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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三面环山，山谷下正对着的就是自由港，到了晚上，那里的灯光会把天映亮。周围的山都是严重风化的山包包，扎下营，顺着印尼向导指引的主峰方向，我们试着往里面走去。
十几分钟之后，沿着碎石坡路翻了两个山脊，在一座恢弘的岩石大山前我们惊呆了。
来之前，他们甚至没有一张查亚峰的主峰照片，巨大的绵延不断的灰色立体岩石山耸立在眼前，几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李致新和王勇峰在山脊上冲着山盘腿坐了下来。苍茫的暮色正从四周围拢上来，他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仿佛默默地和它聊着，这样看过去，连灰色的岩壁也温情了。
15年了，他俩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这样面对面地和山交谈，15年了，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也成了把生命互相托付的朋友。
高山反应袭击了每一个人
回到营地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不过才5点钟。坏消息来了，我们的装备还没有上来，山下的背夫在闹罢工。在这里，寻找背夫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大多数人不适于高山行走，我们的行装还要分装成15公斤一个的小包他们才肯背，当然，这样能给更多的人挣钱机会。到晚上8点钟的情况是：我们四个人只有一条睡袋和随身背上来的东西，一直到晚上9点钟，印尼登山协会的几个人才自己背上来几件行李。
到了大本营，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这支登山队的组成。除了印尼登山协会的5个成员，特种兵阿古斯，喜来登酒店的老板；还有自由港救援队的贝弗利，一个讲一口纯正美式英语，有着美国人名字的印尼小伙子，他是第一次登山。看来，穿过自由港也是有交换条件的，印尼登山协会要给自由港培训人才。
按照印尼登山协会的安排，我们四个人被分成两组。李致新、王勇峰和苏迪、厨师咖喱以及一个瑞士登山爱好者一组，作为第一突击队，他们6月23日突击顶峰，而穆特和厄共带领救援中心的贝弗利以及张伟和我，6月24日登顶。作为计划，李致新和王勇峰同意了。至于我们两名记者的安排，他们说要根据登顶勘察的情况再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头疼，睡不着觉。印尼队的帐篷里一直有人在喊叫。我们这边只有张伟反应良好，吃得香睡得好，这再次印证了王勇峰的那句话，在高山反应面前，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只是一个承受力和忍受力的区别。李致新这次的反应最奇怪，直到撤营，他还无法睡觉，在山上的四天里，他总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四天体重下降了4公斤。
6月22日，所有人在附近适应性训练一天，并在海拔4200米的山脚下修建了一个过渡营地，留了一些装备在那里，准备第二天的登顶。张伟当天就入住了这个营地，准备第二天的拍摄。其他人从大本营直接出发。
如果谁从查亚峰开始爱上攀岩，那是一点不奇怪的
6月23日凌晨4点，按计划，李致新和王勇峰准时出发了。
根据印尼方面提供的资料，一般的攀登者需要用十一二个小时登顶，按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实力，6到8个小时不成问题。由于午后有雨，会给下撤带来困难，因此按照惯例出发都在凌晨。
这一天的天气出奇的晴好。刮了一夜的风之后，满天星斗，甚至不用头灯就能辨认灰白色的小径。
其实，按照准备情况看，这一天是无论如何也不适于登顶的。首先是技术装备没有运到大本营。印尼登山协会和挑夫没有协商好，全队的2／3装备还在山下。王勇峰居然没有自己的睡袋和安全带。但印尼方面却打了包票，说上面根本用不到那些技术装备，按他们的说法，中国队坚持要带的一条50米的绳子都是多余的。实际上，这种轻率的态度为后来的突顶和下撤带来无穷的后患。
另一个不适于登顶的原因还体现在运输上。从矿区到大本营的5个小时是雨中行军，张伟只贴身带了一台摄像机和两盘磁带两块电池，其余的装备全部被用塑料布里三层外三层的装了箱，但在大本营等了两天，这只箱子也没有上来，手头的电池已经用完了。这意味着：七大洲最后一站将没有登顶的画面，这无疑是一个极大遗憾。
尽管如此，李致新和王勇峰还是出发了，因为天气太好了。天气是登山中的重中之重，况且，他们轻易也不愿意更改计划。
比起以往攀登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这次突击顶峰带上了铱星电话，虽然铱星电话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这次活动中却充分发挥了作用，无论是在营地还是在顶峰，它的信号都极其清晰，只是每隔5分钟，信号会消失一瞬间，我们都戏称它有高山反应。这是第一次，李致新和王勇峰在顶峰上向北京报告登顶的消息。回北京后不久，因为使用率不高，铱星公司放弃了这个系统，七大洲的第一次就这么成为了历史。
在晨曦中，李致新和王勇峰到了1号营地。
1号营地就在攀登的起点处，海拔和大本营区别不大，更像一个过渡营地。只需从1号营地沿碎石坡走上几十米，山势就陡然直升起来。站在这里，把头仰成90度可以看到那灰色岩壁的顶端以及顶峰，正对着的岩壁至少有600米。每日不断泻下的雨水、山溪把近80度的倾斜岩面雕凿出一道道锯齿形的裂隙，为密布的青苔提供了理想的落足之地。那岩面上被急流磨蚀的一条条水痕，绵延不绝，一直连到峰顶。用恢弘壮美形容查亚是不过分的。
李致新和王勇峰从1992年开始已经很少攀岩了，但这个独特而奇美的岩石山再次勾起了攀爬的冲动。说实话，如果谁从查亚峰开始爱上攀岩那是一点不奇怪的。这里的灰岩中含有丰富的石英，经雨水冲刷之后，石英裸露出来，具有极大的摩擦力，每一次踏出脚去都是一个牢固的支点，手上也是如此，雨水把灰岩冲刷成条、洞、棱，那支点是丰富而多变幻的，那种攀爬的感觉极其美妙。因此，在后来6月25日记者攀升到4700米被命令下撤时，心情是极其失落的。
6月23日清晨5点半，李致新和王勇峰就是在这样的愉悦攀岩中开始七大洲最后一站的冲击的。这个时候，晨曦照耀着锥形顶峰，熠熠闪光，引导着人们向上、向上。
印度尼西亚人把它叫做彭凯克查亚，即胜利之峰。位于岛的中西部，澳洲最高峰。西方人最了解它的是荷兰探险家简·喀斯特斯，并以此人的名字命名此山。
1962年希里查· 汉里首次登上了这座山，他写的书《我来自石器时代》告诉了我们关于攀登查亚和这个地区的情况以及他和达尼人在那里生活一年的经历。这座遥远的神秘的山对登山者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植被从热带到寒带的变化以及远古人类生活的变迁。查亚峰的登山路线是先沿着山脊走，然后翻过约500米的岩壁，最后沿着起伏的山脊走半公里之后就到达顶峰。
最难攀登的是一个20米深的裂缝，这个地方要固定绳索，用下降器下降，回来时用上升器上升，山虽然很陡，但用下降器的地方不是很多，因为整个岩石很坚硬，给攀登者提供了很好的摩擦力。
岩壁攀登者最难的地段为5．8级，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要求攀登者有基本的攀登技术和熟练使用上升器的技术。陡峭的地段必须固定绳索，是保证安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这里白天的温度是摄氏22度到32度，晚上12度。如果下午有雨，气温会降下来，接近查亚峰的时候山口气候多变，并且有下雪的可能。在接近顶峰的地方，温差在摄氏28—60度，一般是早晨晴空万里，午后有雨，大风也经常可见。截止到1994年、1995年，已经有18个人登顶。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6）
闯过第一个难关之后，李致新发火了
在愉悦的攀登中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之后、，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情没有出发时的愉快了，持续不断的攀岩极大地消耗着体力，最关键的是，装备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上升的速度。
出发前，据苏迪介绍，英国人曾在5月刚刚来过，山上有他们留下的绳子，尽管用别人的绳子是登山最大的忌讳，但装备不足只有用此下策了。而实际上，他们在山上连个新绳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利用的只有起步时的200米布满接头的绳子。李致新说，按查亚峰的情况，以中国人的登山习惯，至少要架设1000米的绳子，可第一突击队6名队员只有一条50米的绳子，倒来倒去，极其消耗体力浪费时间，并且6个人中还有两名新手，不要说修路了，连一些基本技术都不懂，完全是李致新和王勇峰修路、保护，领他们上山。
登查亚峰的第一个难关是一个20米宽的裂缝，从海拔4700米的地方望上去，云雾中一个“Ｖ”字清晰可见。这个“Ｖ”字下端是深不见底的裂缝。跨越这个裂缝只有先顺着一侧下降，下降到一个2米多宽的位置后跳过去，李致新说，跳的时候不能往下看，那样会丧失跳的勇气，但又不能闭着眼睛跳，因为跳的同时要抓住对面的岩石。
通过第一难关6个人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跨越之后横切的200多米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道路。苏迪只在1995年来过一次，找第一难关时就已经在路上浪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12点了，比预计登顶的时间推迟了3个小时居然还在找路！
李致新发火了，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苏迪及他的伙伴的轻率态度，并且提供了一系列错误信息，在山上，错误不仅仅意味着失败，更意味着生命的危险。在如此需要攀登技术和装备的山上，他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安全带，一个上升器，一个下降器，两个铁锁。当他们在山上用一条50米的绳子倒来倒去的时候，从北京带来的几十公斤重的技术装备还静静地躺在山下呢，一直到他们登顶后撤回才运到大本营。
李致新发火是不无道理的，一天之后，6月25日，第二组冲击顶峰时装备的不足险些造成不幸。
那天一直到深夜，也没有见到穆特他们登顶返回的身影，厨师咖喱守着一帐篷的沙拉、牛肉欲哭无泪。
那天下午1点30分左右，山上曾传来一声惊呼，只有一声，大家不约而同的说：登顶了。按李致新、王勇峰登顶的时间推测，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在顶峰上。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在跨越那个Ｖ字裂缝时耽误了时间，下午5点才登达顶峰，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根本寻找不到下山的路，整个夜晚是在岩石缝里抱做一团度过的。在查亚峰的攀登历史上是有过登山者遇难记录的，曾有两个印尼人冻死在山上，原因就是下山时食物和衣服不充足。顶峰最冷的时候温度可达零下摄氏10度。如果人的体温降到了34度以下，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在海拔4800米左右的岩石缝里，在零下摄氏4度的风雨中，穆特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等待天亮，直到清晨，听到阿古斯的枪声，他们才看到了希望。第一次登山的贝弗利说，这实在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而在山下，等待撤营的李致新和王勇峰把情况向北京作了汇报，北京指示：第一，推迟撤营计划；第二，积极投入救援工作。
看着闷不作声的苏迪，王勇峰自言自语了一句：“为什么还不通知救援中心呢？”
上山前，我们曾参观过自由港矿区的救援中心，这个中心有6个分中心，42个救援人员都是美国人培训的。他们的装备绝对一流：高能量食品，每袋418克，够一个人用六天的。但那些装备太新了，会让人担心他们是否会使用。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有三架直升机。王勇峰说：“让直升机在山上绕一绕，也让困在山里的人心理有个安慰呀！”当然，他忽略了一个问题：直升机一来就是15000美金的代价。
那个晚上是极其难熬的，王勇峰坐在炊事帐篷里，一支接一支地点燃蜡烛，摇曳的烛光指引他们返回的路线。
还好，第二天早晨7点准备出发的时候，山上传来了穆特的喊声，他们回来了。
从李致新和王勇峰出发开始，我和张伟就像两截木头望着山上发呆。此刻的过渡营地和1998年的突击营地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
1998年，在乞力马扎罗，李致新和王勇峰向顶峰发起冲击的时候，我们开始下撤，当时就想，快点走，他们那么快，登了顶再追上我们可就太丢人了。
到了3号营地，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也没看见他们的身影，就钻帐篷睡觉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他俩声嘶力竭地喊我们，跑出去一看，两个人一身狼狈正四处找我们呢。我们肯定没有想到，3年没下雪的乞力马扎罗也会有暴风雪，更没有想到，他们险些迷失下山的路。王勇峰带着嗔怪的语气说：“我们一到突击营地就四处找你们，连个影都没有，你们也不怕我们丢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对于雪山，没有任何的概念，对于攀登，更没有任何的感受。
但这次不同了，我们的行装中出现了“金嗓子喉宝”，这是王勇峰每次登山必备的。我们已经是一个队伍一个集体了，这是与1998年最大的不同。我们也了解了，这两个人居然都是平足，属于最不适合长途行走的人，他们也都有痔疮，登山队员的通病。在山上，别人忍受头疼的时候，他们还要承受难言之隐。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应该说，从他们身体条件来说，他们都不是天生的登山材料，在登山运动中，他们究竟在哪方面优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想来想去，他们的忍耐力是最为超人的。
就像美国一位作家所言，那些能够站在高山之上的人有三个共同点：自信心、大决心以及忍耐力。
坐在印度尼西亚依利安高原上，任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走。但我们的耳朵不放过山上的任何一个声响。直到两点，大雨如期而至，雨声淹没了所有的声响，包括风穿过灰色山峰的声音。
王勇峰简直不敢相信顶峰就在眼前了，还差几步走上去的时候李致新哭了
中午12点，他们又翻越一个20米多高的陡壁，之后是在山脊上一起一伏的行走。李致新说那山简直是用大片石垒起来的，无数个石尖无规则的竖立着，四周的云雾围拢上来之后，必须仔细辨认路，否则便是直线下降，降到不知何处去。
在这样的山脊中走到下午1点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50米的直壁前，这就是那个有名的5．9级难度的岩壁，来之前，对这个山的了解除了海拔就是这个岩壁，每个登过查亚峰的人都会提到它。互相保护之下，他们越了过去。随后是五六十米的冰雪和岩石混合地形。
即使是混合地形也不用担心脚下失足，因为气候的原因，冰雪是极其松软的，手依旧可以抓牢，脚依旧可以踩实，身体以80度的倾斜横移。下撤后，回忆那段横移，李致新说太像珠峰的第二台阶了，也是岩石上覆盖着雪，但又那么不同，这里的雪一触即化。
大约是13点20分的时候，一直埋着头走在最后的王勇峰听见李致新在喊：“快点上来。”抬头看去，他们正坐在一个石头尖上，王勇峰心想：要是顶峰就好了。他已经不敢相信顶峰就在眼前了，因为这个时刻来得太磨人了，相似的山脊走了一个又一个，相似的岩壁翻了一个又一个，找主峰找得让人心殚力竭了。李致新又喊：“快上来拍照。”王勇峰这才惊醒：顶峰真的在眼前了。这时候，周围的能见度只有15米。
顶峰是由犬牙交错的岩石塔尖一层层垒起来的，并排屹立在山脊上，很难辨认出它们究竟哪一个该是老大，好在离得不远，相距十几米。拍照的时候，李致新在镜头里找到了真正的顶峰，上面有一个金属纪念牌，它提醒着人们1981年的一桩事件：当时印尼一个登山爱好者向下滑降的时候坠下了山崖。它警告着人们，登顶只是成功的一半，只有安全下撤了才叫成功。
在离这三个塔尖还有几步的时候，李致新哭了。以前每一次在展开五星红旗的那一刻他都会落泪，这一次也一样，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再走几步便可以为11年的奋斗画上一个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