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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果真如此么？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贯以强硬的反帝姿态著称。这一姿态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场。珍珠港事件后，国人见到的多是政府方面与盟军的交好；至于中共，百姓们的感觉，似乎小日本刚给打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已经在其地下党的策动下成功展开，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斥骂：“山姆大叔”、“纸老虎”……不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相异，一向积不相能、势同水火。毛泽东则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对其口诛笔伐。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毛泽东成了共产党领袖之后，曾经有交过两名美国朋友：斯诺与斯特朗（他们是传达他的声音的记者，属于“美国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潜入北京之前，他与美国政府方面的人有没有过火气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过，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还没有发生，赫尔利大使也还没有到任，盟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美军第一次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于是平生第一次有机会与观察组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顾问谢伟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长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年。虽然毛与谢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弹的投放会产生那样速决的效果，但对法西斯必败、盟国必胜，都已看作不争的事实。于是，胜利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格局，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毛泽东考虑的头号问题。
在我们阅读谢伟思当年就他与毛泽东数次会晤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时，简直不敢相信，毛这位“宁折不弯”的革命家曾有过如此明智灵活的姿态；更为可惊的是，如果今天中国地下民运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据地，外加一批因下岗、受气而聚集到他们身边的工农队伍的话，毛主席当年的这番言辞，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为他们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毛“担心（对方）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想弄清“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怎样”，具体说，“美国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世界前途？关心（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对谢伟思说，“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对待蒋，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这姿态、这语气，与当前中国流亡民运领袖们的谈话简直如出一辙。
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美国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产党是不是积极抗日？是不是争取民主？美国有没有可能支持中共？”，并“历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不得人心”，质问“难道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吗？”当谢伟思解释“背着被承认的政府，进行支持反对党的活动不可取”，还会触到“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敏感问题”时，毛认为，“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
最后，谈话落到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这名后来以“最具民族气节”而著称于世的领袖“担心，一但日本投降，蒋介石就会打进来，问（美国）能否在延安设领事馆；如果不行，美军观察组能否不撤离。”。
毛泽东所取的这一向“帝国主义”靠拢的姿态，在当时，并不像后来江青弹钢琴、邓小平戴牛仔帽、江泽民唱《我的心肝儿肉（My Tender Love）》那么具有顺应政治大气候的潇洒。为取得全党谅解，“伟大领袖”一面亲自动笔为《解放日报》社论定调：《欢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战友们》；一面发出一份题为《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文件，展望将来与美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因为与后来所唱调子的绝然不同，这份文件至今未见在中国公开宣扬；甚至不惜在一段时间将延安对外英文广播稿中Chinese munist Party改为kong chan tang这种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的称谓。
谢伟思当时就看出，这一明白无误的靠拢美国倾向是出于“十分现实的种种原因”，而当后来的现实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期望发展的时候，以上姿态霎时间云消雾散，换成了对苏联的“一面倒”，再后来就是韩战越战、“头号敌人”不离口，直到三十年后在护士的搀扶下与尼克松会面。
在中美关系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纳入正轨的时刻，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当时的言行，看一名政客对“原则”的玩弄，从而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冲突与现实利益考虑如何此起彼伏，或许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15重庆谈判
据称；八十高龄的汪道涵先生在访问欧洲之后，如果身体精神俱佳，会在今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到台湾作实质性访问。没有人敢于预言这次访问的成果——倒是有分析家说过“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在中国，兵刃相见的双方，历来只看重实力，“协议”之类纸面上的东西，不过暂时稳住局面的谋略，只有傻蛋和呆子才把它看成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更不要说眼下两边正在实力上较劲：就算不看外交上的互挖墙角、围追堵截，购置置对方于死地的武器——战斗机呀、核潜艇呀——也正做得红火。
这样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谦谦长者能谈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实力人物就在他们背后。而且，就世界大势而言，除了军火商和在大国之间捞好处毫无信义可言的芝麻小国，也都希望中国人能坐下来谈。
其实，假若“谈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为百姓着想，而是为事态所逼不得不谈，但心里想的仍是自己怎么占便宜然后灭了对方，就算是实力人物亲自出场，就算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算有更大的势力在后边推动，依旧不会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14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着100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
虽然蒋介石发来了“和谈”电报，毛泽东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开号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通告全党：蒋介石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完全是欺骗”；这位七大新当选的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一项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配合军队夺取这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他当时之所以如此作，宝是押在苏联身上，认定苏联会与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分别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国共反映美苏”。对于《雅尔塔协议》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还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为他作如是想，到了8月20日，在蒋介石已经发出了两封电报的情况下，还打算据苏军进展情况，从华北、热河等地抽调武装力量，限期开赴东北，“乘红军进占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庆——在接到23日那封邀请电报的第三天，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保证与陪伴下——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和平谈判。
16 谈判失败
后世御用史家给毛的这一决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辞：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智勇双全、以大局为重等等，却一直没有提及毛泽东硬着头皮上阵去会他的死对头的难言之隐：原来是斯大林按照他刚刚签了字的《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对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发了令，异乎寻常地使用严肃冷漠的‘俄共（布）’的名义，坚持要他到重庆去会蒋介石。
毕竟是毛泽东——越是困局越冷静，顺局反而忘乎所以。临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党内同志开会，决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又说，出于无奈，看样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了，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而他心里的梦，《将革命进行到底》说得清清楚楚，依旧是通过武力，百分之百地夺权、掌权。
在这样的心态与文化惯力之下，有可能和谈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还有共产党内最擅长外事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三人，在一再声言保证他们的安全的美国驻华大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毛泽东如何在抗战的初期就说服了他的同志，通过抗日这一大形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100倍。而国民党，据何应钦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与日军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276280人……”；话是这么说了，但在美国人眼中，几乎被美国所提供的大量枪炮“压趴下”的国民党军队，同样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尽量少同日本人交战，以留待战争结束后对付中共。
现在，双方要坐下“和谈”了。
被政府起码围剿了十五年的“共匪头目”的到达，在重庆引起极大的轰动。虽然依旧对蒋介石不怀一丝信任，不认为和谈会有任何成果，但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信的毛泽东，乐得顺水推舟，借此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并作上层统战——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成功。因为自此之后，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是在他的这些新交的朋友的帮助下、并且具有用到今天还不见褪色的共产党特色），“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对手蒋介石的头上。
他在重庆呆了五十天，据说跟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团结，讨论公民的言论、信仰与集会结社自由，也讨论将来联合政府的构成——直到最后一天，在欢送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着实病得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着脑袋谈的，心中“武装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着，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9月17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10月17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围剿解放区的“阎西山进犯军”35000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17军队国家化
1999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着，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现在1946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由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的双方“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加步枪，打出人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