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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生涯中，刘伯承利用作战间隙，用仅有的一只眼睛刻苦攻读，纵览斐声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书籍，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写下了一百余万字的军事著作。他的理论研究，就是为军队作战和培养军事人才服务的，所以能够紧密结合实际，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成为培养军事人才宝贵的资料。
建国后，刘伯承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在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仍辛苦操劳，呕心沥血，为培养我军的高级指挥干部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仅如此，刘伯承还是一个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对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向来都是反复研究，认真执行。在反对教条主义之风盛行的时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却仍然毫无怨言，严格自律，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和高尚情操。
中华民族是东方“龙”的民族，毛泽东称刘伯承“是条龙”，正是对他的高超军事造诣和常胜将帅的革命军事生涯的真实写照。
刘伯承同志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将永载史册，永远被我们铭记。
罗荣桓，原名罗镇慎，字雅怀，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一个乡绅家庭。罗荣桓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母亲贺氏善良宽厚，外柔内刚。父亲罗国理较为守旧，经营一间“永隆号”杂货铺。罗荣桓8岁入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鲁颂·泮水》中“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中威武之意，为其改名为罗荣桓。
1919年，罗荣桓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活动。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他亲眼看到东洋人在樱花节旁若无人的狂欢，日本军舰在胶州湾肆意游弋，想起了“五卅”运动中烈士流的鲜血，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救国救民做出一番大事业。由于他学的是工科，了解我国的工业落后问题，因此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要振兴工业。接着，他和同学们兴办了“三民实业社”，开始了他第一次救国救民的尝试。然而，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这几个学生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办起来的一个手工作坊，怎么能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相竞争呢？不到一年，这个实业社就因维持不下去而夭折。
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1927年夏天，罗荣桓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理学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8月间，他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到湖北南部的通城、崇阳一带发动农民暴动。8月20日，罗荣桓参与领导了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旋即带领百余人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向罗宵山脉进军。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罗荣桓仍为特务连党代表。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我党第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真正落到了实处。此后，罗荣桓便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上井冈山后，罗荣桓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积极发展士兵党员，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在工作中，他坚持了一条行动原则：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他必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战斗时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中对战士们十分关心，因此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1929年11月，毛泽东集合了罗荣桓在内的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讲述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并举例说：第9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就送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事例很典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详细将此事记录下来，后来将反对军阀作风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12月，部队开拔进驻古田，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会上，毛泽东和罗荣桓等11人被选为红4军军委委员。罗荣桓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会后的一天，在古田乡间小道上，积雪未化，素裹银妆。毛泽东和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罗荣桓从一旁经过。他望见毛泽东，连忙行军礼并致问候，而后又匆匆而去。毛泽东驻足伫立，望着这位沉稳踏实的红军干部的背影，点燃一支烟，深沉地对冯文彬说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感叹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4军第2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2纵队政委，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0年初，罗荣桓担任红4军第2纵队政委后，与纵队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结合部队实际，认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使这个纵队迅速进步成长，成为红4军的主力之一。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4军第2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4军军委书记和政委。这个新任命，正是毛泽东的提议。当时，红4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红4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4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定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罗荣桓到红4军军部后，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红4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1930年12月中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12月下旬的一天，红4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斗志，使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动员大会后，红4军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林彪和罗荣桓率红4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率部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国民党军毛炳文师。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红4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不料在我红4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19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及疏散，一些伤员被敌人抓走了。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消息，十分悲伤。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
则不可饶恕，因此不能原谅自己。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进行休整。此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红4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罗荣桓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职务，而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1932年3月，罗荣桓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
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罗荣桓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年1月，罗荣桓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9月，任新编组的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王明、李德等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10月，罗荣桓率部参加长征。
长征途中，罗荣桓每到一处便给战士们打气，鼓励大家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北上抗日，一定要勒紧裤带，坚持下去。险恶的环境，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罗荣桓的革命意志，他始终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终于率部顺利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6月，罗荣桓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委。1937年1月，罗荣桓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又调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时罗荣桓已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和林彪、聂荣臻一道，率部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取得著名的平型关大捷。9月，他率师政治部和少量部队，在山西、河北交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罗荣桓奉命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并对驻当地的新军决死第2纵队进行帮助，一同开辟晋西南根据地。不久，他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队后任第115师政委。
1939年3月初，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率第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指挥樊坝、梁山、白彦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率领的第115师部队，与由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民主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
1941年8月，罗荣桓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1月初，侵华日军山东驻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纠集了日军三个师团、四个旅团，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中枢领导机关，摧毁我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
在留田东南牛家沟，罗荣桓主持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参谋长陈士榘等人。大家讨论着突围方案，一时众说纷纭。大家提的方案有三个：一是向东，过沂河、沐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汇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在一些同志看来这个方向几乎不用考虑，南边即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日军司令土桥一次就在那里坐镇。罗荣桓在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权衡着每一种方案的利弊后，坚定地说：向南突围！一时语惊四座！
罗荣桓分析说：“先说东面，沂河、沐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已在沂河、沐河之间集结了重兵。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再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北面的沂鲁山区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在‘皖南事变’之后，同八路军关系恶化，最近刚刚同山东纵队打了仗。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两面夹击。至于西面，临沂至蒙阴的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们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们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把兵力都集中到沂蒙山区，其后方必定空虚。”于是，罗荣桓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转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诸位领导同志见罗荣桓说得有理，一致同意部队和机关向南突围。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转移。临进敌人的封锁线，侦察员发现前面有两股敌人，两股敌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率队在前，立刻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迂回穿插，一共越过三条公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嚣，又悄悄避开了。到高里，已是敌人后方，果然敌人守备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埠山庄宿营。此地紧靠临（沂）蒙（阴）公路，距离临沂城只有25公里。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一路飞尘，源源北上。罗荣桓笑笑说
：“让敌人去海里捞针去吧，我们睡觉。〃于是就在敌入眼皮底下，部队悄然宿营。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敌人5万大军的合围圈。
德国进步记者希伯在度过留田突围惊心动魄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夜后，异常兴奋，对负责接待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他的文章经译出后，登在115师油印的《战士报》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
罗荣桓率部在沂蒙山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了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此外，在山东战局中，他曾抱病受命，礼遇于学忠，阻挡李仙洲，大大改善八路军在山东的战略地位。对于罗荣桓在山东战场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命令，罗荣桓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115师政委、代师长，8月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领导山东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同时保留骨干，培训干部，为部队的再发展准备好充分条件。为此，他强调实行主力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兵力少、政治上孤立的情况，在其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时，罗荣桓同志及时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并将山东五个战略区的抗日斗争联系起来，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使日军首尾难顾，一举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1944年，罗荣桓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1945年他指挥部队在山东全境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和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绝大部分地区。1945年6月，他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组织和率领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5年12月，面对国民党军对东北的进攻，他强调我军必须控制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
1946年3月，在东北停战有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他提出，在争取和平时要立足于战争；在战争时间上，要有长期打算；要进行主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运动战，反对拼命主义，克服大机关、大后方作风。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1947年，罗荣桓为了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经过诉苦和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战斗意志。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一时我军广大指战员和战士们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纷纷请战，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部队的作风、纪律和团结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