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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指战员以深厚的感情关心和爱护战士，让战士们真正明白现在为什么不能回冀中的道理。
不久，部队的“思乡病”及时得到医治。华北军区第2兵团在生活艰苦、自然环境恶劣的察南绥东山区牵制住了傅作义三个军十个师的兵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配合东北战场决战的任务。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之前，罗瑞卿与杨得志、耿飓率华北第2兵团从紫荆关出发，星夜奔赴新保安截围敌第35军。为了确保下好这着棋，切断敌人西逃退路，毛泽东一日之内连发三封急电，政委罗瑞卿深感责任重大。他要求部队分秒必争，决不能让国民党35军从第2兵团手中逃脱。
三天后，昼夜兼程的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将士终于用两条腿追上了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敌第35军，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长途跋涉，指战员们虽然疲惫不堪，但看到敌三个师已成瓮中之鳖，情绪仍然高昂，纷纷请战。但是，中央军委却决定对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以此拖住傅作义。为了贯彻中央的决策，罗瑞卿亲赴前沿部队，耐心向各级指战员讲述“围而不打”的意义和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指战员很快克服了急躁情绪，并把中央“围而不打”的方针形象的比作“四面火煮山药蛋，越烧越煮越软绵。”罗瑞卿听了笑着说：“我们这里煮的是山药蛋，毛主席那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呢！”
两周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军一举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15000余人，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此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拿下了国民党的半壁江山。紧接着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作战，攻下南京城，占领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灭亡。
克尽保卫职守 不图个人名利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他克尽职守，不图个人名利。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车已到站，时间紧促，没买站台票，凭公安证件就进了站。接客出站后，他坚持要随行人员去补买了三张站台票。他说：“三张站台票不是小事，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
他针对公安队伍青年人不安心做公安工作的状况，耐心地引导他们。一次，他与几个青年公安干部谈话说：“凡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工作都是应该做的，并应该尽心竭力地做好……为了人民的安全，我们要站一辈子岗，放一辈子哨，指挥一辈子交通。我们是进了公安的门，死了埋在公安的坟。”
1956年9月，罗瑞卿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专门用1300字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为这一发言鼓掌。
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部长的10年中，不仅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而且为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倾注了大量心血，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1956年，罗瑞卿随毛泽东去广州，在返回到达武汉时，毛泽东提出要到长江里游泳，并要罗瑞卿去安排。罗瑞卿自己没有游泳经验，也没认识到毛泽东当时畅游长江的政治含义，同时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罗瑞卿回绝毛泽东说：“不能游。”毛泽东知道他没派人试水就说“不能游”，很生气，并严厉批评了他。随后，毛主席亲自派身边的人去试水，结果证明能游。随即，毛泽东连续两三次畅游长江，并谱写了《水调歌头·游泳》那首著名的诗篇。毛泽东几次畅游长江时，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万无一失，罗瑞卿进行严密地组织和保卫工作，亲自在离毛主席不远的船上守候。当毛主席批评他：“你不敢下水，就是不敢艰苦奋斗”时，罗瑞卿就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他虽已过知命之年，仍认真地学起游泳。到1959年，毛泽东在九江再游长江时，罗瑞卿就能够跟随毛泽东左右一起游了。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到长江三峡游泳。罗瑞卿立即亲自带人坐船从宜昌到重庆往返侦察水情，发现礁石多，水流湍急，有很多很大的漩涡，几个水性很好的青年下去试水，都是靠系着绳子的游泳圈才爬上岸。实践证明三峡江水确实不能游。毛主席看了他们画的三峡水情图很满意，改变了去三峡游泳的打算。
1965年底，罗瑞卿被林彪诬陷挨整后，毛泽东曾用罗瑞卿劝阻他游泳的事举例说：“他
反林彪，还没有反我。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啊！”
生死置之度外 留下一世芳名
1961年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北京地区招生，北京不少军队干部子女被保送入学，其中有学习成绩不好、甚至思想品德差和身体有病的也经过家长的关系被录取进校。此事，在地方学校引起学生波动，并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罗瑞卿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总理的指示，作出了凭考试成绩入学的三条规定。
1962年8月，罗瑞卿又亲自检查哈军工招生工作问题。主管这一工作的钟赤兵主张对几个父亲是少将副部长以上的、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下的干部子弟适当予以照顾，其中包括邱会作的孩子，并说邱会作因孩子上学问题，心脏病复发住院了。罗瑞卿坚决地说：“邱会作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照顾。”他质问：“你这个方案有什么原则？去年这样搞总理很生气，党内外有意见，办公会也讨论过。今年刚规定制度，又要搞照顾，我不能批准这个方案，我无权批准，也不敢批准。”又说：“这个事我报告了周总理和陈总，他们也都说不能照顾，否则影响不好。要反对特殊化，干部子女为什么要特殊？少奇的女儿就没照顾，为什么我们要照顾呢？”
1963年12月下旬，罗瑞卿接到叶剑英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叶帅的指示与罗瑞卿当时在福建前线视察我军反蒋帮小股武装特务窜扰战况时提出的“空喊政治口号，战备工作就一事无成”的要求不谋而合。他立即将电报呈送给毛泽东和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并得到了他俩的同意。
1964年元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练兵比武热潮在全军掀起。罗瑞卿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投入极大的热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大比武”。从1月到10月，他不畏劳苦，先后十三次跑遍了全国许多地方，深入各大军区了解情况，观看比武表演。大比武大大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各地各部队涌现了许多技术能手、技术尖子，钻研技术，苦练硬功在全军蔚然成风。面对如此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和毛主席、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4年6月15日至16日，罗瑞卿按贺龙元帅的指示，亲自组织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进行军事表演，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每一个比赛项目。当看到侦察兵押着“俘虏”，机智地利用绳索从楼顶下滑时，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第二天，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看了军事表演后说：“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一旁的周恩来也接着说：“要把每一个战士都训练成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更加无敌于天下了。”
在这次盛大的军事检阅中，林彪却没有露面。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1964年12月，林彪在部队工作问题上作指示时说：“有的人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林彪的指责是严重的，然而罗瑞卿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1965年6月，林彪把他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交给罗瑞卿组织人讨论修改。罗瑞卿请了总政的几位同志到他家里研究此稿。他认为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顶峰”论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便直言不讳地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最高最活也不好翻译呀！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
林彪对罗瑞卿的这些话十分不悦，认为罗瑞卿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从此更加忌恨他。这也成为林彪诬陷罗瑞卿、指控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最严重的罪状。
1966年开始的“文革”时期，林彪与“四人帮”对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编织了连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种种罪名，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他对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爱得太深，他不能接受强加给他的罪状，身心陷入不可名状的痛苦。于是，他想到用自戮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66年3月18日，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夫人郝治平留下一纸遗言，然后轻轻走上二楼平台，纵身跳下……
但是，罗瑞卿又一次大难不死。失去了左腿的罗瑞卿度过了八年漫长的狱中岁月。
1977年8月，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作完腿部手术后，因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罗瑞卿的一生光辉而悲壮。陷害他的人早已折戟沉沙，遗臭万年，而刚直不阿的大将罗瑞卿留下的是一世芳名。
罗瑞卿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少年时，他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他背弃了那个旧式地主家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从而演绎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
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他勇敢地向党组织提出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由于他满怀革命热情，勇于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使他找到了正确的人生坐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罗瑞卿数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就在他文革时期蒙受巨大的冤屈时，他也丝毫没有怨恨党。同样出于他对党的忠诚，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同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文革以后，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他并没有安享晚年，仍然担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重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并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军队的整顿和拨乱反正工作，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瑞卿一生中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与自身的才能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少时罗瑞卿进入南充中学学习，每天必到阅览室读书，他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努力地读，认真地思索，孜孜不倦地求得知识，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和精神，为他以后努力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即便如此，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他仍没有忘记学习。在革命战争时期，一位同志向他请示，惊奇地发现他竟在读《政治经济学》。战争军务繁忙，至多读一些报纸、战报，而他却在啃大部头的书。同时，罗瑞卿的求知欲也造就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他在工作上原则性很强，从不迁就任何人，即便是他很熟悉的干部或很喜欢的干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瑞卿是做政治工作出身，但他却更注重踏实的行动。正因如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委他以重任：1949年任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在何种领导岗位上，罗瑞卿同志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以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孜孜以求，不知疲倦地工作，既讲原则，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讲团结，注意爱护干部，深受广大干部的喜爱，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待的那种优秀领导干部。他曾往来于一些伟人与重大事件之间，他的经历大都和中国革命历史中一些复杂、特殊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但他始终抱着对革命事业负责和乐观向上的态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无产阶级战士。
作为一个对人民和领袖满怀忠诚的战士，罗瑞卿无怨无悔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党的事业。
人民将永远缅怀他！
许光达（1908—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尾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战法，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