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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击队员的想法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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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作者：迈克尔·伍德（MichaelWood）埃克塞特大学（TheUniversityOfExeter）英语教授，''AmericaInTheMovies''和''Stendhal''的作者
出处：《纽约时报书评》1983年11月27日
除非有请愿书可签或者正为从政而奔波，美国作家们从来都远离政治。在最近几年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了：他们忙于照管个人花园里发生的离婚、孤独症和心理崩溃，无暇他顾。但是也有些例外，杰伊·坎特极其丰富而有力量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坎特将1960年代的政治和那些好战分子头脑里的想法转化成了一部探索奥秘的虚构小说。它的主题是切·格瓦拉，不是作为英雄，奇人或者魔鬼，而是一个历史的谜团：他的一生，只要还存在于历史中，就将一直不停地向革命者们，以及任何相信“要让世界变得可以接受必须有深刻变革”的任何人提出质疑。
使用暴力或者不使用暴力，怎样做，这些变革才有可能？难道压迫不是让压迫本身变得日益复杂世故？难道革命不是在迅速地复制旧王国，制造出它们自己的镜像版本？格瓦拉呼唤“两个，三个，更多个越南”，好像只有他的敌人们听到了他那套豪言壮语中多米诺骨牌正在倒下。我们总是被告诉要将拉丁美洲看作是一大捆的新越南，以至忽略了还有如墨西哥、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格瓦拉和我们的国务院，无意间通力合作推广了一个伟大的神话。可以这么推断出：格瓦拉死于他对那个叫玻利维亚的国度之独特性的无知无视。可以推断格瓦拉或许死于他对那个叫玻利维亚的国度之独特性的无知无视。
切·格瓦拉是一个阿根廷人，一个医生，终生受困于哮喘，一个拥有与身体不谐和的勇气，对自己和他人都严厉的男人。在坎特的小说中，一个战友说，他有“无穷的正直……在这种正直面前，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被冻结”。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遇到了卡斯特罗，随后他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游击队员，在1956年随卡斯特罗的小队伍挺进了古巴。两年后，在马埃斯特腊山区（theSierraMaestra），格瓦拉显示出了惊人的军事天才，接着，卡斯特罗的军队占领了哈瓦那，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倒台。
1965年，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之间的关系出现一场著名的冷却，然后格瓦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再次出现，是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他领导着一支游击队，袭击着军队的前哨，希图唤醒人民，又报希望于美国的干涉。因为美国的干涉将极其更大更普遍的抵抗，就好像越南。1967年，他被玻利维亚军队俘获，然后处死。他是苦痛的发言人，坎特小说的叙述人说：“跳出来看，切事实上只有一个观点，虽然它有无穷的变换形式，那就是：他的痛苦，痛苦本身，我们的欲求。”
《切·格瓦拉之死》提出了这个历史谜团但并没有给出解释。最后，我们知道，这是一本存疑之书。面对格瓦拉激烈的一生，面对他身后这个几乎没有改变的狂暴的世界，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屈服着绝望；自得自满；还是藏身于犬儒主义之中？坎特先生总结说，“你的嘲讽腐蚀的只是你，不是历史。让他的生命来审问你的。”
坎特先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熟读了庞大的格瓦拉文献库：日记、信件、回忆录、闲话碎语、传记还有史学家互相矛盾的陈述。他也熟识了格瓦拉的拉丁美洲，那里的山、城市街道、沉默的印第安人、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以及重大改革如何失败。他把这些熟读后的时空感受汇聚起来，并使得人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忘记这小说是一个北美人写的。阿根廷，1928年：孩子格瓦拉聆听他父母的交谈。这是一对搞政治的、喜爱争论的夫妻，在书中他们总会在不经意间浮现。他们每夜在餐桌上讨论世界问题，而他们不安静的孩子则绕着撒满报纸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在躺在粉刷过的石质地板上谈下，瞌睡着，聆听着。坎特先生创造出大量的细节，而广为人知的故事和大胆改写的事实交织在一起。比如这个：年幼的欧内斯特（Ernesto，格瓦拉的名字）吞下粉笔饮下墨水，以此向同学们证明这些物质并没有毒。再有：在小说中，格瓦拉的父亲，和格瓦拉一样是个医生，而他的亲生父亲，则先是个茶叶种植者、然后是建筑工人、政府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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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击队员的想法与著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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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格瓦拉只是一个革命旅游者。玻利维亚和秘鲁，1953年：格瓦拉，一个自任的甘地追随者，向他的朋友们宣讲非暴力，这些人有的怀疑，有的坚信，另一些则认定了其他方向。他和在拉巴斯的农业部长吵架。这位部长坚持印第安人在进入他的办公室前必须被喷洒敌敌畏，因为他们有虱子。他在玻利维亚感到失望，就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穿越安第斯山脉到了秘鲁。一年后他到了危地马拉，这里另一个革命即将开场。古巴，1956年：格瓦拉——已经服膺于革命暴力论——在一场糟糕的进攻中受伤，他背诵着波德莱尔和济慈的诗歌，撤退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区。玻利维亚，1967年：格瓦拉努力将他的游击队组织在一起、和一个农民市长争论。这个市长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承诺的“幽灵”类似于真实的安第斯山精灵，它是同一类魔法的产物。这类魔法讲授的是：没有什么会真的改变，任何东西都将返回。这种历史观对革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它比本地的官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更难应付。
《切·格瓦拉之死》融合了事实和想象。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确实是切最喜爱的诗人，但是他真的如同坎特先生说的，从尼赫鲁那里得到对济慈诗歌的欣赏品味吗？显然，坎特先生无意校对历史，而是试图进入历史深处。历史上的格瓦拉的确在那些时间在那些地方碰到坎特先生陈述的一些人物，另一些则是坎特的创造。他创造的还有小说中的对话，即将其中出现真实人物，它们只是可能被说出来的话。我们手持的这书不是一本伪造的格瓦拉传记，而是两种以虚构解释其生命之努力的结果。那就是：去想象；全面地去看——在表面显示出来的之外，去发现被隐藏的被暗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家的想象其实是一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解释的努力主要是小说中格瓦拉自己的，在他自己看来，他就是在现在和过去等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那个人。那是1965年，在反对卡斯特罗接受苏联援助的一个演讲后，格瓦拉被孤立在派恩岛。陪伴着他是瓦尔特·图略（WalterTulio），作为格瓦拉的同志、保镖和管家。瓦尔特曾经是个文盲，如今则是个精于撰写古巴革命的老手。格瓦拉已经向卡斯特罗请求通过他在玻利维亚发动一场游击运动的计划，在他等待卡的时间里，他撰写了一部很长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表面上看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练习，共产主义者说的“这是我应负的责任”，但读起来更像是一副作为年轻男人的革命者肖像。在回忆录中，格瓦拉总不免滑入虚构自己的轨道中。比如说，他虚造了一个快乐的童年，通过遗忘自己有四个兄弟姐妹，彷佛他是唯一的孩子。在他的叙述中，他的父亲死于一场手术，而事实上（真实世界中，以及坎特陈述的“真实世界”中）他活了下来。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就由这部回忆录、切在写作它时的想法以及他和瓦尔特之间的对话组成。这两个男人互相挑衅又互相安慰，他们的真诚友谊和怨恨以及怀疑交错在一起。瓦尔特责备切删除他兄弟姐妹以及伪造父亲死因的做法。“也许瓦尔特是对的，”切想，“我走得太远了。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写下去，我有了一种清晰的直觉：好像我已经获得了爱或者成功的策略。我能如何证明它的正确？……他的死恰好在那里，在故事的下一页。”瓦尔特责备地惊叫道：“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就是那样的。你的写作要求他和他的世界安置于此处。”那么，那个活着的父亲的要求呢？这个被重新排列了的世界呢？
解释的第二个努力，也就是书的第二部分，属于瓦尔特。在这时他已经成为格瓦拉记忆的容器，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他半是喜欢半是憎恨。在玻利维亚，他一直和格瓦拉在一起，他是五个幸存者中的一个。现在是1968年的五月，许多事情将开始然后结束。瓦尔特的叙述基于他自己在玻利维亚期间的日记，格瓦拉的日记（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还有队伍中其他人的日记。为了驯服这些不稳定的、难处理的材料，瓦尔特不断在叙述中加入注解，还有偶尔的、试图表示幽默的夸张姿态，好比是慕间的停歇，或者滑稽戏。瓦尔特写道：“今天，想起他的生命，我感到无法忍受。今天我感到，他的生命中没有一分一秒的欢愉在……他不听音乐。我也不认为切曾经看到过一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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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击队员的想法与著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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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瓦尔特也几乎不能忍受想起格瓦拉的死，他的死变成一部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中反复回放的场面。“不，我写多少次结局也不要紧；它还没完。”如果这部电影有名字，它当然是“切·格瓦拉之死”。是瓦尔特计算出来他们何以在玻利维亚失败的那道他所谓的“忧伤数学题”。格瓦拉的游击队已经给了玻利维亚军队以重创，已经动摇了政府，已经召来了美国。一切如他们所愿。但是在八个月的努力下，他们没有招募到一个本地人加入。人民没和他们在一起。瓦尔特叙述的格瓦拉是一个神授的、狂怒的领袖，一个独行侠革命者，历史抛弃了他，然后施以他一个令人同情又引人发笑的角色。
小说两部分都写得流畅而有智慧，但并没有尽可能发出多种声音。回忆录中格瓦拉的声音，几乎不能区别于在重建玻利维亚战役中的瓦尔特的声音。说瓦尔特偶然间提到他知道如何模仿格瓦拉的写作风格，并使让人心服的一笔，毋宁说只是一个诡计：事实上，他们用的就是同一种风格。所有关于玻利维亚战役的日记条目，尽管表面上出自好几个人之手，听起来却很相似。在书的后半部，当切在丛林中然后是山间遭遇捕获，字里行间有一种无助感在滋长，这是坎特先生被一个主题捕获。这主题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宣告，只靠着它那不易忘怀的、象征性的神秘继续走到书的结尾。这本小说带领我们走入的更多是格瓦拉的政治景观，而不是他的人格请深处。
坎特先生对条理和激情有着卓绝的操作力，它们常常潜伏于看起来沉闷的概念的背面。他亦在小说中说出自己的声音，这主要是经由三个被叫做“历史大事记”的章节。它们被分布在书的开始、中间和结尾，按年代顺序排列了20世纪的革命史。因为编年纪自身变成了一种介乎于噩梦和催眠曲之间的东西，所以历史开始看起来更像戏仿。
这不是一本革命者之书，这个格瓦拉变得如此尖锐如此顽固，以至于完全不讨人喜欢。但它在描绘拉丁美洲政治的错综复杂上的成就却令人心悦诚服。这是一部清晰的、富有同情心的著作，它没有忘记革命应该提出的问题是痛苦和需求。这是一个共情想象的惊人产物，它是一次复活，而不是一个纪念。
译者/Anti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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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之死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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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玻利维亚农业部长一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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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叙述人是格瓦拉自己，这大概是他的日记，当然是小说中的日记。地点是玻利维亚，时间是1953年，时格瓦拉25岁。
农民事务部办公大厅内光线昏暗，只有少许亮光穿过墙壁上方的小窗子泻进屋内。农民、印第安人，以及梅斯蒂索混血儿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他们的土地证。队伍从一个大厅延伸至楼梯井，拐个弯，下楼梯到另一个大厅，他们两个一排，整整五层楼道全部挤满了人。我们三人排成一路纵队，即使如此，也很难在人群中穿行。士兵们面对着群众，站在队伍的外围，手中端着木棍似的长枪。人们靠墙站着，看上去非常顺从，非常耐心。他们似乎并不抱什么希望。
排队的人们默不作声。
人们两个两个地向前运动，非常缓慢。许多印第安人赤着脚，但大部分人穿着凉鞋。他们沿着楼梯缓缓向下，发出低低的嘘声，像海浪，朝岸边退去，退去。
我们在一条漫无尽头的走廊里艰难地向前移动，不时地碰见沿着大厅往回走的农民，他们双手捧着一张小纸，耷拉着嘴角，一副茫然的模样。他们的脸上、衣服上满是细小的白色粉尘（农民革命把他们变成了幽灵）。一个身材矮胖的老人从我身边走过，他的头才抵到我的胸口。他右手握着一个扎着绸带的东西，左手拿着一张纸。他的帽子斑斑点点，像是撒了一些面粉状的东西。他看上去像个糕饼师傅。
“再上一层就到了，”索托从上面朝我喊着，语气里充满了鼓励。我的朋友们此时正站在我头顶上的楼梯平台处，他们个个气喘吁吁。我在他们下面的一段楼梯处停下来休息一下，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这里的空气实在是太厚重了。再上一层与他们会合，对我而言，仿佛是在肮脏、恶心的淤泥里面游泳。
我听见费尔南多在向索托打听，政府如何知道每一块土地的确切位置。他们的声音顺着楼梯向我飘落，他们的话语受到凝胶似的空气的阻挡，像来自遥远星球的光亮，过了许久才传到我的耳畔。我继续朝他们靠拢，但他们突然又往前走了。为什么不等等我？照这样下去，我永远都追不上他们。某种几何学的矛盾说法彻底把我击垮了。
索托解释说，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们又上了一段楼梯。政府还不知道哪些土地属于土改的范畴之内。土地拥有者可以随时申请重新分配，可以对土地的测绘提出反对意见。他还可以（他们拐弯了，我在后面追）向当地农委员提出对法令的抗议。他可以就这项决定向国家农业改革服务部提出上诉。哇，有这么多保卫民主的措施。他可以把此事提交给全体委员进行讨论。他可以（我们已经开始向下走，来到另一段阶梯，然后又沿着一段楼梯向上走。我在排队的两个印第安人身边停了片刻，他们朝墙边退去）上诉至共和国总统，上诉至帕斯本人。“因此，他们不可能知道现在有哪些土地可以分配。还要再上一段楼梯，下到下一个大厅。我朋友告诉我说，这项工作需要27年的时间。他们现在发放的不是契约，而是证书，以便让印第安人知道，一有土地，他们就有资格获得。这使得农民有一种参与土改的感觉。”他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加快了步子。我感觉头部轻飘飘的，胃里却十分沉重，仿佛自己拉着一个装满了呕吐物的小推车痛苦地朝大厅的尽头走着。费尔南多快要拐弯了，他的身体走远了，但与此同时，他却回头看着我。“你感觉怎样？”他的头在这样问我。
“我想吐。”
然而，费尔南多的脸追上了他的腿，它们一起消失了。
我跟着索托的声音前行。他的声音很和蔼，可以包容一切，是一种消化良好的声音。“总的来说，目前除去这件事情之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保证农牧场工人的工资。部长认为这个主意不错。给印第安人一些钱，将他们纳入国民经济的行列之内。他们因此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对商品产生渴望，他们也想要柔软的布料，结实的鞋子。这对民族企业家是一个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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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玻利维亚农业部长一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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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这种做法：引诱印第安人走进历史，这样一来，城市资产阶级就可能变得富有。查科回头看了我一眼，嘲讽地微笑着。他用细长的手指拍打着自己的耳垂。
“我想吐，”我说。
“当然，”他说着又走进了另一个走廊，也许又是同一个走廊，我不清楚。
在另一个拐弯处，队伍中一个梅斯蒂索人的脑袋异常抢眼。他身穿一件脏兮兮的衬衫，一条粗布工装裤。他站在一个木条箱上，右手握着一根粗大的黑色橡皮水管。皮管拖在地上，连接着他脚下木条箱旁边的一个银色抽水马达。马达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规律而且富有节奏。弯形的装置代替了飞轮，它像一个瘦高个的腿，按照一种神秘的模式不停地转动，我有些眩晕。我停下来休息，眼睛看着飞轮，我的病让自己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两个印第安护卫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来到木箱子旁边，排在下一个（我一定是走得太急了，没看见他们）。
站在箱子上的人拍拍老头的肩膀，示意他靠边站。他们僵持在那儿，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