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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客观。人类学家不是来自火星的观察者，虽然他常常自以为是，常常（不无热忱地）试图扮演这种社会角色；我们也没有一丝理由假定火星居民看我们会比我们看自己更加“客观”。
在这个方面，我想讲一个故事，无可否认，这个故事是极端的，但决非特例。尽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目前的场合中这一点却不重要：如果这个故事在你们看来是不可能的，就请把它看作虚构，看作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段来说明重要之点所随意虚构的例证。
几年前，我参加了由一名神学家组织的为期四天的会议，由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每个学科有一两名代表；我们共计八人。题目是“科学与人文主义”。在开始的暂时困难和以其高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尝试失败之后，大约四五位与会者共同努力，在三天内成功地把讨论提高到异乎寻常的水平。我们的会议达到了这样的阶段——或者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们都有正在相互学到一些东西的愉快感觉。无论如何，当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出人意料地发挥出他的作用时我们都沉浸在我们辩论的主题之中。
“也许你们会感到惊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在会上还一言未发。这是因为我是个观察者。作为人类学家，我参加这次会议与其说为着参与你们的言语行为不如说为着研究你们的言语行为。我一直在这样做。结果，我不总能够领会你们讨论的实际内容。但是像我自己这样研究了许多讨论的群体的人总会了解到讨论的话题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我们人类学家学着［（据我所记得的）这几乎是原话］从外部，从更客观的观点看这样的社会现象。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例如，一个或另一个人如何试图支配群体，他的尝试如何被其他人或者各自地或者联合起来予以抵制；在做过各种不同的此类尝试后，如何出现了等级秩序因而出现了群体的均衡，连同词语表达的群体仪式；无论充当讨论题目的问题看上去如何多种多样，这些情况却总是非常相似。”
我们聆听了我们的火星的人类学来访者所要说的一切，然后我向他提出两个问题。首先，他对我们讨论的实际结果是否有什么评论；其次，他是否看不出存在诸如可能有效或无效的非个人的理由或论点这种事物。他回答说，他必须全神贯注地观察我们的群体行为，因此不能详细领会我们的论点；而且，如果他去领会论点，他就会危及（他就是这样说的）他的客观性；因为他可能会卷入争论；如果他允许自己醉心于争论，他就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客观性也就完了。而且，他受到过训练，不去判断言语行为的字面内容（他常常使用verbal be－haviour ［言语行为］和verbalization［词语表达］这些术语），或者不把它看作是重要的。他说，与他有关的是这个言语行为的社会和心理功能。他继续说：“尽管论点或理由给你们留下印象，然而作为讨论的参与者，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事实，即通过这样的手段，你们可以相互留下印象，相互影响；当然尤其是这种影响的表征。我们关心的是诸如强调、踌躇、调停和让步之类的概念。我们从不真地关心讨论的实际内容，而只关心各个不同的参与者在充当的角色：关心戏剧性的相互作用本身。至于所谓论点，它们当然只是言语行为的一个方面，并不比任何其他方面更重要。可以清楚地区分论点和其他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表达，这种观念纯属主观幻想；关于客观上有效的论点和客观上无效的论点的观念亦然。最多可以把论点分为在一定的时间内某些社会或群体把它们作为有效或无效来接受的这样分类。曾在诸如目前这样的讨论群体中被接受的所谓论点在后面的一个阶段仍然还会遭到参与者之一的攻击或否决，这个事实也揭示了时间因素起着作用。”
我不想拖长对此事的描述。我想象，在目前的集会上没有必要指出，我的人类学家朋友有些极端的见解在其思想根源中不仅表明了行为主义的客观性理想的影响，而且表明了生长于德国土壤中的某些观念的影响。我是指哲学相对主义的观念：历史相对主义，它认为没有客观真理，只有对于这一时代或那一时代的真理；和社会相对主义，它教导说有对于这个或者那个群体或阶级的真理或者科学，例如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我也相信所谓知识社会学在我的人类学家朋友所仿效的教条的早期历史中起着很大作用。
无可否认，我的人类学家朋友在那次会议上采取了有些极端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尤其是如果人们稍加改变，就既非不典型又非不重要。
但是这个立场是荒谬的。由于我在其他地方详细地批评过历史和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还有知识社会学，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简短地讨论一下构成这种立场的基础的天真的、误入歧途的科学客观性的观念。
第十一个命题：设想一门科学的客观性取决于科学家的客观性，是完全错误的。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然科学家正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所偏袒，除非他属于不断提出新观念的少数人，否则，十分遗憾，他就常常极端有偏见，以片面和有所偏袒的方式赞成他自己的观念。几位最杰出的当代物理学家甚至建立了学派，形成对新观念的强大的抵抗力。
然而，我的命题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更为重要。它构成了我第十二个命题的内容。
第十二个命题：可被描述为科学的客观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评传统之上，这种批评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人们能批评占统治地位的教条。换言之，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结果，科学家中友好与敌对的分工的社会结果，他们的合作的社会结果，也是他们的竞争的社会结果。由于这个缘故，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使这种批评成为可能的整个一系列社会的和政治的环境。
第十三个命题：所谓知识社会学在个别科学家的行为中去看客观性，按照科学家的社会所在解释客观性的缺乏，它完全忽视了下面的决定性的一点：客观性完全依赖于批评这一事实。知识社会学所忽略的正是知识社会学本身——科学的客观性的理论。客观性只能按照诸如竞争（既有个别科学家的又有各种不同思想学派的）、传统（即批评传统）、社会制度（例如，各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刊物中的文章和各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出版者的出版物；会议上的讨论）、国家权力（即它对自由讨论的政治宽容）之类的社会观念来解释。
例如，诸如研究者的社会所在或观念形态所在之类的微小细节往往终究被这个过程所消除，尽管无可否认它们总在眼前来说起着作用。
所谓“排除价值判断”［Value freedom，此处也可译“价值自由”，以与后面的“自由”一词呼应——译注〕的问题，正像客观性的问题一样，可以用比通常自由得多的方式解决。
第十四个命题：在批评性讨论中我们可以区分这样一些问题：（1）一个断言的正确性问题；它对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关联性、趣味和意义的问题。（2）它对于各种不同的科学范围以外的问题的关联性、趣味和意义的问题，像人类幸福的问题或者国际的或者侵略性民族主义政策的，或者工业扩张的，或者获得个人财富的结构迥然不同的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消除这样的科学范围以外的趣味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例如在物理学研究中——消除它们，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消除它们，同样是不可能的。
可能的、重要的和给科学以特色的不是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趣味，而是要区分不属于对真理的探索的趣味与对真理的纯粹科学的趣味。但是，尽管真理是主要的科学价值，它却不是唯一的价值。关联性、趣味和种种陈述的意义对于一个纯科学问题的情境也是第一位的科学价值；诸如富有成效性、解释能力、简单性和准确性等价值亦然。
换言之，存在着那些纯科学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价值和那些科学范围以外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价值。尽管不可能把科学工作与科学范围以外的应用与评价相分离，但是，与价值范畴的混淆作斗争，尤其是在真理问题中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评价，是科学批评和科学讨论的任务之一。
当然，这是不能凭借法令一劳永逸地达到的，它反而仍然是相互的科学批评的持久任务之一。纯科学的纯洁性是可能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它是我们凭借批评不懈地为之奋斗——而且应当为之奋斗——的理想。
在系统阐述这个命题时，我说过从科学活动中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关于客观性情况也相似；我们剥夺科学家的偏袒性一定也会剥夺他的人性，我们抑制或破坏他的价值判断，也一定会毁坏作为人和作为科学家的他本身。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纯科学的理想，像纯粹对真理的探索的理想一样，深深地固定于科学范围以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固定于宗教的价值判断。客观的和“排除价值判断”的科学家不是理想的科学家。没有激情我们会一事无成——在纯科学中尤其不行。“热爱真理”这个用语不仅仅是隐喻。
因此，不仅客观性与排除价值判断对个别科学家来说实际上是达不到的，而且客观性和“排除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价值。由于排除价值判断本身是一种价值，因此对无条件的排除价值判断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异议不很重要，但是应当指明，如果我们把暴露价值的混淆，把真实性、关联性、简单性等等纯科学价值问题与科学范围以外的问题分开，用这种要求（它应当是科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取代对排除价值判断的要求，这种自相矛盾就会自行消失。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简洁地展开这个命题，即科学的方法在于问题的选择和对我们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试探性的和暂时性的尝试的批评。我试图用两个人们频繁讨论的社会科学中的方法问题为例进一步表明，这种对方法的批评性取向（如可以称呼的那样）导致了十分合理的方法论结果。但是，尽管我谈了一些认识论，谈了一些知识逻辑，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说了一些批评的话，我至此实际上对我的题目，社会科学的逻辑，却只做出了很小的积极的贡献。我不想耽搁你们，来讲述我认为把科学方法至少十分近似地与批评方法相等同的十分重要的原因或理由。我现在倒想直接转移到一些纯逻辑的问题和命题。
第十五个命题：纯演绎逻辑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批评的工具。
第十六个命题：演绎逻辑是逻辑推理的有效性的或者逻辑后承［consequence］的关系的理论。逻辑推理的有效性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如下：如果有效推理的前提是真实的，那么结论也一定是真实的。
这也可表达如下。演绎逻辑是从前提「premisses］到结论［conclusion］的真理传输的理论。
第十七个命题：我们可以说：如果所有的前提都是真实的，而且推理是有效的，那么结论一定也是真实的；所以，如果在有效推理中结论是假的，那么不可能所有的前提都是真实的。
这个琐细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达：演绎逻辑不仅是从前提到结论的真理传输，而且同时也是从结论到至少一个前提的假理再传输。
第十八个命题：这样，演绎逻辑成了理性批评的理论。因为一切理性批评都采取这样一种尝试的形式，即要表明可由我们正试图批评的断言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如果我们成功地由一个断言合乎逻辑地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那么就可能认为对这个断言应予反驳。
第十九个命题：在科学中，我们是以理论为工作对象，也就是说，以演绎系统为工作对象。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一种理论或者一种演绎系统是进行说明的尝试，因此是解决科学问题的尝试。第二，对一种理论即一种演绎系统可以通过其结果进行理性批评。因此它是尝试性解决办法，它要经受理性批评。
关于作为批评推理工具的形式逻辑就谈到这里。
我在这里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可以简明地阐释为：真理的概念和说明的概念。
第二十个命题：真理的概念对于这里展开的批评性取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批评的是对于一种理论是正确的宣称。我们作为一种理论的批评者试图表明的显然是这个宣称是没有理由的：它是错误的。
没有调节的真理观念就不能理解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的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任何错误都只在于它未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即我们的客观真理的标准，这是我们的调节观念。
如果它与事实一致或者与事实相符，或者事物如命题所描述，那么我们就称一个命题为“真”的。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真理的绝对或客观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经常使用这个概念。这种真理的绝对概念的成功恢复是现代逻辑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这句话意味着真理的概念曾遭到了破坏。确实，破坏真理概念的名誉正是产生我们这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相对主义的观念形态的动力。
我倾向于把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I－fred Tarski］对真理概念的恢复描述为现代数理逻辑最重要的哲学结果，原因即在于此。
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讨论这个结果；我只能十分武断地说，塔尔斯基成功地对陈述与事实的一致何在的问题提供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简单、最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是过去正是由于没有希望能解决这样一项任务，导致了怀疑论的相对主义——及我确信我在此无需详细阐明的社会后果。
我使用过的并可能需要阐释的第二个概念是说明＇expla－nation＇的概念，或者更确切些，因果性说明的概念。
纯理论的问题——纯科学的问题——总是在于发现一种说明的任务，对一件事实或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性或一个值得注意的在规则之外的特例的说明。我们希望说明的事物，可称作被说明项［explicandum」。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办法即说明总是由一种理论、一种演绎系统所组成，它允许我们通过在逻辑上将其与其他事实（所谓初始条件）相联系来说明一个被说明项的过程。充分明确的说明总是在于指出被说明项是从某些初始条件所加强的理论中得出的逻辑推导（或者可推导性）的过程。
因此每个说明的基本逻辑图式由一种逻辑演绎推理组成，其前提由一种理论和一些初始条件组成，其结论即被说明项。
这种基本图式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应用。例如，可用它表明特设性假说与可独立检验的假说的区分。更进一步——你们也许对此更感兴趣——可以用一种简单方式逻辑地分析理论问题、历史问题与应用科学问题的区分。这表明理论的或者订立普遍法则的［nomothetic］科学和历史的或者表意文字的「ideo－graphic」科学间的著名区分有着完全合乎逻辑的正当的理由——假如人们认为在这个上下文中“科学”意味着对一组明确的、逻辑上可辨别的问题的关注。
以上是我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逻辑概念的阐释。
这两种概念，真理的概念和说明的概念，都导致了以后的概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们对于知识逻辑或者对于方法论也许更加重要。这些概念中第一个是接近真理的概念，第二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能力或者说明含量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纯逻辑概念，就是说，它们可以借助于一个陈述或者一个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即一种理论的逻辑后承的类别——的纯逻辑概念来界定。
它们都是相对的概念。尽管每一个陈述都仅仅是真或假，然而一个陈述可以比另一个陈述更接近真理。例如，如果第一个陈述比第二个陈述有“更多的”真的逻辑后承，“更少的”假的逻辑后承，就会如此。（在此假定两个陈述的后承集合的真的和假的子集合是可比较的。）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表明为什么我们正确地设想牛顿的理论比开普勒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与此相似，可以表明牛顿理论的说明能力大于开普勒理论的说明能力。
因此我们在获得一些逻辑概念，它们构成对我们的理论的评价的基础，并允许我们富有意义地谈论科学理论的前进或倒退。
关于一般知识逻辑就谈到这里。尤其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我想再提出几个命题。
第二十一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