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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王勇峰的训练没有中断过，可李致新因为公务缠身，身体状况明显不好了。
1997年·厄尔布鲁士·失败的威胁1997年 厄尔布鲁士·失败的威胁（3）
在无尽无休的路线上，韩国人劝王勇峰：让他休息，咱俩登顶吧
6小时过去了，大缓坡总算是到了尽头，他们到了海拔5300米的位置：厄峰一、二峰之间的鞍部。此时，李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令人担心的事发生了，李致新出现极度疲劳。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迅速降低而死亡。
王勇峰给李致新做着工作：“千万别睡呀。”李致新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想睡觉。”
没有办法，王勇峰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睡20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两人身上所有保暖的衣服都给他了。李致新睡着了。
王勇峰在一边冻得来回跺脚，每隔5分钟就去摇摇他，以防他真的睡过去。
看着雪地上睡着的李致新，王勇峰突然感到了恐惧，如果他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去，该怎么办？王勇峰不敢想下去了。
20分钟一到，王勇峰赶紧把李致新叫起来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王勇峰没有同意，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
这时，一名韩国队员跟上来了。王勇峰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米高山适应吗？那人说，看他俩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王勇峰一听，心里算是有了点底儿，李致新真的走不动了，还可请韩国队员帮忙。
看着歪坐一边的李致新，那个韩国队员说，让李先生休息，咱俩登顶吧。王勇峰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一看王勇峰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
王勇峰开始和李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李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他建议王勇峰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米等着他们回来。
王勇峰没同意，心想，我登顶回来了，你在这里冻成了冰棍儿了。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怎么能撇下他自己去登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也难过，但看到这个时候李致新已经脱离了危险，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
正做着下撤的准备，李致新说，现在感觉好点儿了，是不是再往上走走？可这时候王勇峰已经没有了登顶的心气儿，想着李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就谢天谢地了。可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拒绝，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上迈去。
李致新体力的恢复让两个人都看到了希望，抬腿就走却忽略了一件事，李致新垫在身下睡觉的一件风衣被丢在了雪地上，王勇峰本来要把这件衣服留作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纪念的，却丢在了七大洲的第五站了。
攀登厄尔布鲁士最难的地段就是从5300米处到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度的大坡。30度的坡度对登山者来说，应该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经过李致新这么一折腾，王勇峰也开始感到疲劳了。让李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大可能，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若奇迹不出现，登顶的希望几乎没有。
每当他们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一把
李致新和王勇峰1983年参加登山以来，无数次的合作，都获得圆满成功，被登山界誉为“双子星座”、“登山福将”。
王勇峰经常爱引用一位登山家的话：登山的伙伴有时比妻子还重要。这也是他们20年的感受。登山中，对伙伴的信任是成功与安全的根本。登山最忌讳的就是和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一起登山，会带来无穷的问题和烦恼，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登山已经显示出了队伍简单的组合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王勇峰也总说，和李致新在一起登山我的运气总是特别好。在旁人眼里，他们确实是一对天才和汗水的组合，李致新的判断力与决策力无论是在登山过程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极其鲜明地显示出来，而王勇峰的坚忍和执著都是常人极难相比的。
当然，他们自己也总结了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当遇到艰难险阻时，“上天”总会帮他们一把。其实，更应该说，每一次都是他们的决心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感动了上苍。
也就在他们眼看着登顶的希望一步步远离的时候，眼前一亮。
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两位“苏联老大哥”，他们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果老大哥把最后300米路踩出来，他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他们的狼狈样，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上天又一次拉了他们一把。
跟着老大哥踏出的脚印，他们一步步向顶峰迈进。
大坡到了尽头，顶峰已近在眼前。
李致新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儿，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
6月10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6分，王勇峰手中的摄像机出现了李致新和两名俄罗斯人，一名韩国人，在欧洲的最高峰上，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高点上。
图片说明
■ 高山适应途中的王勇峰
■ 远远望去厄尔布鲁士总是那么迷惑人仿佛伸手可及
■ 中韩队员在进行高山适应。
■ 观察路线。
■ 突击营地是一个大碉堡一样的建筑。
■ 正是成功渐成泡影的时候，“苏联老大哥”（中间两人）如同神兵天将出现在眼前。
■ 在厄尔布鲁士顶峰上展开国旗的时候王勇峰眼睛湿了
■ 同以往一样顶峰上的李致新泪流不止对着镜头他说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上来的
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998年 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
乞力马扎罗 非洲最高峰 海拔5895米
南纬 3度东经 37度05分
1998年1月7日7时40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知道豹子为什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吗？
这是他们在非洲一直问自己的问题
山顶上白雪皑皑，山腰间白云朵朵，山下，辽阔的草原上象群缓缓游动。这就是美丽浪漫的乞力马扎罗。
1998年1月5日晨7时40分，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第六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一路上，他们都把这次非洲之行称为“浪漫之旅”。的确，比起珠穆朗玛峰，比起麦金利，比起文森峰，这座山自然环境好，攀登难度低，王勇峰总挂在嘴边的就是“ ｔｏｏ ｅａｓｙ （太容易了）”。然而，谁能想到，就是在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在顶峰，他们离死亡竟然只有一步之遥。
出发前，每个人都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
大家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么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
像接头暗号一样
1997年11月30日，北京飘起了第一场雪。怀柔水库的岸边很快就白色一片了。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就在这个有雪的岸边，是个半岛，一直伸进怀柔水库。
早上9点30分，李致新、王勇峰带着三个记者开始了第一天的训练。步行25公里，绕行怀柔水库一周。王勇峰说，能不能上乞力马扎罗就看今天大家走的怎么样。
三个记者里只有我没有进过山，张伟和潘燕生跟随中韩联合登山队攀登过西藏境内的穷母冈日（海拔7048米），算是有见识的了。
我们带了5瓶矿泉水、5个鸭梨，统统装进了王勇峰的小背包。他俩看起来特别兴奋，站在院子里不停地大喊：啊！乞力马扎罗的雪。
沿着大堤，大家边走边聊。那个时刻，突然想起了《阿甘正传》里的那句台词：他们像秤离不开砣，砣离不开秤。李致新不停说着逗乐的话，王勇峰认真地笑着，配合着李致新的笑话。
王勇峰是一个仔细的人，检查我们的衣服，鞋子，嘱咐我们把拉链拉开，感觉到冷了赶紧拉上去。我们三个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乖乖地站在那儿，让他检查。怎么穿衣服是我们学习登山的第一课。
出了登山队训练基地没有多远，看见路边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陷在沟里了。李致新大声问：“要帮忙吗？”那人摆了摆手，盯了我们一会儿，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我一下愣了，该怎么回答？王勇峰说：“走走。”继续前行，我还在想，真的，我们这是干什么去？该怎么回答？
一个多月以后，在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攀登路上，太阳猛烈地晒着我的皮肤，仿佛有哧哧的烤焦的声音传出时，我突然又被这个问题定在了路上：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自己。能回答的只有一个字：走。如同此刻，绕着水库，从起点到起点。
按计划，我们要走4个小时。因为有雪，走路变得诗意起来。走过一片浅滩的时候，李致新指着水面大叫：“快，拍一段，有倒影呢。”张伟和潘燕生忙扛起了摄像机。
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已经快10年了，电视记者跟踪采访这是第一次。这次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三人拍摄小组全程跟踪，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任张兴亲自带队，记录这两个中国人正在创造的纪录，还没有一个华人完成这个目标，登上七大洲最高峰。
在后来的电视专题片中，确实有这一片浅滩：他们的脚步越过浅滩，身影渐渐隐在雪花中，一行行字幕推出来：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为非洲之行做的准备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开篇的那段引子大家都会背了。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像接头暗号一样。
其实，关于海明威的小说，我们就对这段引子感兴趣，张伟他们设计在登顶之后，由两个人在顶峰上朗诵这一段，谁能想象，真正登顶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遥远的非洲，遥远的非洲最高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神秘的一个名字，以至于在一个月以后，报社的编辑把我从非洲发回报道的标题定为《我亲眼看见乞力马扎罗的雪》。真的，在很多人看来，亲眼看见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了。
我们舍近求远，没有从肯尼亚入境，
而是选择了达累斯萨拉姆
1997年12月27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我们终于站在了非洲红色的土地上，但乞力马扎罗还在80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我们好像已经走了一个世纪了。
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到乞力马扎罗是应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坐汽车到乞力马扎罗，乞力马扎罗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处，距离肯尼亚只有100公里。但我们却舍近求远了。
在北京准备出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到达的时间正赶上肯尼亚大选，局势动荡，使馆发来电报：请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到肯尼亚。这十几个字把整个计划改变了。那天，在李致新的办公室，我们趴在地图上开始找：还能怎么去？
当时，北京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路线有两条，北京——巴黎——达累斯萨拉姆；北京——阿姆斯特丹——达累斯萨拉姆，因为回来要去法国采访登山学校，我们选择了在巴黎转机，巴黎飞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还要在瑞士转一次机。预算又超额了，往返要19236元，而飞内罗毕是16000元。
似乎注定这个旅程要有挫折，12月26日早上，原来准备踏踏实实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的时候，10点钟突然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法航罢工，如果要坚持当天走，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机场。简直是仓皇出逃的架势，六个人从三个方向集合到了首都机场。
手忙脚乱赶到机场，行李又超重了90公斤。为大家送行的陈尚仁老先生忙得一头大汗。他在登山协会办公室工作，登山队的每次迎来送往都是他忙活，而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他也是每站必送。这一次的手忙脚乱让老陈忘了拍照。
四年后，说起这事时，老先生说，每次他俩走都要拍张照片，那时候，不敢说原因，其实是担心他们回不来，留个纪念，从乞力马扎罗开始，山越来越容易了，不拍就不拍了。老先生笑着说出当年的小心眼时，眼睛里满是泪花。
中午12点，ＣＡ933起飞了，飞了一会儿，大家才定下神。也忽然茫然了，前方实在渺茫，第一站是巴黎，之后是瑞士，再以后是达累斯萨拉姆，再以后是乞力马扎罗。无比遥远的起点。
坐在飞机上，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要开始这个体验了？
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作为笔者的我，也加入了登山的行列。需要说明的是，我去非洲很是侥幸。
中央电视台体育栏目的记者张伟是我爱人，1996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他们一认识就成了朋友，他很欣赏这两个人，也喜欢登山这个圈子，就把我拉了进来。1997年底，有了这次采访任务，他希望我也能参与这次采访，没想到，李致新特痛快就答应了，只要自己出钱，没有问题。和报社一讲，报社领导说，给你时间；钱，自己想办法吧。我也想不出办法，就找爹妈借了几万块钱。当时想，这样很轻松，就当是旅游吧。
当然，后来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初衷了，山上经历的一切让我恢复了记者的冲动，下山的第二天早晨，他们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写完了一篇通讯，当天传回了报社。
趴在非洲青草上写那篇通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居然就这样被山征服了，从此，没有离开过一步，接下去的采访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我和我爱人一样，是一个体育记者。
到今天，巴黎于我的记忆也还是灰色的，因为那漫长的等待。
巴黎的冬天阴冷而潮湿。我们住在城市的北边，一个新区，叫拉迪方斯，也叫新凯旋门。现在，北京正在建的ＣＢＤ常常和这个地方做比较，它也是巴黎的一个商务区，但比起北京的中心商务区显得冷清了一些。站在新凯旋门下，可以望见老凯旋门。
空旷的街道和连绵的雨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我们住在一个公寓里，每天的活动是去附近的超市买食品回来做饭。虽然凡尔赛宫去了，卢浮宫也去了，但大家总是高兴不起来。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人提起。也没有谁能说出什么，谁也说不清那个起点会是什么样子。李致新、王勇峰不知道，我们这些连雪山也没见过的人更是连该想点儿什么也不知道了。
只有在圣心教堂那一天，六个人找到了一点快乐。在圣心教堂和艾菲尔铁塔之间有一个小广场，每天傍晚，都有一些人在那里溜旱冰，他们从一个30度左右的坡上滑行而下，沿途设置路障，一路蛇行穿越，我们停在了路边做起了观众。他们一遍遍冲下来，跑上去，冲下来，跑上去。塑料路障不断被撞飞，围观的小孩子们极其崇拜地为他们捡回来，重新放好位置。王勇峰很快加入了这个服务队，像那些孩子一样，守着路障，不停感叹：真棒呀！他崇拜所有术业有专攻的人。在广场上，我们消磨了不少的时间，那会儿像是忘了身在异乡了，飞驰而下的年轻人让我们忘了很多事，忘了我们遥遥无期的起点，忘了我们在忍受等待之苦，忘了我们不可知的未来。
尽管巴黎的等待之苦刻骨铭心，但比起一年之后在印尼攀登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时的等待又算得上什么呢？
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998年 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2）
12瓶矿泉水让我们觉得丢人。
看见乞力马扎罗的时候，王勇峰要了啤酒
终于等到飞瑞士的那一天。六个人好像恢复了思维，开始琢磨在巴黎准备点什么。对于非洲的共同认识让我们决定：带矿泉水。法国依云牌矿泉水。这个在国内惟一了解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