯太沃·克切夫发现了自然电位摄谱仪原理，他们发现元素都有自己的特征谱线。物质被光线照射后，可能产生某种光谱，通过分光镜揭示出的一系列暗线，叫做吸收光谱。配合这项工作的仪器是分光光度计，是一种测量不同波长的光的强度的仪器，能鉴别出不同物质的各种存在方式。
当然，现代法庭科学的分析专家们使用的仪器和技术多得不胜枚举，这里不能面面俱到地介绍了。总之，每隔十年，就有新技术的诞生和仪器精度的提高，这样就大大缩小了追捕者和犯罪者之间的距离。
威廉·度
时间：1912年
地点：马萨诸塞州，林思
意义：人们是从这一轰动性的案件才开始认识显微镜检验的重要性的。
已经退休的70岁的肥皂制造商——百万富翁乔治·马昔，身中四枪，被抛尸公寓边的路基下，据调查乔治·马昔没和世人结仇。案件的杀人动机不明确，死者的钱包及金表没被动过，而且死者生前乐善好施——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给了慈善机关，捐献之前，他的家属都同意他的做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财产，所以他的死亡并不会给家庭带来好处。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12年4月11日的下午。法医检验结果：他死于当天晚上，现场除了有一颗连着编制布料碎片的珍珠灰色的外套纽扣外，没有其他的线索，此纽扣距尸体尺码。这个扣子可能是凶手的，也可能不是，总之，不找到相应的大衣，还不能断定它的作用。
有人提供线索，命案的当天，曾看到一辆小型的蓝色汽车停在乔治·马首家附近，一名寄宿的管理员回忆说曾租过一间房子给一个开过这类车的人，此人名叫威廉·度，他曾在窗户边架过一架双筒望远镜，并花大部分时间窥视乔治·马昔家后院。
另一名女房东提供的线索更有价值，她说她也租过房子给一名叫威廉·度的人，命案当天，此人离开房子时，扔下了一件所有纽扣都被换掉的外套。因为当地的法庭科学鉴定能力有限，于是把外套和纽扣送到马萨诸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