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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登山队在孔布冰川上架设了三十多架金属梯子，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发生。
4月6日，三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米的1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刹那间只见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幸运的是三个人当时未在塌陷中心，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拔腿就逃，总算拣回性命。
次日，1号营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遭灭顶之灾。
11日，在距海拔7400米的3号营地约二百米处，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坠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过了好久方被中国队员发现，放了根长绳下去把他拉了上来。
4月19日，南侧又出现恶劣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捱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
就这样熬到23日，天气终于出现转机，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坳，在海拔8050米处建起4号营地，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
南侧队急了，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攀高设营，另一路加紧运送物资，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
在运输物资的过程中，王勇峰认识了一个登山的准则：生死只是分秒之间。
第一次往8000米高度运输的时候，王勇峰背了一罐氧气，走了七个小时，终于到营地了，报话机里，南侧队队长王振华关切地询问第一次上8000米的王勇峰：“情况怎么样？”
报话机里一通喘息声：“到了，到了……哎哟……哎哟……”
大本营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在8000米的高度，高空风、缺氧是很容易造成意外的，报话机里传出的声音很让人担心。
大本营使劲呼叫起来，王勇峰的声音终于传来了：“我背上来的氧气瓶掉下山了。”
原来，眼看到营地了，他要靠在冰镐上休息一下，一哈腰，背上的背包带开了，里面装的氧气瓶如同炮弹一样从头顶上飞了出去。
望着氧气瓶冲下山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王勇峰半天缓不过神。这要是人滑坠了，不就跟这氧气瓶一样吗？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就是这么一恍惚呀。
后来，当了教练之后，他总要和登山爱好者们讲这段经历，他说，山上没有小事情，在生活中，忽略细节只会给生活带来麻烦，总有办法补救，但在山里就不同了，无论这个问题大小，都会危及生命的。
北侧突顶名单是在汽车里定下来的，每个人的名字斟酌再三
“勇士们，辛苦了！”写着红色大字的黑板面朝珠峰，面朝奔大本营而来的41名队员。4月17日，结束了第二次行军的队员们终于回到了家。
山上的一个月让李致新瘦了好几斤，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体力。大本营的饭菜每天都在换花样，炒鸡蛋、蒸鸡蛋羹、炖肉、蒸包子，还出现了李致新最爱吃的大葱大蒜。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次足球赛在这里举行。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
好像谁回忆这段时光都和吃和玩儿有关，大本营似乎沉浸在一个欢乐的节日里。但实际上，表面的欢乐之下，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焦虑。
第一、二次行军归来，队员们思索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现代登山史上这个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顶峰的名单之列？
这是1988年6月3日，七家媒体的记者联合写下了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在文中，有这样的语句：假如有人问你，什么事可以用“战争”两个字作比？我们想，那就是登山。因为它意味着风险、牺牲，但它又因此而具有荣誉感和使命感。
北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14个中方队员中12个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这显然是给了指挥部一个艰难的选择。最后一次拍板会改在了吉普车里。在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1988年的登山日记里，这一天的内容记了6页。
参加这次拍板会的人员有四个人：中方队长曾曙生、副总队长许竞、中方攀登队长宋志义、随队高山医学病专家李舒平。李大夫带上吉普车的还有一摞身体测试的结果。
开“汽车会议”的时候，队员们还都在各自的帐篷里休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决定会让几个指挥者那样的痛苦和谨慎。
每个队员的身体检测结果是确定突顶队员的基本依据。所以，最先发言的是李舒平大夫。有5个人被他列入了特殊名单：扎西次仁，第一次上山，在海拔7000米咳血5天，血色鲜红，有肺里出血的可能；多布吉，基本情况正常，但动脉血含氧量最低，74％，有脸肿、呕吐的现象；嘎亚，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动脉血含氧量也很低；加措，左侧膝关节负伤，有压痛感；李致新，综合检查还可以，左脚大拇指冻伤，负重挤压会加重伤情，近期上山有困难。
李大夫提供了一个队员实力参考名单，第一组：次仁多吉，罗则；第二组：齐米、开尊、加拉、达琼、孙维琦、李致新、嘎亚；第三组，扎西次仁、多布吉。
攀登队长宋志义发言了，所有队员的表现都装在他心里。他提出了突击队成员名单：第一突击队：跨越队员，次仁多吉，支援队员，李致新；第二突击队：跨越队员，达琼，支援队员，罗则。加拉、加措、开尊、齐米、嘎亚为预备队员。
对于李致新，宋志义说：“他的体测情况和我在山上观察的差不多，到了7028米之后，再看看他的脚的情况，不行，就换罗则。”
“汽车会议”的最终结果是确定4个突击顶峰的队员名单，到了7028米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调整。
当天下午，曾曙生向北京做了汇报。
李致新，你是要脚指头还是要登顶？
4月29日上午，所有的中方队员被召集到前进营地的炊事帐篷中，屏息着，倾听对讲机里来自大本营的声音。
果然，中方北侧的头号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任第一跨越的重任。从海拔7028米到8300米运输时，这位以六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的登山家镇住了三国队员。他在掌声中站了起来，挥了挥拳头。
接下来，曾曙生宣布了第一组的支援队员，他就是李致新。这三个字叫出来的时候，全场一片沉默。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曾曙生在问，声音低沉而严峻。
这也是大家沉默的一个原因。前两次行军中，李致新的左脚拇指冻伤感染了，医生诊断，再次行军就有坏死切除的可能，并有可能影响其他的脚指。
“我要登顶！”李致新声音不高。
这个问题，曾曙生已经是第二次问了，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有一天，李致新正和队友们打着扑克，在一旁看了他很久的曾曙生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你的脚指头？”李致新头也没抬，把手里的扑克用力摔了出去：“当然是要登顶。”
这个时候，曾曙生再次问了这个问题。
“李致新，到了8700米突击营地时，走不动了怎么办？”曾曙生又在清清楚楚地叫着李致新的名字。
“就是断了腿，我也要爬上去！”这一次，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了这句话。
曾曙生不间断地继续念下去：“突击顶峰的第二组人员是达琼、罗则。”所有名单中，排在第一的都是跨越队员，第二个是支援队员。话音未落，小加措哭了：“为什么不让我上？到了8200米我就不下来了，死也要上去！”
许多队员的眼圈都红了，小加措的父亲参加过1958年的珠峰侦察，出发前，父亲一再嘱咐他要完成任务。
“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就一次，希望第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下撤，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米的声音也哽咽了。去年集训临行前，他父亲病逝，母亲对他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呀！”
走之前，大齐米特意给母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母亲听到他的好消息。
“可是，如果我不能参加登顶，我母亲问我：‘齐米，登顶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让我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们的队员——被称为世界上真正一流的硬汉。风吹雪打，可以冻伤他们体肤，可以吹裂他们的嘴唇，但他们不曾为此说过一句委屈，而现在，为了那登顶的宿愿，他们像孩子般的哭了。”这是当年的通讯《伟大的跨越》中的一段真实的描述。
坐在一旁的李致新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从来没有想过，突顶原来是如此残酷的事情，1985年，攀登纳木那尼的时候，他曾经经历过这种残酷。
那次攀登实际上是李致新和王勇峰在登山生涯中一次最严峻的入门课，那一次，他们懂得了在登山中，什么比登顶更重要。
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中国登山队的领导说，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牺牲的精神。当时谁也没有理解这话的含义。
突击顶峰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李致新当时的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问题了。大家兴奋地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传来了命令：李致新，立即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李致新一下子蒙了，他说，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
从喀什坐了十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硬是拉着稀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米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要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李致新心里大骂：日本人连累了我，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得病的日本队员当时已经昏迷了，对待高山病，最好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迅速下撤，自然给氧。
于是，突击队员往上走，李致新和其他三个人开始把日本队员往睡袋里塞，人还没捆好呢，顶峰上的队员已经发出欢呼，在顶峰展队旗了。
把人装进睡袋之后，外面再罩上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这样，往下拖的时候，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也不会因为时间长了睡袋被雪浸湿。
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候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事情：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的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李致新每次回忆起纳木那尼都要说的一段话，那一次，他认识到了登山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就是什么比登顶更重要。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大本营对他们这些放弃登顶队员的评价：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
可现在，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面前，在人类现代登山史上最伟大的计划面前，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这毕竟不同于1985年的纳木那尼，这里没有伤员，这里没有意外，这里的12名队员都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
在他看来，所有有实力的人都会被编进突击队，只是早登顶晚登顶而已，没有想到，突击队员是这么的少，而他，是突顶队员中惟一的一名汉族队员。
在这个残酷的时刻过去了十几年之后，坐在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办公室里的李致新也要承认，当时确定突顶队员名单的那个场面确实是给他上了一课。
“那么多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就是代表小加措、大齐米他们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曾曙生嘱咐着四个入围的突顶队员。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8）
在海拔5150米的大本营，日方队长给李致新做了一个小手术
“汽车会议”之后，虽然突击队员的名单要等29日队伍上到6500米的突击营地之后才宣布，但大本营的一切工作围绕着登顶展开了。首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前两次的行军情况进行装备调整，登顶队员们的风镜全部换成了带电阻丝的大风镜，据说，雪打上去可以迅速化开消散，同时，每个人的照相器材也配备了起来。
李致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调整装备对象，他的雪套由半雪套调成了全雪套，半雪套是护在脚踝处，以防雪渗进高山鞋，而全雪套是护至膝盖，对于李致新的脚来说，防冻是第一位的。而等待出发的几天里，他的左脚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4月25日上午，日方总队长斋藤淳生钻进了李致新的帐篷。对于这位老队长李致新不陌生，当年在纳木那尼，斋藤先生就是总队长。斋藤问他：“听说李先生的脚冻了，能让我看一下吗？”斋藤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捧着李致新的左脚仔细看了看说，“做个小手术吧。”李致新一听慌了：“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行军呢？”“不会影响。”
1985年的时候，也是斋藤先生在山上治好了李致新的胃病，但就是这样，李致新也有些害怕，还有两天就要出发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不是太冒险了？他赶紧去找中方总队长曾曙生，垂着头，曾曙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斋藤说有把握就去做吧。
手术就安排在下午，斋藤队长的医疗帐篷里。一进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医疗帐篷，李致新的心放下了，四面都是顶到帐篷顶的药柜，中间是一个手术床，斋藤队长和他的助手已经等在里面了，如果不是外面吼叫的风似乎要把这帐篷撕裂，这里和正规的医院没有什么分别。
手术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块拇指大小的皮被割去，药棉塞进了伤口。呼啦啦的风声里，斋藤队长说了一句话：可以走了。
斋藤队长把每种药都向李致新介绍了一下，李致新问他：“我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怎么办？”斋藤拿出一个小袋子，“请你尽量不要用这个药。”李致新没有问那是什么，后来想想，估计是吗啡一类的东西。
斋藤淳生的治疗一直延续到山上，他在每个营地上都安排了一个给李致新换药的人，一直到7028米。三四次换药后，李致新的脚已经恢复了。
在中国人的攀登历史中，日本队始终是一个伙伴，在中国登山协会，会讲日语的人比会讲英语的人多得多，从1980年山峰对外开放起，日本队伍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和日本队联合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学到了很多东西。
北侧突击营地的两个主角都已含笑冰雪了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40℃，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
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也从1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2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槽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峰地区。“南侧出现了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3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他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北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