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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尊重蒋介石的意见；（2）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造可以从缓，一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实行；（4）双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双方团结的事情。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为毛泽东“尊重的同乡兼老友”、自1949年以来一直都在共产党手里封存着，要到时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钊，两度赴香港主动联络，甚至老死是地，蒋介石都没有搭理。
这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已年届古稀。作为同样怀着独霸中国、从而得以比肩于中国历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领袖，不可能不怀着同样心病，无时不将“统一大业”放在心上。虽然有此共同之处，四十年的积怨毕竟太深。这一命题，或许要留给他们各自的接班人了。
到了6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台湾已经实际执掌政务，而1965年7月，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落叶归根般地回到大陆。也许他传过去了什么信息，也许他的行止触动了海峡那边一班人的什么情怀，总之，就在这年夏天，据说，十年前曾经受周恩来之托向台湾传话，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蒋经国由香港秘密接到了台湾。
曹先生当时也已经不年轻了。据文章说，他见过蒋经国后，于10月间赶到了北京。当时北京虽然正热热闹闹地开着全运会，讨论着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政治火药的味道其实已经从几个文人的笔端散发出来。而毛泽东也已经在会上问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
曹聚仁并不知道这些。据说他先在北京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返回台湾复命。三天后，在蒋经国的陪伴下，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曹。据一位名叫陈敦德的作者披露，这次会见只有三人在场，曹传达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后，与蒋氏父子共同拟出一份似乎是综合了双方意见的“六项条件”——应该说，这六条相当荒谬，无论口气、用语，包括条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们共同审视两岸和谈的可能性的当口，权且把这份可能最后由曹先生本人或后人转述的内情开列出来，供诸位参考鉴别。这1965年的“六条”是这样的：（1）蒋介石协同旧部回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汤沐邑”三个字的使用太不伦不类，蒋介石似乎不至于将自己认作受毛泽东赐予的前朝遗族）。（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之后再行磋商。（其实那时，台湾完成土地改革已经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若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大陆当时刚刚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似无此能力，更况且台湾并未出现财政困难）（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守台湾。（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自由市，并为双方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官员官阶、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提高、不降低。
据文章披露，会见之后，曹聚仁老先生很是兴奋，只等北京认可后，即正式派人北上赴大陆了。不料1966年6月，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对台工作停顿。而对台湾方面说来，似乎又是一次“以主义光复大陆”的机会。似曾相识的强大政治攻势再度发起：“大陆政权分崩离析”、“反毛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逆”……。海峡两岸进入新的一轮冷战与抗衡。
待到缓和的声音重新发出时，已是1980年代初。从叶剑英委员长发布九条《告台湾同胞书》，又是20年过去了。在大陆的改革已经快把共产党弄得空俱其名，而台湾的国民党也已经不再能够独裁的情况下，这延续了七十多年国共仇恨，难道还解不开吗？过去结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难道还要向毛泽东、蒋介石那样，把两边中国人的性命、财富、安宁、尊严，当作自己的筹码来耍弄吗？
失败者的胜利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1942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100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灿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10个人能说出卡斯特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 他热情还是冷漠？ 宽厚还是刻薄？ 爱不爱醇酒妇人？ 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 也许学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子每个人与生俱来又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 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 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幻像：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维特斯（通译为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衣衫褴褛、胡须紊乱、面容肮脏瘦削”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维斯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摊胶状物”——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维斯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中抬起头来”。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维斯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的复兴》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的穷学者。他代表“受辱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在加尔文势力所及，营业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而随后，“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行进，200年和350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1936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 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原载北京《世界文学》1987年
奉旨造反义和团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除了那一堆“一”字辈的公共假日（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还有几个总要被有关人士想起来并纪念一番的特别日子，比如文艺圈纪念《讲话》，也就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作的那场把他们由自由战士变为党的工具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统战的对象们，特别是反蒋的国民党元老新进，则纪念共产党也认可的辛亥暴动；对所谓“义和团运动”，好象没有找到有头有脸的拳民后裔，佛道释三家也都不肯沾边，而农民暴动和共产党可是有割不断的天然血缘，史学界遂受命挑头主持这“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念。
那正日子的选定与主题“反帝爱国”颇为相合。一百年前的6 月13日，是拳民最意气风发的日子。虽说一年以前他们就接受了朝廷的好意，在新巡抚关照下，把原先的“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但一直到了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拳众们才真正露脸：一向禁卫森严的九城向这些红布包头、红布兜肚的粗汉们全面开放，任凭他们到处设坛作法，操刀执杖，喊打喊杀，出入王府官邸，担当教师爷和门房大爷，白米白银一批批赏下来……最后，在清廷正规部队配合下，拳民们“奉旨造反”，以围攻使馆震惊世界。
五个礼拜之后，不过两万名拼凑起来的正规作战部队（史称八国联军），就把他们（拳民加清军）解决掉了。老佛爷车驾匆匆西去，留下零星清军和拳民与洋人巷战，留下北京城的平民去承受敌军的报复性洗劫。他们大都是山东河北贫苦农民：天旱、粮食歉收，求告无门；教堂和教民在乡里趾高气扬，让他们一百个气不愤……。这些本来都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横死于枪炮之下。小朝廷是搬到西安去了，他们的生计谁管？
满人入关建立清王朝，至此已130 年。自乾隆朝错过了愿意和中国平等往来、互换有无的英国特使之后，枪口下的明征暗抢激出了一批“师夷长技”的洋务派。这批重臣大员守着祖宗的“体”（意识形态），事事“官督”（以中央集权压制民间），社会变革效率之低、负面效应之大，贪污腐败不可遏制，终于使实力不足而激进有余的文化人成了气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戊戌变法。对文人的镇压有何难哉？何况还一箭双雕，也给了缓慢的、一进三退的洋务派（既拳民口中的“二鬼子”、“三鬼子”）好看。从镇压中捞到好处的是那些顽固守旧派。他们“万岁不离口”，只用洋货不尿洋人、公干无能，私捞却是行家——国家经济怎么能不崩溃、百姓怎么能不贫极而反？而偏狭、无知的最高统治者，竟幻想依仗暴民而泄愤——发泄她对洋人之恨：他们竟敢给向她绝对权威挑战的成年皇上撑腰！
庚子一战，清王朝是完了。义和团却被戴上“反帝爱国”的堂皇冠冕，作为近代革命谱系上正宗的人民英雄，歆受着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其合法性支撑的政权的供奉。不知北京的史学界今年如何纪念“义和团运动”100 周年。80周年时候曾有过纪念，那时历史学家黎澍还在世。他出席了，对“义和团”却只字未提。在这一符号还有其可资利用的价值的时候，在学术自由还遥遥无期的时候，他选择“王顾而言他”。我推想，即使如此，他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不过一年前（1979年），他刚刚说过：建国30年来，历史学已经沦为强权的奴仆。
《长江长江》成书经过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由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发出的反对三峡工程兴建的声音，自八十年代中第五次上马高潮迫近时，大约只公开或半公开吼出来过三次。
一次是至今列为机密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再一个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专业性很强的书：《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第三次就是我们那本薄薄的、由九十二岁的前中央政府资源安置委员会委员长孙越歧老题写书名，十多名北京大报记者联手采写的《长江长江》了。
大陆新闻本从属于宣传；而宣传自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出“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一原理之后，就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了——这已是常识。令海内外所有爱国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可以牢牢掌握“只要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而不要腐朽衰败的资本主义”；你可以牢牢掌握“党和她的领导历来伟大光荣正确”；你可以牢牢掌握“昨天是唇齿相依的战友，今天是犯我边疆的死敌，明天是亲密的贸易伙伴”……这些，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不说就是了。
但假若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并不是牵涉到人心、人性、平等、自由等等恼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问题，而是一项工程，一项生怕您中共一不小心会象嬴政杨广一样干件亡党亡国的大傻事的工程，对这种论证，“牢牢掌握”的人还是不让，真有点岂有此理了。
这项工程提出，已经近七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末，正第六次向“立即开工”逼进。如果说以前的些微反对之声早已一次次被政治运动封杀了的话，到了改革开放意兴正浓的彼时，又有人站出来了，这就是著名的由孙越歧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所作的为时三十八天的调查。平均年龄七十二岁、一个个全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带着满肚子意见和建议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却没有一家综合性的、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对他们的见解作一点哪怕是最基本的公正客观报道。
不巧的是，该组的副组长是我母亲的老友，是我曾经跟在屁股后边喊叔叔的人。“牢牢掌握”既然不肯，他只好请她发话把女儿调去采访他们。
我的母亲从不对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