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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译本悼念波普尔教授；1994年9月17日下午我在他的终生挚友贡布里希教授家作客时惊悉这位皓哲于当日上午溘逝。
并以此译本悼念我的母亲；1994年11月22日1点遽闻噩耗，其时我正译完了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中那段关于生命价值的结语。
范景中稽颡敬识于1994年11月26日
在现代教育中，专业教育日益暴露出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心灵狭隘的缺陷。这个问题在艺术教育中也未能避免。我们所谓的艺术学院，通常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上，即通过艺术教育将学生引入精神生活。然而，它却往往忽略了为知识而奋斗或通过知识而解放的历史，忽略了科学观念的历史，甚至忽略了教育学生在理智上的诚实。结果，它导致了心灵的贫困和心胸的狭窄，甚至它导致了漠视价值的可怕倾向。
摆脱这种困境的途径之一，也许是恢复学院的一个古老传统——重新唤起对知识的惊奇感，唤起对书籍的依恋感；否则，知识就有停顿的危险。这就是编辑学院丛书的基本想法。因此，我们将下述引语作为丛书的书首箴言：
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驰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学院丛书种类不限，随排随印。第一辑五种，书目如下：一、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二、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三、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四、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五、巴克桑德尔，《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
范景中1996年9月
悼念波普尔教授
我们正沉痛地告别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荣誉的伴随者，他在上周六（1994年9月17日）经过了一段短暂的病痛后去世，享年93岁。他不愿意我们称他是“伟人”，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人类的弱点。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终生强调发现真理没有捷径，寻求个人和他人的幸福没有灵丹妙药；面对我们总是遇到的问题，解决它们的方式只能是试错法，自然本身是这样，科学也是这样。因此，寻求真理一定要从寻找错误开始，寻找我们自己的错误，也寻找别人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可能妨碍了人类的进步。因为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他相信人类在知识和福利两方面都会取得进步——只要我们倾听理性的声音，不要落入骗人的预言家的圈套。那些预言家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而实际上只在人间创造了地狱。我们不应该自认为有办法使人幸福，但是我们应该尽力地减少一切不必要的痛苦。我们不能宣称我们独占了真理，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一定会犯错误。每次与批评家争辩，只要它是公正的、真诚的，它就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真理。
这些话可能听起来谦虚，而且它们的确是谦虚地说出来的。但是波普尔的兴趣，不论是它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肯定使那些有幸和他接触的人感到震惊。他能够而且愿意讨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概率论、量子力学和遗传学，他能轻松自如地谈论这些学科，他同样能轻松自如地谈论观念史，特别是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和从开普勒到爱因斯坦的各种宇宙论先驱的思想。
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曾向他寻求政治智慧和洞见，他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奖励。但他从不希望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权威。他完全是一个不愿出风头的人，他把无限的精力投入工作，也同样以无限的精力关注我们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英国小说大师和伟大的古典作曲家的遗产。
他对道德和知识的热情，加上他的耳聋，使那些外人觉得他难以接近，但是，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我们大家失去的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同情心、关心别人和热爱别人的人。
贡布里希
附记：杨思梁先生和我于1994年9月17日在贡布里希教授家作客，看到这篇悼词，杨思梁看过两三遍后当即背出并记下。这篇悼词于9月22日在波普尔追悼会上宣读。中文系我所译，并经杨思梁校改。范景中识
作为序言的概述
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动物、植物，甚至单细胞机体永远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恶化。即便在睡眠时，有机体也在积极维持睡眠的状态：睡眠的深度（否则是浅度）是有机体积极创造的状况，它维持睡眠（否则使有机体保持警觉）。每个有机体都永恒地一心想着解决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产生于它自己对它的状况和环境的评价；产生于有机体试图去改善的状况。
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常常误入歧途，因为它把事情弄得更糟。继之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对解决办法的尝试——进一步的试错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甚至在单细胞有机体的层次上）为世界带来了某种全新的事物，前所未有的事物：问题和解决的积极尝试；评价、价值［values］；试错。
可以认为，在达尔文［Darwin］的自然选择的影响下，是最积极的解决问题者，是寻求者和发现者，是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形式的发现者，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每个有机体也力争稳定它的内部生活状况，保持它的个性——生物学家称其结果为“体内平衡”［homoeostasis］的活动，然而这也是一种内在兴奋，一种内在活动：一种试图限制内在兴奋的活动，一种反馈机制，对错误的一种纠正。体内平衡必须是不完全的。它必须限制自己。假如它完全成功，那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死亡，或者至少它的所有生命机能的暂停。活动、兴奋、寻求，对于生活，对于永不安宁、永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永久的寻求、希望、评价、发觉、发现、改善，对于学习，对于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永久的错误，对反面价值的创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达尔文主义教导说，有机体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它教导说，它们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的。但是在我看来，强调有机体在寻求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发明、改造新的环境，这要重要得多。它们筑巢、建坝、造起小山和高山。但是它们最重要的创造可能是改变了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增加了它的氧气含量，这种改变又是对日光可食的发现的结果。对这种取之不尽的食品供应和无数捕捉光线的方式的发现创造了植物王国；对植物可食的发现创造了动物王国。
我们自己是被独特的人类语言的发明所创造的。如达尔文所说（《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第一部，第Ⅲ章），人类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对心灵本身产生影响”。我们语言的陈述可以描述一种事态，它们可能是客观上正确或错误的。于是对客观真理的寻求才可以开始，即获得人类的知识。对真理的寻求，尤其在自然科学中，无疑被认为是生命在它对更美好世界的漫长寻求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好、最伟大的事物。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自然科学毁坏环境吗？回答是：没有！固然我们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但是，一切生物都犯错误。预见我们的行动的所有无意的后果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科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它的方法是纠正错误。
我不想没有谈一谈在我生活的八十七年的岁月中对更美好的世界寻求的成功就结束这篇前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次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出现了罪恶的独裁。尽管这一切，尽管我们遭到这样多的失败，我们却生活在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时期更好（因为它们更赞成改革）和更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进一步的改进是当务之急（然而增长国家权力的那些改进却常常导致我们所寻求的事物的反面）。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我们已改进的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存在的可怕的大贫困现在已经绝迹。（遗憾的是，在诸如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情况并非如此。）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的人过于富有。但是，如果有充裕的资源——和善意——与贫困和其他可避免的苦难斗争，那又为何使我们烦恼呢？
第二件是我们对刑法的改革。最初我们也许希望，如果减少惩罚，那么犯罪也会减少。当结果并非如此时，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集体，宁愿忍受犯罪、腐败、谋杀、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也不采取试图凭借暴力根除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骤，从而冒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的风险。（遗憾的是，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批评家指责我们的社会腐败，尽管他们也许承认腐败有时受到了惩罚（水门事件）。也许他们未意识到另一种情况。我们喜欢这样的秩序，它甚至对可恶的罪犯也保证充分的法律保护，若存在疑问，他们就不受惩罚。我们喜欢这种秩序，而不喜欢另一种秩序，在那种秩序中，甚至无罪的人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当他们的无罪已无可争议时也受到惩罚（萨哈罗夫＇Sakharov＇）。
然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也许还选择了其他一些价值。也许我们很无意识地应用了苏格拉底＇Socrate＇的极好的教导：“最好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1989年春于肯利
K R．波普尔
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寻求更美好的世界
我的讲演题目的前半部分不是我选择的，而是阿尔普巴赫论坛「Alpbach Forum］的组织者选择的。他们的题目是：“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我的讲演共有三个部分：知识、现实和通过知识对现实的塑造。第二部分论述的是现实，这个部分特别长，因为它作为对第三部分的准备包括了许多内容。
1．知识
我将首先谈知识。我们生活在非理性主义再次流行的时期。因此，我想首先声明，我认为科学知识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最好、最重要的知识——尽管我决非认为它是唯一的知识。科学的主要特征如下：
1．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
一个主要的实践问题的例子是医学与可避免的痛苦的斗争。这个斗争极为成功，然而它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无意结果：人口爆炸。这意味着另一个老问题又迫在眉睫：节育的问题。医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我们最伟大的成功正是以这种方式导致新的问题。
宇宙论中一个主要理论问题的例子是，如何进一步检验引力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研究统一场论。在理论翔实践上都很重要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对免疫系统的连续研究。一般地说，一个理论问题在于对未加说明的自然事件提供一种明白易懂的说明的任务和通过它的预言检验说明性理论。
2．知识在于寻求真理——寻求客观上正确的说明性理论。
3．它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人孰无过。一切人类知识都难免出错，因此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真理和确定性。人孰无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地与错误搏斗，而且意味着，甚至当我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确信我们没犯错误。
在科学中，找们犯的一个错误——一个差错－－本质上在于我们把不正确的理论看作是正确的。（远为少见的是，它在于我们把一种理论看作是错误的，尽管它是正确的。）因此，与错误、差错作斗争意味着寻求客观真理，尽一切可能发现和消灭错误。这就是科学活动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客观真理；更多的真理，更有趣的真理，更易解的真理。我们不能合理地以确定性为目标。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知识难免有错，我们也就认识到我们永不会完全确信我们没有犯错误。这也可表述如下：
有不确定的真理——甚至我们认为其错误的正确陈述—一但是没有不确定的确定事物。
由于我们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任何事情，简直不值得寻求确定性；但寻求真理却非常值得，我们主要通过寻求错误来这样做，以便我们能纠正它们。
因此，科学、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
当然，有人会问我如康德「Kant］所称的“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在他的主要著作中（884页），除去真理是“知识与客体相符”外（《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Reason］，第二版，第 82页及下页。’），他拒绝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回答。我要说与此十分相似的话：如果一个理论或陈述的内容与现实相符，它就是正确的。我想对此再补充三句话：
1．每一个明确地系统阐述的陈述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否定就是正确的。
2．因此，正确陈述与错误陈述恰恰一样多。
3．每个这样的明确陈述（即使我们不确切知道它是否正确）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否定。由此也可见，把真理等同于明确的或确定的真理是错误的。必须严格区分真理与确定性。
如果你被传到法庭作证，你就被要求说明真相「truth，在英语中与真理是同一个词。——译注〕。无可非议，人们认为你理解这个要求：你的供述应与事实相符；它不应受到你的主观信念（或别人的主观信念）的影响。如果你的供述与事实不符，你不是说了谎话就是出了错误。但是，如果你说了下面一番话，只有一位哲学家——一位所谓相对主义者——会同意：“不，我的供述是正确的，因为我说的真相不是指与事实相符。我遵照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意见，是指效用；或者遵照许多德国和美国的社会哲学家的意见，我说的真相是指被接受的事物；或者社会所提出的事物；或者多数人，或者我的利益团体，或者也许电视所提出的事物。”
隐藏在“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的后面的哲学相对主义可能打开了通向邪恶事物的道路，例如，用欺骗的宣传煽动人们去仇恨。那些代表相对主义主张的人可能大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应该并能够看到这一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到了这一点， La Trahison desClercs＇《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朱利安·邦达［JulienBenda」也看到了这一点。
相对主义是知识分子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这是对理性和人性的背叛。我认为，一些哲学家为之辩护的人们所宣称的真理的相对性源自对真理和确定性的观念的混淆，因为就确定性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谈论不同程度的确定性，即，谈论更大或更小的可靠性。确定性也在它总是取决于关系重大的事物的意义上是相对的。因此我认为此处发生的是真理与确定性的混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这一切对于法学和法律实践非常重要。“有疑问时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的警句和由陪审团进行审讯的观念表明了这一点。陪审员的任务是判断他们所面临的案件是否仍有疑问。凡是当过陪审员的人都会懂得，真相是客观的事物，而确定性却是主观判断的问题。这就是陪审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
当陪审员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个“约定”——这就称作“裁决”。裁决决非是任意的。尽其所知，凭着良心，努力发现客观真相，这是每一位陪审员的职责。但是同时他应意识到自己的可错性，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如果对于真相有合理的疑问，他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这个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从寻求真相到用语言系统阐述的裁决的过渡是决定的问题，裁断的问题。在科学中也是如此。
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一切无疑会使人们再次把我与“实证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联系。这对于我无足轻重，即使这些词语正被用作骂人的话。但是，使用这些词语的那些人不是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就是歪曲事实，这对于我却很重要。
尽管我赞美科学知识，我却不是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因为唯科学主义教条地维护科学知识的权威；而我却不相信任何权威，一直反对教条主义；我继续反对它，尤其在科学中。我反对“科学家一定相信他的理论”这一命题。就我而言，如E．M．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