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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商制度，外商和他们的保商关系固定，就算更换保商，也超不出这十三行；同时，行商习惯上是子继父业。也就是说，何敬容作颠地的保商已有多年，而何善之是何家已成年的继承人，颠地对他一定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把从他海里捞上来之后对面不识，而让他当水手刷甲板。
林则徐在广州组织起的翻译小组，“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将这些情报采集成册，以供参考。”其中有名可考的袁德辉和梁进德二人，都是传教士的学生；还有一名华侨青年和一名去过印度的老人。而林则徐的夷务幕僚班子。包括了一批广东地方上的精华人物。如副贡生梁廷，全凭自觉了解收集夷情，研究粤海关历史，并为后世留下一部鸦片战争目击记《夷氛闻记》。但是在电影中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没有任何痕迹，反而出来一位行商之子何善之，而且好象通广东通中国只有这么唯一一个夷务大腕，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左右周旋。老爸做生意靠他，林大人与洋人斗法靠他，琦大人谈条件办劳军也靠他——身为鸦片走私要犯之子的事实，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在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地位。这位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能说洋文、敢冒险出洋作生意赚大钱、能和官府打交道、还有心追随下台的林则徐去搞搞学术研究的优秀青年，三分像谢晋熟悉的上海洋场小开（注意，这种人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出现的），七分像今天的“留学归国人员”，这类超越历史时空的传奇人物恐怕只在廉价的肥皂剧里才草草攒出吧。
为了加强何公子情节的戏剧性，谢晋还设计了一场洋美人劫法场，洋美人之父、大鸦片贩子颠地冲出商馆、从清失兵手中夺回女儿的“好看的戏”。导演大概忘记了，当时颠地已经被两广总督驱逐，林则徐到达后，又一再传颠地问话。颠地自知处境不妙，一直躲在商馆里不敢露面。如果象电影中那样，他冲出商馆和清兵交手，清兵立刻可将他捉拿，完成大功一件。
通过电影琢磨一下谢晋脑中的艺术素材库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鸦片战争》中金枪鱼号上的鸦片交易一场（中国老头子开箱验货，满意以后，从自己船上搬来大箱的银子，换走大箱的鸦片），颇具上海小菜市场上先尝后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气氛。可是作为自由贸易的老鼻祖，英国人早已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方便、效率十足的交易方式。当时在广州进行的鸦片交易程序，已不需要现银——清代的银锭由于成色份量不一，交易起来是很麻烦的——也不需要买卖双方同时到场。港脚商人从印度运来鸦片，把货卸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中国的鸦片买主只需把银子（通常是更为方便可靠的银票）交到广州洋商馆，凭商馆出具的执照，即可驾快蟹船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到趸船提货。
（四）妓女蓉儿
以拍摄言情见长的谢晋，大概以为不在历史和战争中加点桃色就不能看，不顾历史学家的一再提醒，再度落入“妓女救国”之老窠臼。横逆当前，推出一两个大义凛然的奇女子——或牺牲了生命，或贡献了身体（后者在强调贞洁的中国犹其刺激），在模糊了重大历史课题、不必再费心反思积贫积弱的真实原因的同时，兼收壮烈凄美之效果，何乐而不为？庚子之变有赛金花，洪宪帝制时有小凤仙，焉知鸦片战争中就没有蓉儿！即使不见史载何妨编一个？倒是本篇对妓女蓉儿这一形象的“塑造”值得推敲。
谢晋是太想把他自己之所爱放到他的女主角身上了。《鸦片战争》中的妓女，其一要有纯真爱情；其二卖淫是要被迫的；其三出身要有名堂，顶好再有点神秘色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杜十娘、李寄和红线的混合物，除了和公子相会后花园，还能直接手刃敌酋，比实有其人的赛金花和小凤仙更上一层楼。
令人不解的是，爷爷是前御林军高级军官和随乾隆爷开疆拓土的老英雄，孙女是有血性有胆量的女英雄，如此卓而不群的人物为了什么了不得的隐情，竟甘心被一个行商攒在手心里，忍受为奴作娼的命运。电影里交待得语焉不详，大概一心只想编得刺激的导演也想不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编得不能自圆其说的不止于此。以蓉儿劳军的情节为例。英国舰队长期游弋海上，给养不得不取自陆地，上岸抄掠中国乡村的事发生过多起。琦善奉命抚夷以后，曾为英军解决给养以示羁糜。但给养仅限肉菜淡水，不包括花姑娘。在极重视伦理和体面的天朝地面上，在天朝还根本没有认输投降只不过改剿为抚之时，以爵阁部堂之尊放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做出这等丢尽脸面的事，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日本鬼子的慰安妇，也是由占领军自行组织慰劳自己的军队的；德军占领法国，美军占领日本，当地妓女也是通过商业化的妓院提供的。琦善如果作了此等之事，用不着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个把柄，就得革职拿问。
蓉儿沉海的情节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由琦善大人公开判处并公开执行的死刑，就不是无法无天的私刑。大清法律对判处死刑极为慎重，三审三覆，不知道琦善大人是怎么用“误国贱女”这种不见于大清律的莫明奇妙的罪名说服刑部、大理寺乃至皇上本人而判死刑的。就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有专杀之威，也不会采取沉海的方式——大清律上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死刑，它只存在于该片导演的审美意识里。
（五）姚怀祥之死
1840年7月，英国舰队到达定海，要求守军投降。定海县令姚怀祥表示清军根本不是对手，但还是决心抵抗到底。
用不了多少时间，英舰的大炮就解决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重伤撤退。失去防护的定海军民纷纷逃散，英军毫无伤亡地占领了这座空城。姚怀祥出城募集一些民壮回来增援，见大势已去，遂跳进城北普陀寺水池自杀。
看来这种平朴沉重的史实不合导演的胃口：既不合他罗曼蒂克式的激越，也不合他高扬民族精神的宣传大纲。于是，在电影中，英军用大炮攻克定海变成了炮台或城楼上的肉搏，跳水池变成姚县令向北叩首然后横剑自刎，而目睹这一悲壮之举的英军个个面无人色……。
如果说从电影开头一直到姚怀祥之死的一系列编造还可以用该片导演个人的艺术癖好来开脱，那么姚怀祥自杀后的一段字幕，就只能称之为有意为之的欺骗宣传了。这段字幕说：姚怀祥是在鸦片战争中自杀的第一个大清官员，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有三百多名官员自杀殉职，而无一人投降！
不知《鸦片战争》的编导们自己有没有勇气承认，他们实在是在玩一场拼接术。不错，是“无一投降”。这是因为大清的官员战将望风而溃，还没等打什么硬仗，就没命地逃到安全的后方去了。将“无一投降”与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战争格局割裂开，再巧妙地与一场虚构的肉搏战、一个改头换面的壮烈自裁接合在一起，用意何在？是不是为渲染出这样一个形象：鸦片战争是一场英勇无比的地狱之战，弱小民族以大无畏的勇气，把武器精良的强敌埋葬在血肉长城中。
鸦片战争中清军不是没有英勇战斗的表现，比如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定海之战，葛云飞等三总兵战死沙场。但更普遍的是吴淞、厦门之战这种主帅弃职先逃、士兵跟着一哄而散的战事，而且越是到战争的后期，在清军对英军的战斗力所知越多之后，这种不战而溃的情况就越频繁。当英军危胁扬州时候，这个积金堆玉的名城的守令和缙绅，决定还是出钱买命为好。
这算不算是一种投降行为呢？再说，即使投降了，又怎么样呢？在绝无胜算的情况下，开城出降还是人尽为战，哪一种选择更负责？这本是一个超越国籍和超越时代的争论，我们今天只能说，应由每一地的人民和军人、官吏，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作出抉择。但《鸦片战争》导演紧跟当局自“整风”“审干”之后铸就的意识形态，自然要把投降视为罪恶，不投降就是一好百好。当历史人物没有表现出该片导演需要的“武器落后还拼死血战”的品质时，他就干脆不拍！所以“谢版鸦片战争”到琦善革职就戛然而止，尽管这以后道光才宣示中外，要把战争打到底；奕山、奕经两将军又打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仗（占整个鸦片战争时间的三分之二），鸦片战争的大部分重要战事都发生这后一阶段。谢晋快刀斩乱麻，把这些丢盔御甲不给中国人长脸的事一笔勾销——不过他倒底还不便把1841年的定海之战移到1840年来，所以只好在姚怀祥之死的细节上作手脚。
（六） 关天培之死
关天培以相当于军区司令的高级军阶而战死在火线，在鸦片战争遭到惨败之后，就特别为时人所乐道。各种记载中关天培战死的情形颇有参差，传奇色彩也极浓，如：
“关天培……死守虎门，请援不应，老仆劝退，关叱之去……炮台已陷，…关身受数十创，半体焦烂……”
“关天培力竭，守御不支。……一弁大呼：事急矣，盖去乎！…天培挥刀斫之，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见天培立如生，反骇而扑。……”
也有出自现场英国军官的记述：
虎门战后次日，关天培的家仆孙长庆，打着一面白旗来到英军占领的亚娘鞋山，请求运走关的尸体。鉴于日前英军已指挥俘虏将尸体全部就地掩埋，不得不把许多尸体又重新挖掘出来，由孙长庆一一辨识。当悲痛失声的老仆将尸体带走的时候，碇泊近旁的伯兰汉号军舰指挥官，命令舰上小炮鸣放礼炮，“对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清楚完整，也很生动。
在电影中，史实清楚的“收尸”情节完全没有采用，而“英国军人看到关天培洞焉不倒的尸体反骇而扑”这样的拔高和丑化，则进一步渲染为：
关天培坐在炮身上，向登上炮台的英军勾勾手指头，口称“来呀来呀”（这个镜头大概出自擅拍金庸小说改编电影的香港导演之手），说着扣翻火盆，将事先堆放在大炮周围的一桶桶火药（不知攻坚战中关天培哪来得这份功夫）炸响，关天培与英军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是技不如人的战士最壮烈最有价值的死法。当再没有别的什么战术战法可以夸口时，中国的艺术家们就只好让我们的民族英雄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敌同归于尽，《林则徐》如此，《董存瑞》如此，《上甘岭》如此，直到赶在《鸦片战争》头里大大地弘扬了一番藏族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感情的《红河谷》也是如此，而如谢晋这样正在“创造新的巅峰，也可能是中国电影的巅峰”中国头号大师，也不嫌重复地再来一遍。大约是还怕观众对这种血肉长城的战术的威力理解不够，轰地一响之后，导演又安排义律在军舰上慨叹曰：“有这种气概的民族是世界上任何炮舰也打不垮的！”
“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一位与洋务派论战、到最后不得不靠装病撤退的大学士倭仁唱过的这个高调，已被世人笑骂了近百年，不料在二十世纪末的上海，又得着谢晋这样一位知己。
（七） 韩肇庆之死
影片中的水师副统领韩肇庆生的龌龊，死的光荣，体现了满清官员“爱大清也爱银子”的原理。根据这个让人茅塞顿开的原理，编导先是让林大人把邓廷桢、关天培的受贿案证据销毁，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禁烟的统一战线；接着让披枷带刑的韩肇庆，在最后的关头，不计个人得失恩怨主动请战，从炮台上踊身跃下，嗷嗷叫着冲向英军——朴刀起处，猬毛绕嘴的侵略者纷纷倒地（这个大鸦片鬼能力战许久，大概是在请战以前过足了瘾）。一名“贪赃枉法、证据确凿，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恶棍的灵魂于是得到升华。
大清的官员因为腐败丢了天下；国民党的官员因腐败丢了大陆；今天，共产党对自己一整批不时用公款“为了革命”而放松放松的大小贪官正无计可施——也可以说，正紧握枪杆笔杆，站在贪官一方，令遭到盘剥与欺压的百姓哀告无门。贪与反贪不仅在八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今天和明天，也依旧是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绷得最紧的一根弦。在这样关键的时候，电影编导挺身出来，通过自己的编造，对各个能量级的贪官们表现出宽谅与厚爱，兼为他们指出高扬民族大义、英勇反帝之生路，使得贪官们心领神会地团结在领导周围，不仅吮吸民脂民膏的劣迹风吹无痕，还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究竟出于何种用心？
（八）高潮：林则徐和琦善预言未来
编导的又一得意之笔：苍凉的海滩上，林则徐为琦善送行。这是编导安排的电影中两个人第二次见面：第一次，琦善作为钦差到广东，与摘了顶子的林则徐开会，就剿抚问题唇枪舌战；这一次，林则徐待罪已久，琦善更是被锁拿进京。琦善说：你我虽都遭惨败，你或许名垂千古，我将身败名裂。林则徐说：虎门一战，前景可知，中华怕要进入漫漫长夜无路可行。
这两次会面可以说都于史无征，但在《鸦片战争》里却成为必需。林则徐和琦善的对面相逢，也就是林则徐路线和琦善路线的碰撞，其他人物情节都帖附在这林/琦二元对立之龙骨上。等到林路线和琦路线都惨败之后，编导似乎认为鸦片战争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南京条约签订（用旁白说明），道光告庙，剧终。
三十六年前，电影《林则徐》把鸦片战争的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两条路线的斗争，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鸦片战争》依旧把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方略分歧，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只不过《林则徐》把剿定义为忠，把抚定义为奸，而《鸦片战争》把两者都定义为动机良好的策略。《林则徐》里边是三元里义民为代表的人民战争代替了官方抗战，《鸦片战争》适应流行观念，人民的代表变为妓女，妓女抗争由于组织纪律性不强，自作主张坏了大事，被果断地镇压了。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林则徐》路线斗争式的情节处理理所当然。可是准备“高屋建瓴地用现代历史观念来展示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悲剧”、“客观公正地诠释那段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思想的深度和浓度上远远超过它（《林则徐》），从而使影片在内在力度飞跃几个档次，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全景史诗式的巨制《鸦片战争》，如此图示化就说不过去了。
《林则徐》强调林大人勤政爱民、对外强硬，本有历史根据，还被认为有“高大全”之嫌；《鸦片战争》的编导让林则徐预感到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的到来——先不说究竟什么算是中国的黑暗时代：是封建朝廷的幽闭腐朽，还是被外人硬敲开门的割地赔款，抑或以革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统治——只先顺着导演的思路认定1840年以后就算进入了黑暗、1949年才迎来了光明，这拔高就更离谱了。历史上的林则徐调到浙江协办海防时仍是气势如虹要打到底；在新疆绕了一大圈回到福建，还认为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上上大吉。林则徐的真实思想当然有局限性，可是这种局限不正是林则徐本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我们要深自反省的吗？但是编导却懒得、或者是没有能力让事实说话，他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黑暗时代”、“井底之蛙”一类宣示性的语言来表达“必须改革开放”之类的空泛概念，顾不上这种语言与角色的时代，包括角色本人离得有多远了。
（九） 结尾
电影的结尾，悲怆的音乐响起，字幕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条约时代”，下面是从南京到辛丑一串不平等条约的名字；然后是：“一百五十年后，中国收回了香港。”
这是该片导演为全片打上的句号，是他苦干两年要说的最要紧的话。
鸦片战争的全部灾难就是割了香港吗？换句话说，收回了香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灾难历史就划上句号了吗？也许对该片导演来说，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如今，中国不仅有了铁甲炮舰，还了有原子弹，还有了头号列强都没有的三峡工程，中国人民无疑“已经站起来了”。官方的《人民日报》在对《鸦片战争》进行报导时，不是也用“头号黑体字”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只有兴盛强大时，才敢于正视自己那段最屈辱的历史”了吗？然而字号再大、篇幅再长、用语再铿锵，恐怕也不敢在人均收入、国民平均教育水准等一系列统计面前，说中国今天不属尚待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吧？
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条约时代”的全部内涵吗？这就得提醒导演，我们今天不仍在努力进入关贸总协定等契约之中吗？就算依电影所说“条约时代到来”，仅指从南京到辛丑等一系列使中国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今天已经明白知道的是，将这一时代与中国之前之后的“锁国时代”、“圣喻时代”、“逐鹿时代”乃至“红头文件时代”相比，给中国的国力和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