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挖掘出这位老人，人们开始重新了解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那段故事。
在中央电视台建国50年大庆的电视专题片里，年过半百的刘连满流着泪说：没有登上珠峰是我一生的遗憾。
1960年的损失是惨重的，多人冻伤、两个人截肢。到1975年再次攀登时，第二台阶成了一个攻关课题。于是，有人提出了架梯子的创意。
现在，北京左安门内大街，中国登山协会的宿舍楼里，还能见到一个铝质梯子，安静地横在楼道里，和它一模一样的一个梯子至今还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680米的地方服役。
当年，这样的梯子做了很多，完成这个梯子设计任务的人是罗志升。
进过航校的罗志升当时任中国登山协会后勤部长，一提金属梯他马上想到了飞机制造，那该是最轻的材料。1974年的冬天，他找到航天工业部，被推荐去西安的国营红安公司寻求帮助。
把情况和工程师吴根喜一讲，很快有了图纸。按要求梯子的重量不能超过2．5公斤。制作时用了专门做飞机机翼的轻合金挤压型的材料。为了减轻重量，吴工在梯子两侧和横梁上钻了很多洞。
赶制出来的十几副梯子送到了珠峰，它们先在通过冰裂缝和小冰壁时发挥了作用。金属梯被连接4米长时能承重100公斤。
1975年，金属梯成为那一年的焦点。大本营通过望远镜关注着搭建金属梯的每个细节，当金属梯架设起来之后，大本营一片欢呼。
以后，每支队伍到达突击营地后首要任务都是看看第二台阶的梯子是否完好，并且加固绳索。1960年之后，每一个通过这个险关的人都是踩着这个梯子上去的，它的前身，是刘连满架起的人梯。
至今，设计了这个梯子的罗志升家里还珍藏着一张照片，登山运动员攀越第二台阶的一个场景，他没有到过那个高度，但他的设计帮助了无数的登山者，他为此自豪。
当然，罗志升肯定没有想到，当年为控制重量而钻出的那些洞挂住了王勇峰的冰爪，他因此而挂在了梯子上。
993年·珠峰·28小时的失踪1993年 珠峰·28小时的失踪（6）
用什么样的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王勇峰的妻子说
王勇峰后来已经无法回忆出挂在梯子上的细节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他对自己说：我得活着回去，必须活着。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7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7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三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我一头栽进帐篷，即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任何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有划着火。连口水也喝不成了，反正氧气救了命。
再说成功突击顶峰之后，西藏队员和台湾队员都于当天返回了7790米的5号营地，惟独不见王勇峰。
上山前，王勇峰进行了最后一搏的准备，把装备精简到最少，掂了掂报话机，一琢磨：死沉死沉的，也未必有用，干脆丢下。这样，大本营无法联系上他，整个世界也失去了他的音讯。
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
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们整夜未睡，守候消息。
天一开始蒙蒙亮，曾曙生和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就没离开过望远镜。
对于所有等待王勇峰的人来说，28小时，都仿佛是一同经历了一个走不到黎明的黑夜。
在山上，失踪24小时就意味着雪山有可能留下了她的儿女。可曾曙生就是不相信，王勇峰会回不来了。
北京在等他的消息，没有他的消息，谁也不敢通知家属。
曾曙生死死地盯着望远镜，让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当表针指向10点30分的时候，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上，一个晃动的小黑点出现在望远镜里。
这个时候，28小时已经过去了。
大本营哭声一片。“王勇峰活着，王勇峰活着。”人们哭着，喊着。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1993年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并非5月5日成功登顶的那一天，而是5月6日的10点30分。
王勇峰简直是死而复生。
他身上穿的那个橘红色的羽绒服被他看成是一个幸运的象征，贴了无数块膏药和胶布之后，还是他最钟爱的一件衣服，每年冬天训练攀冰的时候，他都会穿着那件羽绒服。
看到了山上晃动的黑点，人们的心更紧张了。在那样的高度，王勇峰能否安全下撤，成为一个新问题。大本营通知在4号营地等待的马欣祥，迅速上到5号营地，接应王勇峰下山。
4号营地在海拔7028米，5号营地却是在海拔7790米。马欣祥二话没说就出发了，实际上，这已经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了，7790米，是马欣祥1993年登得最高的地方，他没有想到自己是在挑战极限，惟一的想法是：把王勇峰接下来，一定让他活着下来。
山上的王勇峰不知道山下的一切悲喜，他集中了全部心力，为了一个目标：安全下撤。他回忆：
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决无力气再返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5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6日下午，刚一出5号营地的帐篷，王勇峰听见有人一声声喊他的名字，以为是自己在幻听。
突然，眼前一个人扑了上来，抱住他大哭起来。
定睛一看，竟然是马欣祥。
“你上来干什么来了？”王勇峰一脸茫然，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会有人上来接他。
马欣祥一听，又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把山下的情况讲给王勇峰听，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起来。
直到马欣祥见到王勇峰，大本营才正式通知北京：王勇峰安全回来了。
这时，已经是5月6日下午6点了，北京下了一天的雨。
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李致新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站在办公室里直转圈。
庆祝，一定要庆祝。他险些失去这个生死兄弟。
整整一夜，李致新没有睡，和几个朋友枯坐着，忍受着等待的煎熬。
他飞奔出登山协会，急着回家通知和他一样焦急的朋友们，连续两次，他都没有骑上自行车，摔了下来。
他相信自己的朋友不会有危险，可真的得到消息了，也实在难以克制兴奋的心情。
回到北京，王勇峰连家都没回，被直接送进了积水潭医院，右脚的三个脚指头严重冻伤，只有截去了。
这个30岁的登山家从此成了三等残疾人。
在中国登山队，很多队员都有严重的冻伤，尤其是早期的登山活动，装备的落后和登山途中的意外使很多队员都有冻伤，仅在1993年海峡两岸攀登珠峰的活动中，就有13例冻伤，中国登山队教练罗申因为在暴风雪中脱下了鸭绒手套系帐篷带而失去了右手食指，对于这个攀岩教练来说，手指比什么都重要。
进手术室的时候，王勇峰说，怎么比挂在岩壁上的时候还害怕？
他的妻子一直在一旁默默地掉眼泪。
她说：“用什么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
图片说明
■ 王勇峰凭着一只眼睛站到了珠峰顶上
■ 在加拿大攀冰训练的王勇峰
■ 1993年以前的五年间王勇峰的生活中心是两件事训练学英语
■ 沉着、勇敢、热情被王勇峰看做登山赋予他的三大财富。
■ 王勇峰失踪28小时回到珠峰大本营时，引来了哭声一片。
■ 王勇峰认定了一条原则：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就要做到豁达、开朗、有韧性。但没有想到，真的要经受这样的考验时也是需要勇气的。
■ 高山牦牛被登山者看做是忠实的朋友。
■ 在库拉岗日做高山协作人员的王勇峰和他的队友。
■ 每次翻看当年攀登的照片王勇峰都会疑惑地问自己我是怎么稀里糊涂地走过那些陡峭地形的
■ 1988年在南侧攀登珠峰的时候王勇峰就认识到一个登山信条丝毫的疏忽都会带来生命危险
■ 人们休息了，王勇峰还在分放装备。那一年充沛的精力总让他难以忘怀。
■ 第二台阶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地方
■ 1984年，王勇峰和李致新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跟随中国登山队攀登了玛卿岗日，他们登山的脚步从这里开始了。
■ 1960年，是刘连满（左一）用自己的肩膀把队友送上了第二台阶，但没有登上珠峰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右图上至下：首次从北侧登上珠峰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 海峡两岸登山队站在了珠峰顶上
■ 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台湾队员吴锦雄（中），把王勇峰接下来的马欣祥（左）
抱着王勇峰哭了一场又一场。
1995年·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 1995年 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1）
阿空加瓜峰 南美洲最高峰 海拔6964米
南纬 32度39分西经 70度
1995年1月9日12时5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这给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带来一个改动
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加拿大人兰迪的时候，我就怀疑他是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因为即使是在冬天，他也要把强健的肱二头肌露出来，摇头晃脑地要和人摔跤。1993年到1994年三年的时间里，他是在北京一所大学里教英语课的。
果然，他是一个让人不太放心的老师。当年的很多学生还记得这个“外教”，因为每次在课堂上不能提起“登山”二字，只要有了开头就没有了结尾，他可以把整堂课和课间休息时间都让给这个话题。他喜欢北京喜欢得要命，当时的梦想就是卖掉加拿大的房子在北京建一个攀岩馆。课堂上也总是要和学生们讨论这个理想，学生们一看和老师实在是话不投机，就给他介绍了李致新和王勇峰。
见到李致新、王勇峰那一刻，兰迪封存了自己的梦想，不建攀岩馆了，要和他们去登山。
2001年，我在北京一个吃烤鸭的小饭馆见到兰迪时，王勇峰指着他介绍：这是加拿大彪，兰迪。
因为兰迪的原因，他们南辕北辙
彪乎乎，是大连的一个俗语，形容人很鲁莽，天不怕，地不怕，被李致新引进了中国登山队。这个本来是贬义的一个词却在登山队备受欢迎，每个人都自诩为“彪乎乎”，还因此形成了一个“彪团”，在运动队，无论教练还是队员都以年龄排序，互称大彪、二彪、三彪……王勇峰是三彪，李致新是四彪，王勇峰尤其喜欢“彪乎乎”这三个字，连自己的女儿也被他叫做小彪乎乎。
登山队的老教练刘大义给了“彪乎乎”一个最好的诠释：没有点彪乎乎的劲头是登不好山的。
1994年，王勇峰给了加拿大人兰迪这样的解释：“彪乎乎”意味着特别勇敢，特别热情。兰迪爱死了这个词儿，非让大家从此也叫他彪。
一定要说说这个“彪乎乎”兰迪的故事是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谜底。那就是，1995年1月，李致新、王勇峰去炎热的南半球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的时候，为什么要先飞去寒冷的北半球的加拿大。
还要从1994年说起，兰迪一见到李致新和王勇峰就决定了要和他们去攀登阿空加瓜。当时，这两个人正在为经费的事情头疼，兰迪说他也不要教书了，回国找赞助去。
为登山的经费筹集和繁复的申请准备发愁，这是全世界的登山爱好者有着共同的困难。在日本，从事摩天大楼外墙清扫的专业人员中大多数是业余登山家，据说，这不仅是筹集登山资金的好办法，也是攀登悬崖峭壁的一种特种训练，无论是系绳的技巧还是臂力、腿力的锻炼，据说登山和擦玻璃原理相同。他们擦玻璃挣了钱去登山，登山回来再擦玻璃为下一次做准备。
对于这种烦恼，兰迪很熟悉，他一回国就寄出了100多封信，在漫无目标的等待中，加拿大航空公司回信了，他们愿意提供所有人员的优惠飞机票，但没有直飞的，要先到加拿大，再转机去智利。
北京这边也有了好消息，北辰体协拿出30万元资助这次攀登活动。在国内，企业赞助登山这是第一次，那个时候人们对登山的理解几乎是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吃这个苦，登山能得到什么？这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也是哪个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次和北辰体育文化公司的合作也是登机前几天才最后落实全部经费，长达9个月的筹款过程，一波三折，令人心焦的折磨让人难忘。
1994年12月3日，北辰体协南美登山队终于出发了。领队是北辰体协副会长白建强，三名队员：李致新、王勇峰、刘文彪。
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刘文彪跟随李致新和王勇峰采访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时是个随队记者的身份，而这一次，他是以一个新的身份出现的，正式队员。这个身份让他很骄傲，他在《踏遍艰险人已归》的系列报道里写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为此激动难眠，一心想成为第一个登上一座独立山峰的中国记者。
似乎每个采访过登山的记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是以一个观察者采访者的身份登山，但很快，他们难以自拔，要成为其中一员，成为一个真正的攀登者。当然，很难有人能逃脱这种命运。
“登山是一种甜美的苦役，”刘文彪总这么说，“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山就是为了等待我，而在那里历经沧桑几千万年。”他妻子冥子说，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登山了，刘文彪会拿出在山里用的头灯和冰镐，细心地抚摩着。随后，拿起雪杖，在家里煞有介事地一步一步走着，尖利的雪杖把地毯戳得满是印儿。冥子有句名言，被很多登山队员的妻子所引用，“为妻子的我是嫉妒山的。然与其嫉妒，不如和丈夫一起爱山。”
因为他们的这次攀登，
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从1995年开始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动
1994年12月28日，在兰迪的故乡，加拿大埃德蒙顿进行了三周的攀冰训练之后，白建强、李致新、王勇峰、刘文彪和兰迪及他的朋友达戈组成的登山队飞向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从这里进入阿根廷。他们飞行了18个小时，2万公里，经历了春夏秋冬。
阿空加瓜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南纬32度39分、西经70度00分，在智利和阿根廷的交界处，属于阿根廷，靠近智利，海拔6964米，是与珠峰遥望的西半球的最高峰。
和以往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一样，到达阿空加瓜之前，除了它的海拔高度，颇有名气的高空风以外，两位登山家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这一年，国内出版的地图上，南美洲的最高峰还是玻利维亚的汉科乌马峰，而不是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峰。即使是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也是如此——汉科乌马峰的标高略高于阿空加瓜。
出发之前，李致新和王勇峰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南美洲最高峰的分歧很早以前就存在，可到了1994年，世界上的认识基本统一：南美洲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