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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已声明支持西方文明，支持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我会很快返回到我的文化冲突的题目上。但是首先我要很简短地提及一个可怕的异端邪说，十分遗憾，它仍然是这种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成分。我是指民族主义的可怕的异端邪说——更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仍然常常得到拥护、貌似一种道德要求的学说，即国家的边界应与该民族居住地区的边界相一致。这个学说或要求的基本错误是这样的假定，即种族或民族先于国家——很像树根——作为自然单位而存在，这些自然单位应当相应地被国家占据。实际上它们是被国家创造的。
必须把这个完全无法实行的要求与对于保护少数民族的重要的道德要求相对比：这个要求是，应当保护每个国家的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少数民族不受多数民族的攻击；当然包括由于肤色、眼睛颜色或头发颜色而不同于多数民族的那些少数民族。
与完全不现实的民族国家的原则不同，保护少数民族的原则尽管不容易实行，然而似乎多少是可实行的。我在自从1950年以来对美国的多次访问中在那个地区目睹到的进步比我认为可能的要巨大得多。不同于民族性的原则，保护的原则十分清楚是一种道德原则，例如正像保护儿童的原则一样。
为什么民族国家的原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实行，是极端荒谬的，尤其在欧洲？这个问题把我带回到文化冲突的题目上。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欧洲的人口是大迁徙的结果。远古以来，一批又一批人从中亚的干草原潮水般涌来，在亚洲南部与东南部，尤其是分出的西部半岛——我们称之为欧洲——与早期居民相遇，然后分散到各处。结果是语言、种族和文化的拼合物：一片混乱，可能无法理清。
比较而言，语言是通过这片混乱的最佳向导。但是，有一些或多或少本地的或自然的方言和相重迭的书面语言，它们本身源自被美化的方言，例如像荷兰语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其他语言，例如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是暴虐的罗马征服的产物。因此，十分清楚，语言的混乱不会是通过种族混乱的真正可靠的向导。对姓氏的考察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在奥地利和德国许多斯拉夫人的姓氏被日尔曼姓氏所取代，以致许多痕迹已被完全遮盖——因此我认识一个叫博胡沙莱克「Bohuschalek」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成了博林格［Bollinger］——斯拉夫－日尔曼同化的痕迹却比比皆是。尤其是，名字以－off或－ow结尾的德国的众多贵族家庭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斯拉夫人的后裔。然而，这并未给予我们关于他们的种族来源的任何进一步线索，尤其就贵族家庭而言，对他们来说，与更远方的人结亲是很自然的，他们与农奴完全不同。
但是，现在民族主义的狂妄观念主要在哲学家卢梭、费希特「Fichte］和黑格尔的影响下，无疑也作为对拿破伦战争的反应的结果在欧洲混乱中出现。
当然有民族主义的先驱。但是，罗马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不是民族主义的。这些古代文化各自都作为地中海和近东的不同文化的冲突的结果而出现。这也适用于希腊文化，它很可能对我们现今的西方文化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我是指自由的观念、民主的发现和最终导致现代自然科学的批评的、理性的态度。
甚至流传给我们的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是文化冲突的雄辩证明；实际上，这种冲突是它们的实际主题。然而同时它们证明了一种既是理性的又是解释性的态度。实际上，荷马史诗的神明，其确切功能是用一种可理解的心理学理论解释在其他情况下难理解的事物、无理性的事物（例如阿喀琉斯［Achilles］和阿伽门农［Agamemnon］之间的争吵）：即，按照这些很有人性的神的利益和卑劣的妒忌来解释——这些神显然具有人类的弱点，有时也受到批评性评价。战神阿瑞斯「Aries］尤其糟糕。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对于非希腊人，至少都像对于希腊人、亚该亚人一样同情地对待，这是很重要的。
这种批评的和开明的态度又出现于在希腊人争取自由反对波斯人进攻的斗争影响下最先赞颂自由观念的那些作品中，尤其是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的作品中。与高贵的波斯国王们的臣民们所忍受的缺乏自由相对照的不是民族的自由，而是个人的自由，尤其是民主的雅典人的自由。在这方面，自由不单纯是观念形态，而是使生活更美好、更值得度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都是作为这些西方和东方文化、自由文化和专制文化的冲突的见证人而写作的；他们都证明这种冲突的有启发作用的影响，它导致了人们对自己的文化的有意识的和批评性地隔开一定距离的评价，从而导致对传统神话的理性和批评性评价。在爱奥尼亚（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这导致了批评性宇宙论，导致了关于宇宙体系的结构的批评性思辨理论，最终导致了自然科学，对关于自然现象的真正说明的探索。可以说，自然科学是作为对关于自然的神话式说明的理性和批评性态度的影响的结果而产生的。我谈到理性批评时，是指从真实性的角度来进行的批评：从“这是真实的吗？”和“这会是真实的吗？”的问题的观点。
通过探究对自然现象的这些神话式说明的真实性，希腊人创造了导致自然科学产生的理论。通过探究关于史前期的神话传说的真实性，他们导致历史研究的开端。
但是，被正确地称作历史编纂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前辈。是他实际发现了文化冲突的批评和启发的性质，尤其是希腊、埃及和米底－波斯［Median－Persian］文化间的冲突。
此刻我想引用希罗多德历史著作中的一段轶事，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希腊人与近东的居民，尤其与波斯人的军事和文化冲突的历史。在这段轶事中，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个极端的、相当可怕的例子表明，一个有理性的人必须了解，甚至最初他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情也可能受到怀疑。
希罗多德写道（Ⅲ，38）：“有一次，当大流士做国王的时候，他召来他王宫中的希腊人，问他们要多少报酬就会准备吃掉他们逝去的父亲的尸体。他们回答说，无论什么，绝对地无论什么，都不会诱使他们这样做。然后大流士召来卡拉提耶人＇Kallatier＇，习惯于吃掉父亲尸体的一个印度民族，当着有一名翻译供其支配的希腊人的面问他们，需要多少报酬就会同意把亡父火葬。听到这个问题，卡拉提耶人发出恐怖的尖叫，恳求他甚至不要说这种亵渎的话。世界就是这样。”
在向他的同时代的希腊人叙述这件轶事时，希罗多德不仅想教导他们尊重异国习俗，而且想使他们能够批评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自己显然通过这种文化的对峙学到许多东西，他希望与读者共享这个经验。
习俗和传统神话中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深深吸引了他。我的假定和猜想是，正是这些不同点解释了那种批评性的和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他的一代人和对后来的几代人变得极其重要，我猜想，最终对欧洲文化具有这样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人们一再要求我对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的非凡的创造性和文化财富做出最有可能的解释：伟大的奥地利交响曲作曲家的无比的卓越，我们的巴罗克建筑以及我们在科学和自然哲学上的成就。
路德维希·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和恩斯特·马赫不仅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是自然哲学家的先驱。他们是维也纳学派的前辈。社会哲学家约瑟夫·波普尔－林科伊斯《Josef Popper—Lynnkeus］可以说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哲学奠基者，他也生活在这里。但是在维也纳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哲学辩论，而是导致了甚至在君主政体时期的某些惊人的实际成就。这些成就有真正奇异的“人民的大学”（Volk－shochschulen），有“免费学校”＇Free School］俱乐部，它成为学校改革运动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有社会救济组织，例如保护和救济儿童协会、急救机构、流浪者之家和许多其他组织。
对于这种非凡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与丰硕成果很可能没有真正的解释。但是在此我想提出一种尝试性假定。也许这种奥地利文化的丰硕成果与我的题目，也就是说与文化冲突有关。古奥地利是欧洲的倒影：它包括几乎数不清的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这些觉得在乡下很难度日的人中有许多人来到维也纳，在这里他们大都必须尽可能学好德语。许多人在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来到这里，有一些人能够对它做出新的贡献。我们知道，海顿和莫扎特不仅受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作曲家的影响，而且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甚至土耳其音乐的影响。海顿和莫扎特是新来到维也纳的，贝多芬、勃拉姆斯［Brahms」、布鲁克纳［Bruckner］和马勒［Mahler］也是从别处来到维也纳。这些音乐家的天才仍然未得到解释。是贝多芬承认“舒伯特的天才的火花”，他很可能是出生于维也纳的最伟大的天才。
考虑一下维也纳音乐，甚至会使我们在从海顿到布鲁克纳的维也纳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之间进行比较。情况也许比我们最初认为的更相似。似乎由于它们实际上位于东西方之间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都因文化冲突而得到极大的丰富。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在德国，人们常常认为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连同他的历史哲学，是陈旧的，已被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所取代。这很可能是由于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卓越的理智和道德境界；因为他的伟大成就本身是他的稍逊一筹的继承人的肉中刺，以致费希特［Fichte］后来还有黑格尔使世人相信，康德不过是他们的先驱者之一，试图以此解决这个令他们沮丧的问题。但是康德并不是他们的先驱。相反，他是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费希特的坚定的对手：康德实际上是那场遭到许多人漫骂的运动即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伟大的倡导者。在一篇题为“什么是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1785年）的重要文章中，康德写道：
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或“该受谴责的”〕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不借助于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敢于显示智慧］！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摘自康德文章的这段文字解释了在他看来什么是启蒙运动的中心观念。它就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
对康德来说，这种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 orself…emaneipation］的观念一直是他毕生的任务及向导；尽管他相信这种观念对于每个具有必要理智的人可以是一种鼓励，康德却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即提出我们应当把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或任何其他主要是理智上的训练，当作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或目的。的确，康德不需要浪漫主义者的帮助来批评纯粹理性，也不需要他们的暗示来认识到人不是纯粹理性的；他知道，单纯理性知识既不是人类生活中的最佳事物，也不是最崇高的事物。他是多元论者，相信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人类目标的多样性；作为多元论者，他信奉开放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它会实践他的准则：“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为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负责任的信仰，尤其在这些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下。”然而，尽管他主张多元论，他却把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当作从哲学观点来看必不可少的任务；要求每个人在此时此地立即行动并永远行动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可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自我教育的任务尽管没有完全体现生活的意义，他却认为能为它做出决定性贡献。
“生活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两个短语的相似是值得考察的，但是我首先将考察“生活的意义”这个短语中“意义”一词的多义性。这个词语有时在更深邃、更隐蔽的意义上使用——有些像警句诗的，或诗歌的，或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中的Chorus Mysticus［神秘的合唱］的隐蔽意义。但是一些诗人或许也有一些哲学家的智慧教导我们，“生活的意义”这个短语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生活的意义与其说是隐蔽的、或许可发现的事物，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可以赋予我们生活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主动行为，通过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通过我们对朋友、同胞和对世界采取的态度，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当然，我们会觉得我们能以这种方式赋予生活以意义是一个重要发现。）
这样，对生活意义的探索变成了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为使我的生活有意义，我可以给自己提出哪些任务？”的问题。或者如康德所说：“我应该做什么？”在康德的自由和自主性的思想和只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彼此尊重自由的观念限制的多元论的观念中提供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些观念像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一样，可以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
我们可以用相似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意义”这个短语。对于这一点，人们也常常在构成世界历史进程的基础的神秘或隐蔽意义的意义上，或者也许在历史所固有的隐蔽的方向或进化趋势的意义上，或者在世界力求达到的目标的意义上加以解释。然而我相信，对隐蔽的“历史的意义”的探索遭到误解，如对生活的隐蔽意义的探索遭到误解一样：我们可以把给予历史一种意义，而不是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当作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试图给予政治史一个目标——因此给予我们自己一个目标。我们不是去寻求政治史中更深邃的、隐蔽的意义，而是可以询问自己，什么会是政治史的有价值和高尚的目标：既可行又益于人类的目标。
因此，我的第一个命题是，我们应当拒绝在其中隐藏的事物的意义上，或者在隐蔽于神圣的历史悲剧中的道德教训的意义上，或者在某些历史的进化趋势或规律的意义上，或者在也许被某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或者宗教领袖发现的某种其他意义的意义上，谈论历史的意义。
因而我的第一个命题是否定的。我坚持认为在历史中没有隐蔽的意义，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隐蔽意义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自欺（和欺人）。
然而，我的第二个命题是非常肯定的。我相信我们自己可以试图给予政治史一种意义——更确切地说许多意义，适宜于人的、与人相称的意义。
但是我走得比那还要远。因为我的第三个命题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了解到，给予历史以伦理学的意义，或者称我们自己为谨慎的伦理学改革者的尝试未必是徒劳的。相反，如果我们低估伦理学目标的历史力量，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历史。毫无疑问，它们常常导致最初构想它们的那些人未曾预见到的可怕的结果。然而在某些方面，我们比先前的任何一代都更接近了美国革命或康德所代表的启蒙运动的目标和理想。尤其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多元的或开放的社会的观念、通过建立持久和平结束可怕的战争历史的观念，尽管也许仍是遥远的理想，却已成为几乎我们所有人的目标和希望。
我说我们更接近了这些目标，当然不是在冒昧地预言我们很快或总会达到这些目标。无疑我们可能失败。但是我认为，至少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伊曼纽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边沁［Bentham〕、穆勒父子［the Mills］和斯宾塞「Spencer」，在德国是贝尔塔·冯·祖特内尔＇Berta von Suttner＇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orster］为之战斗的和平的观念，现在被所有文明国家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公开承认为国际政治的目标。这超过了为和平观念而战斗的那些伟大战士的期待，而且超过了甚至二十五年前我们所能有的期待。
无可否认，这个伟大的成功只是非常局部的成功，与其说是伊拉斯谟或康德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