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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真地沉思这个问题，并试图诚实地予以回答，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十分清楚我们可能信仰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一或那一时间已认识到，我们信仰这个或那个假预言家，通过这些假预言家，也信仰某个假神。我们在信仰问题上都经历过剧变。甚至在这些剧变中其信仰保持稳定的为数不多的人也会不得不承认，现今很难知道西方人可能信仰什么。这些话也许听上去很消极。我认识许多善良的人，他们认为，西方没有统一的支撑性观念，没有我们可骄傲地将其与东方宗教相对的统一的信仰，这是西方的弱点。这种流行的观点很可理解，但是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不是有一种观念，而是有许多种观念，好的观念和坏的观念；我们不是有单一的信仰，不是有一种宗教而是许多种宗教：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情况，这是西方强大力量的标志。如果西方一致同意单一的观念，一种宗教，那会是西方的终结，我们的投降，我们对极权主义观念的无条件屈服。
不久前，现在的英国首相，当时仍是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先生，被赫鲁晓夫［Khrushchev］先生提问我们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他回答说：“信仰基督教。”从历史观点看，人们不能不同意他的话：除希腊理性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像基督教和基督教界内的长期冲突和斗争那样对西方思想史产生过那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我认为麦克米伦的回答是错误的。的确在我们当中有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政府，有一种政策可以被诚实地、认真地称作基督教的吗？会有这样一种政策吗？难道基督教会和世俗的力量间的长期斗争和基督教会要求拥有世俗权力的失败不是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传统的那些历史事实之一吗？基督教是唯一的明确的观念吗？对于这个观念难道没有许多不相容的解释吗？
但是，也许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回答。“你们根本不是基督教徒，你们只是自称为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教徒是我们，我们这些不是自称为基督教徒而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因为你们崇拜财神「Mammon］，而我们为受压迫者，为那些劳动负担沉重的人而斗争。”
这种回答一直给真正的基督教徒留下印象，在西方，过去和现在总是存在基督教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1942年，布雷德福主教「the Bishop of Bradford］把西方社会描述为魔鬼撒旦「Satan］的创造，号召基督教所有忠实的信徒为破坏我们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工作，我不怀疑他的诚实信念。自那时以来，他们自己承认了斯大林及其虐待者们的行为，而且走得更远，有一段时间，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命题成为他们的党的总路线的组成部分。然而，有一些真诚的基督教徒仍然和以前的布雷德福主教持同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不能像麦克米伦那样，按基督教来描述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不是基督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
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基督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基督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
不待说，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恐怖和残忍。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这是我的责任。真正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正和真正基督教的社会秩序一样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实现不可能之事的尝试一定导致至少同样可恶的暴行。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人们能说的最好的话是，幸亏它持续的时间不长。
希望并感到需要把西方统一在一种鼓舞人心的观念的领导之下的那些本章良好的热心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在玩火——是极权主义观念吸引了他们。
不，西方可以感到骄傲的不是一种观念的统一，而是我们的许多观念的多样性：它的观念的多元论。对于我们的问题，“西方信仰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找到首先和初步的回答。因为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西方人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信仰许多真实的和许多虚假的事物；信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
因此，我的首先和初步的回答指出了一个几乎不重要的事实：我们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但是这个不重要的事实却非常有意义。
当然，有许多人否认西方对见解的宽容。例如，萧伯纳［Bernard Shaw」一再断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明正和任何其他时代和文明一样不容异说。他试图证明只有我们的迷信和我们的教条的内容改变了：取代宗教教条，我们现在有科学的教条；凡是敢于反对科学教条的人都会像昔日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no Bruno＇一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但是，尽管萧伯纳尽力用他的见解使同胞感到震惊，人们却宽容了他。认为人们没有认真看待他，或者把他的自由仅仅看成是宫廷弄臣的自由，这都不真实。相反，尽管他取悦他的同时代人，许多人却很认真地看待他，尤其是他关于西方不容异说的理论十分有影响。我不怀疑萧伯纳的影响远远大于焦尔达诺·布鲁诺，然而，他在九十多岁时，不是死在火刑柱上，而是死于臀骨骨折。
因此我打算接受我对我们的问题的初步答案，并把话题转到在整个西方不同的人信仰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上。
有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由于我想更详细地论述好的事物，因此我想解决坏的部分的问题。
西方有许多假预言家和许多假神。有些人信仰权力，信仰对别人的征服。有些人信仰历史的必然性；信仰一种历史规律，我们可以猜测它，它允许我们预见未来，及时赶浪头。有进步的预言家和倒退的预言家，他们都得到了忠实的信徒。也有成功女神和效率女神的预言家和信仰者，尤其是不惜任何代价发展生产的、经济奇迹的、人征服自然的能力的信仰者，但是在知识分子中的最大影响似乎属于悲观主义的哀叹的预言家。
现今，仿佛所有当代思想家——至少关心他们的良好声望的那些人——在一点上见解一致：我们生活在相当悲惨的时代——生活在实际的罪恶的时代，可能甚至生活在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时代；我们正走在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邪恶，也许甚至是原罪，使我们走到这种地步。伯特兰·罗素（我十分尊敬他）说，我们变得聪明了——也许过于聪明了；但是就道德而论，我们却不够好。我们智力的发展快于我们的道德意识，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十分聪明，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但是在道德上我们却十分不成熟，不能建立世界国家，只有它才能摆脱毁灭一切的战争。
我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时代的这种流行的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时尚。无疑我不想说世界国家或者世界国家联盟的坏话。但是在我看来，把联合国的任何失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个体公民缺乏道德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我的信念是，只要我们能看到如何使这种牺牲适合我们的目的，几乎西方的每一个人都会乐于做出任何可能的牺牲来保证世界和平。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这种牺牲能保证人类和平，几乎没有人不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我不想否认也许有人不乐于这样做，但是我确实想断言他们是比较稀少的。我们无疑都希望和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换取的和平。
我在这次谈话中并不想专谈原子武器的问题。在英国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人人都热爱和钦佩伯特兰·罗素，然而连他也几乎不能成功地使人们认真讨论这些事情。例如，我的学生们邀请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一次讲演，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对他非常热情，杯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谈话，在讨论期间甚至纷纷发言，但是据我所知，然后他们就丢开了这个话题。在我的研究班中——在这里可以对从自然哲学到政治伦理学的任何可想象的问题进行最自由的讨论——没有一个学生曾触及罗素的问题。我体会到在欧洲大陆情况很不相同。
八年前「即1950年」我在美国从一位原子物理学家那里第一次听到罗素的论点，这位物理学家本人在导致制造原子弹的决定上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听到这一点你们也许会感兴趣。他的观点是：投降比原子战争更可取。无可否认，在投降后人类不得不度过最恶劣的时代；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又会赢得自由。但是原子战争会毁灭一切。其他一些人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在俄国的独裁下生活比起被原子弹炸死更好些，甚至更体面些。
尽管我尊重这种见解，我却认为这种选择提得不正确。它所以错，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不用投降而避免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毕竟我们不知道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投降是否会导致原子战争。我们面前的真正选择是这样：我们是投降以减少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还是如有必要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甚至这种选择也包含着一种十分困难的决定。但是它不是主张和平的一方与主张战争的一方之间的决定。它是认为能充分准确地估计原子战争的或然性程度并认为风险过大——风险太大，以致投降更为可取——的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决定，另一方也希望和平，然而也记得不冒风险决不可能捍卫自由；丘吉尔在处于几乎无望的境地时没有在希特勒面前投降；尽管知情者有理由担心希特勒在暗示原子武器，然而当希特勒宣市他的“报复”武器时，没有一个人考虑投降；例如，小小的瑞士尽管在军事上明显软弱，却凭借其坚定的武装中立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的入侵。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场讨论中的双方都反对战争。他们在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最终双方不仅信仰和平而且信仰自由。
这一切双方都是共同的。随着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不一致：我们是推测并依赖或然性程度还是遵循传统？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对立。似乎理性主义赞成投降；而自由的传统反对投降。
我在这里自我介绍为我也是伯特兰·罗素的伟大赞美者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我选择传统而不选择理性主义。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我们不能估计或然性的程度。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知不多，我们不应冒充无所不知。正由于我是理性主义者，我相信理性主义有它的局限，实际上，没有传统是不可能的。
我想避免争论，争论产生了许多恶毒的词句。我不能完全避免说明我的立场。尽管我认为在此为我的主张辩解并不是我的任务，我却想分析见解的差异，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西方信仰什么。
现在返回到我们的主要问题，“西方信仰什么？”也许可以说我们能够给出的许多正确答案中最重要的答案如下所述。我们憎恨专制、镇压和暴力，我们都信仰与它们斗争。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任何种类的讹诈，尤其也反对用战争威胁进行的讹诈。我们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是可怕的灾难。我们希望和平，我们相信实现这个目标是可能的。我们都信仰自由，只有自由使生活值得去过。我们只是在屈服于讹诈和努力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和平的做法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分道扬镳。
在我看来，西方人希望和平与自由，我们都乐于为这两者做出最大的牺牲，这个事实比我所描述的双方间的不一致更重要。我相信这个事实允许我向你们提供对我们时代的非常乐观主义的描述。它非常乐观，以致由于担心你们失去自信，我几乎不敢向你们提出。因为我的命题是这样的：
我断言，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上的最好的时代，西方人所生活的这种社会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至今存在过的最好的社会。
在说上面这些话时，我决没有首先想到我们的物质财富，尽管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短暂时期中贫困已几乎从北欧和西欧绝迹这一点毕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我的青年时代，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贫困（尤其作为失业的结果）仍然是唯一的巨大的社会问题。贫困的绝迹（不幸的是，只在西方绝迹）有几个原因，而生产的发展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想主要指明三个原因，它们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西方人信仰什么。
1．只要有足供大家吃的食物，不可让一个人挨饿，我们的时代把这一点确认为信条，甚至确认为在道德上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下定决心，不可让反对贫困的斗争听其自然，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所有人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富有者的职责。
2．我们的时代信仰给予每个人最好的生活机遇的原则（“机会均等”）。像启蒙运动时期一样，我们的时代信仰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和裴斯泰洛齐一样信仰通过知识与贫困斗争，因此它正确地相信凡是具有必要能力的人都应能受到高等教育。
3．我们的时代在群众中激发了新的需要和占有野心。这显然是危险的发展，但是没有它群众的苦难就不可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改革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不积极援助穷人就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在谋求援助之前必须唤起改善他们的命运的欲望和意愿。这种见识例如由克罗因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做了清楚的系统阐述。
公众信仰和这三个信条——与贫困斗争、全民教育、对需要的意识和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非常可疑的发展。与贫困的斗争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有着可怕的官僚机构的福利国家，这个官僚机构例如把医院和整个医疗职业卷入漩涡，其明显的结果是，用于福利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真正使需要者受益。
但是即使我们批评福利国家——我们应当对它持批评态度——我们也决不可忘记它源自一种极人道、极可钦佩的道德信念，乐于在与贫困斗争中做出重大物质牺牲的社会由此证明了它的信念的真挚。
乐于为它的道德信念做出这种重大牺牲的社会有权把它的观念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必须力求表明实现这些观念的更好的方式。
机会均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的观念在一些国家产生了相似的不良结果。对于我自己这一代的贫穷学生来说，为知识而斗争是一种冒险，需要克己和牺牲，而这给予获得知识一种独特的价值。恐怕这种态度正在消逝。新的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权利被看作理所当然；对于我们不用牺牲而是作为应得权利所获得的东西，我们不太珍视。由于受教育的权利已成了奉送给学生的礼物，这样，社会剥夺了他的独特体验。
如你们从我关于这两点的评论中所看到的，我的乐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我赞美我们发现的所有解决办法，而是我赞美尝试这些解决办法的动机。把这些动机揭露为基本上是伪善的和利己主义的，这是流行的悲观主义的一部分。然而，悲观主义者们忘记了，甚至道德伪善者也凭借他的郑重声明本身证明他信仰他佯装接受的那些价值的道德优势。甚至我们伟大的独裁者们也被迫仿佛以他们信仰自由、信仰和平、信仰正义那样的语调来言谈。他们的伪善是对那些价值的无意识的和非故意的承认，对信仰它们的群众的无意的恭维。
现在我要谈第三点：群众物质需求的增长。由于这种观念与另一种自由的理想——希腊人和基督教的摆脱物质欲望的和通过自我克制而自我解放的理想——直接冲突，因此在这里害处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物质需求的增长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