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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道，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发展了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领导下，129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反九路围攻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此战后，日寇被赶出了晋东南，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了。
1938年4月，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发了电报，要他们在河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徐向前接受了任务，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挺进冀南，来到了一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驾轻就熟。来到大平原后，没有了大山的依托，游击战争怎么展开呢？这是摆在徐向前和战士前面的一个新课题。徐向前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干部、群众谈话，并与宋任穷、刘志坚等领导人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最终他与干部的思想不谋而合：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发展，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在平原上造“人山”。徐向前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阐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这是一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精辟论著，处处闪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它不仅对冀南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为全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
徐向前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宋任穷、刘志坚、杨秀峰等同志亲密合作，打开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问题。根据地发展到西起平汉路、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800万。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此期间，他联合抗日民族力量，并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摩擦与反摩擦斗争，广泛建立地方政权，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对山东的新“扫荡”。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克服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晋冀鲁豫军区兵力不足的困难，一面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一道组建新的兵团，一面指挥部队参战，借此训练部队作战能力。为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徐向前率部先攻破运城，拔除了阎锡山的晋南屏障。二打素有“蜗牛城”之称的临汾。临汾战役中我军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宝贵的攻城经验。徐向前当时以“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之语评价临汾战役。第三仗是晋中决战。在此战中，徐向前成功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范例。1949年4月，时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率部向太原发动总攻，此役共消灭敌人13。8万余人，盘踞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宣告灭亡。
徐向前从太原走出，又回到太原，为家乡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建国后，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深深体会到了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却又被病魔缠身，不能赴命，心急如焚。此后，他带着疾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岁月。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元帅与世长辞。从此，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军旅中陨落了一颗璀璨的将帅之星。
徐向前是我国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不磨灭的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徐向前从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到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从配合中央红军在长征征途会宁胜利会师到宁夏战役，从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到解放
山西，他治军有方，运筹帷幄，善于指挥，无不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徐向前戎马一生，不仅战功显赫，军事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到鄂豫皖不久，就提出了游击战术的七条原则，包括“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与毛泽东等在井冈山斗争中创造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如出一辙；在川陕苏区，他运用的“收紧阵地〃战术与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诱敌深入〃战术也有相似之处；在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中，他曾创造性地提出“人山〃的思想，并撰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为我党我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勿庸置疑，徐向前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向前一生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他不顾年老多病，倾心于国防现代化建设。1980年，他主动辞职，成为当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表率。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徐向前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留下的是无私的奉献，留下的是丰硕的战功。他无愧于党和人民对他的高度评价。
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一位优秀元帅，一位“战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我党我军有了一大批像徐向前元帅这样令国民党军队生畏的“战神”，国民党才兵败如山倒，新中国才得以创立。
叶挺原名为洵，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秋长区周田村会水楼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叶承恩，早年曾漂洋过海到马来亚，给当地的种植园主打工。钱虽然没有赚到，但因为他喜好刻苦钻研，由此学到一手种植热带水果的技术。回到故里后，除了佃耕地主的11亩农田，便开始栽培果树。另外，他还经营祖传的中草药铺，农闲时还给别人看风水，尽管如此，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难以维持。后来，叶挺的两个小妹妹只好被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这使幼小的叶挺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并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富人跟穷人之间存在的差别。
叶挺自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4岁上，他一边帮着家里看牛，一边跟着哥哥背诵《诸子格言》。1900年10月，惠州发生了革命党人郑士良领导的三洲田起义。叶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便是在听长辈们讲起义英雄的革命故事中度过的。1903年，叶挺进入村里腾云私塾，跟随先生叶友山学习古文。后来，这所私塾由新派人物陈敬如接替，教授学生国文、算术、地理等新学科。在此期间，陈敬如指导叶挺阅读了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章炳麟、邹容等人的著述，使叶挺接受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这位陈老师不仅引导叶挺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两人之间的师生情也非常深厚。叶挺后来改名，便是陈敬如送给他的，取“人要上行，叶要上挺”之意，希望学生能“挺身而出，拯救中华”。
1911年春天，15岁的叶挺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叶挺原打算从这里学到科学的蚕业知识，但入校后，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失望至极。学校名义上虽然是教授新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但老师们别说是教学生，自己对各种新学科也都是半通不懂。学生也是三教九流，良莠不齐。实际上，这所蚕业学校仍是一所受封建官僚控制的学校，虽然处在辛亥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学校却到处弥漫着一股陈腐、甚至愚昧的封建气息。3月底，孙中山、黄兴发起的广州黄花岗革命起义再次遭到失败，清廷借机疯狂地镇压革命党和所谓乱党嫌疑分子。由于叶挺等进步学生剪掉了辫子，也被捕入狱，不久即被蚕业学校开除学籍。在陈敬如的帮助下，叶挺继而进入惠州府中学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犹如前进的鼓点，激励着广大革命青年奋发向上。叶挺同所有热血男儿一样，心潮澎湃，立志为彻底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1912年春，在“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下，叶挺毅然摆脱家庭、婚姻的束缚考入广州陆军小学第七期。1914年12月，叶挺从陆小毕业，北上武汉，于次年升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在这里，叶挺与同学邓演达、李振球、罗梓材结为至交好友。12月，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全国掀起反袁革命斗争。叶挺和同学们积极响应，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和部队作反袁演讲，鼓动革命。此时，各种新思想纷纷出土萌芽，各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这使青年叶挺欣喜不已，同时又感应接不暇，不免陷入迷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多灾多难的祖国，目睹北洋军阀的腐败，叶挺苦苦思索着拯救中国的道路，漫漫长夜，辗转反侧。在这段日子里，叶挺将自己的迷惑以及思考付诸笔端，提出“觉悟是道德的根本”的观点，旁征博引，一气写下洋洋2000字的长信，投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后来，《新青年》将这篇充满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热情四溢，饱含哲理的文章全文发表在1917年第二卷第6号期刊上，并加编者按，称赞叶挺“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
1916年底，叶挺结束第二预备学校学业，升入当时中国著名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春，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本决定赴欧留学，后因为没有筹措到留学资金，便按照事先与邓演达的约定，投奔孙中山，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孙中山创建的粤军攻克福建漳州，已完成援闽任务，正在漳州休整，准备回师广东，再图北伐。叶挺到漳州后，被任命为粤军第1支队少校副官，同年加入国民党。从此，叶挺追随孙中山转战闽粤桂，奔赴于革命疆场，历经讨伐广东桂系军阀莫荣新战争、广东军政府“北伐定桂”的革命洗礼。1922年6月16日，发生陈炯明叛军炮轰总统府事件。叶挺时任警卫团第2营营长，他率部奋勇反击，打退了叛军的五次进攻，掩护孙中山等人安全转移。
两次护法战争均告失败后，孙中山痛定思痛，开始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旗帜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自“五四”运动以来，叶挺通过耳闻和目睹，逐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而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怀疑。为了亲自探寻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叶挺向孙中山等人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请求。1924年8月底，在孙中山、廖仲恺、邓演达的积极支持下，叶挺带着中共中央机关写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介绍信，赴苏留学，进入中国留学生指定就读的学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叶挺成为第一个留苏的国民党员。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与留苏的中国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时常共同探讨救国大计。通过学习和交谈，叶挺深刻地认识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彻底打破旧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使叶挺从心底产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同年12月1日，对于叶挺来说，是他人生追求和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天，中共旅莫支部召开第八次支部大会，接受叶挺为候补党员。介绍人为王若飞、王一飞。这时，国内革命形势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掀起了强劲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浪潮。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工农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经过第一次东征和广州平叛斗争，广东作为革命第一线阵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并积极酝酿新的北伐。为了满足中国国内革命的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决定在苏军的红军学校专设一个中国班，培养中国军
事干部优秀人材。次年2月，叶挺同王一飞、聂荣臻等30多名中国留学生转入红军学校中国班系统地学习军事。8月，接共产国际的通知，叶挺等人经海参崴、日本回国，从此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伟业中。
9月，叶挺回到广州。当即与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会面。这时，国民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原粤军第1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担任军长，陈可钰为副军长，叶挺被任命为第4军参谋处处长，随军参加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部。11月，中共两广区委决定组建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叶挺应召从东征前线回到广州担任团长，赴肇庆进行筹建工作。1926年春，第34团脱离第12师建制，归第4军军部直接领导，并改称为第4军独立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独立团辖有三个营和直属队，共2000余人。为了使独立团成为一支刚强有力、无坚不摧的革命军队，叶挺率领干部战士开始了严格的训练。一是改军队惯常的“三操两讲”为“四操三讲”的军事训练，二是加强政治训练。叶挺深知，战场上，取胜的因素除了优良的武器装备和战士的高超技能外，官兵们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尤为重要。
此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迫害，一次又一次对中国人民举起罪恶的屠刀。从1925年开始，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相继发生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同时全国各地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连年征战，互相争斗，割据一方。值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北伐。目标是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封建反革命势力，最终实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拥精兵20余万，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盘踞湖南、湖北，成为革命军北伐第一站的拦路虎。湖南是直系军阀吴佩孚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基地。5月初，时任湖南省代理省长、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及其所部被军阀叶开鑫部打败，退出长沙，固守衡阳一带等待广东国民政府增援。此前，叶挺正率领独立团1营、2营、3营在西江地区支援农民运动，开展如火如荼的农民武装斗争，接到入湘援唐紧急命令，立即回师广州，先遣北伐。
临行，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北伐途中，独立团一定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注意团结友军，发动群众，尤其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最后，周恩来勉励大家：“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独立团在雄壮的口号声中出发了，经韶关，翻越五岭山脉的九峰山，抵达湖南境内，沿途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部队行进到汝城附近，遭遇敌军谢文炳部的阻拦。经过一夜激战，独立团击溃敌人，占领汝城。紧接着，独立团乘胜前进，日夜兼程赶往安仁。这时敌人在攸县长岭一带集结四个团之多的兵力进攻唐生智部，唐生智部不敌，连连向独立团发告急电报求援。6月4日，叶挺率独立团向进占渌田、黄茅埔的敌人发起进攻，夺回两个阵地，并继续追击溃敌，于5日晨攻占攸县县城，一举粉碎敌人占领湖南、切断革命军北伐征途的阴谋。此战役，独立团将士以少胜多，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取得北伐首次大捷。
8月26日，叶挺率领独立团协同友军对汀泗桥守敌发起突然攻击，汀泗桥战役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