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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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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国时代”、“圣喻时代”、“逐鹿时代”乃至“红头文件时代”相比,给中国的国力和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的损害,并不是唯一的和最主要的。
付出了鸦片战争的赔款,咸丰帝虽感手紧,库里总还剩了几两银子。剿平了太平天国,天朝的财政才从黑字变成了红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挖去了大批的银子,可谁又说得清一次投入160万兵力的“蒋冯阎大战”、先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拉锯战、以及双方投入800万兵力、时间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除了打仗,海军军费变成了颐和园的石舫、抗日的美援变成了宋氏孔氏家族在美国的不动产,以及一个接一个开支浩大的错误决策工程,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耗费都是条约的后果吗?都是香港回归所能了结的吗?
(十) 导演谢晋
七月中旬,在回归庆典和《鸦片战争》首轮公演两周之后,作为宣传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电视台对该片及时作后续报导。在摒除了可能捣乱的历史学家后,十多位观众和电影艺术研究人员交口称赞影片《鸦片战争》“让我们了解了那段曲辱的历史”,并受到预期中的教育和震撼——完全合了谢晋拍摄此片的初衷,也即完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和党交给他的任务。
谢晋执导生涯中风头最健的时期,恰好重迭于全部“新中国”文化统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批《武训传》,反右……直到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一部又一部国产新片的勒令禁演。无论在哪个阶段,谢都有佳作问世——他可以拿到执导权;他的电影除一、二特例外全都恩准放映(和光荣获奖);在当局管制与百姓趣味反差太大的时候,他可以打“擦边球”;到了依旧文禁森严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邓时代,他更是如鱼得水,又姓社又姓资。
随着岁月流逝,在经过了从《红色娘子军》到《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之后,这位有才华、有热情、有号召力、也极有心机的“党的好帮手”(全国政协委员们的自称),早已练成当代中国文艺界一只敏感度最高的资深政治风向鸡。
这一回,他看准了1997年7月1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决定像斯通、斯皮尔伯格等人一样“拍电影讲政治”。对此,除了抽象的“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而外,在对这场战争、这段历史的见解上,则不能任人“把一个伟大的文明置于极端的凌辱之下”。他要在片中“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这是因为,我们已是“一个兴盛强大的民族”,已能够壮起胆来“正视自己那段屈辱的历史”,完成一部“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
这是精神。底下的算盘是:“要不是97香港回归,我们不会拍《鸦片战争》。电影要赔钱,公司要破产。97这个日子给我们省了500万美元广告费。”。对于执政党狭隘霸道的文化政策从不见有任何建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谢晋,突然记起了自己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可占便宜之处,打算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作《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的发言。由于“连续几届大会,谢晋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这次,谢晋决定发言”,令秘书处措手不及。据报道后来是看在“谢晋一脸孩子气”,“谢晋的拗劲”的份上,该处最后还是打破原程序作了安排。会后,《鸦片战争》的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出席发布会的有:雷洁琼、陈锡联、洪学智、经叔平、邓朴方……。在求见这些要人或者向他们求一幅题字可以明码标价的当今中国,谢委员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仅省下一大笔场租,也当场拍出了集资的信誉担保。不错,《鸦片战争》听起来是民间集资,但集资之完成是由当时仍在任上的四川省省长肖秧出面,“召来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总经理,面授机宜”……。对于身在草莽(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而心存魏阙的海派文人之精明的政治眼与生意眼,能不服吗?“天才就是抓住机遇的能力,更何况是香港回归。”
遗憾的是艺术不能只靠门槛精'2'2。
谢晋恐怕不会不明白,一部电影,如果“从一开始就牵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得到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被上至总书记中宣部长,下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成串的中官小官,在中南海或其他老百姓只能从数仞宫墙外边看看的地方接见,以示重视与支持,那是要拿出些什么来交换的,比方说,思想独立——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甚至已经成了《鸦片战争》的制片之一。
谢晋曾说,“我们要是有2000万美元的投资,有一个好剧本,也可以拍出像《辛格勒名单》那样十足现实主义的影片”;承认拍《鸦片战争》,是“接受了《辛格勒名单》的灵感”。有趣的是,即使在拍片的时候,他也不忘时时温习当今关于“舆论导向”的指示,(为他拍摄该片作历史性记载的人民日报记者写道:“我意外地发现,在他随身带的帆布包里,除了酒之外,还有一张刊登着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讲话的报纸,他已经看了好几遍。”)这可能正是今日中国政治大片的“社会主义特色”。于是,观众看到的《鸦片战争》,既要维持历史片的形式以获取“历史”的说服力,又要借历史的人物故事承载谢晋的(也即他所正确领会的党的)观念和教喻。那百年前的人物故事若是好用,就拿来用;不好用,不去理它;不够的时候就放开胆子编。所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鸦片战争》无法“担当起全面公正审视历史”的重任。与中国今天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统领下的新闻、出版、文学、戏剧……一样,它不过是以“历史”为包装的宣传,不过钱花得多些、场面热闹些而已。 
解放思想禁锢,使得不仅71岁、得以与书记们首长们搭上话的谢晋,也让那些没门子或不屑钻门子的、有着独立见解和独立风格的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在法律的保护下,放手去想、去写、去拍,以中国文化之悠久、所经受苦难之漫漫、包括今天丰富的现实,还愁没有好作品吗?□




'1' 文中引号中导演和他的工作班子的原话,引自郭伟成著《沉沦与觉醒——从鸦片战争到》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
'2' 完稿之际,又见有该片编剧发表的“呕心沥血”拍大片的记述,谈到该片怎么四次将稿送审(从中央到上海),怎么每次都有具体的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参与者怎么苦不堪言,有着怎么样的难言之隐……最后大家敬爱的“谢导”怎么发了大脾气:“难道我是卖国主义吗!?” 读毕该文,同在文化专制欺压下的同情虽然也难免稍稍生出,但总的感觉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北京圈子里同人所说:不是要赶时髦、捞政治资本么?那还能要脸吗?



《中华英烈》与一九八六




                            ?戴晴?

  

黄万里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11年生,上海浦东川沙人,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桥梁工程师,两年后赴美国进修,曾就读于康乃尔大学(获硕士学位)、爱荷华大学、伊力诺伊大学,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名中国人。曾在北美大陆驱车45000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并在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任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 半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步行3000公里,查勘闽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两年后,转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问: 众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对者。目前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您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请问您是不是一概反对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河流上建坝?   

答:不是的。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  

问: 什么叫淤积河段? 黄河的淤积段不是在下游的冲积平原,也就是俗称的“黄泛区”吗? 三门峡不能算是淤积河段吧?   

答:三门峡情况复杂,它从孟津以上,也是冲刷的,只有在三门峡那个地方,河底凸起一片基岩,所谓“三门”,历史上有名的秦国和晋国打仗,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黄河中游冲刷段里边插进的一个淤积段,是一个极特殊的地貌。1957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去细究,修水利的工程师也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只要上游水土保持做好,黄河就不会有泥沙冲下来了。论证三门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根本不修,另有一位温工程师主张修小一点的低坝。后来大家坚持,我只好建议坝体下面的施工洞留着不要堵。这是因为黄河主要是泥沙,而泥沙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排出去的。留洞排沙的意见本来是全体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洞堵死了,造成两年之后上游淤积和后来的改建。   

问:长江三峡河段的淤积类型与黄河有什么不同吗? 凡是淤积河段都不能筑坝吗?  

答:长江流域在重庆以上,是四川盆地,因气候关系,雨量充沛。这些水份在被地面植被充分吸收之后,尚有多余,势必向地势低洼处倾泻,这就是盆地中的千万条溪流和它们会聚而成的长江上游支流。几十万年以来,它们一直在冲刷地层构造质,对底层挖,掏,侵蚀,河道不断在挖深,形成了四川盆地以下直到宜昌的美丽的河流峡谷。火成岩石子和风化而成的泥砂随水流而下,流域地貌决定了刷下来的石子和风化泥砂全通过重庆、宜昌落到东部大陆架,沿着斜面铺下去,滑到几公里深的海底,后来的泥沙覆在上边,经过几十万年,形成了富庶的三江冲积平原,养活了那里5亿人口。这就是为什么四川盆地从来没有淤过。长江在宜昌以上各支流及重庆以上干流是属于减坡的河段(degraded reach),造床质全是砾卵石夹粗沙,大水的时候往下冲,且只有三峡这一条路出去。大坝造起来,一下堵死,石头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但并不是冲涮段一概不能建坝,如大渡河上的龚嘴水库就很好。大渡河虽流域小,但水量大。龚嘴坝修了16年之后,被河水冲下来的石头淤满。虽然水库的防洪容量失掉,但不必炸坝,照样发电。 所以,上游山区,河流没有航道的需要,又不会损失耕地,你修你的好了,淤就淤。不过德国人考虑得更多一点,他们只修小坝,坝下都留一个大洞,将来把石子送出去。这些坝,大部分都是好的,可以发电,可以调节洪水,还可以灌溉。    

目前的争论是这些石头究竟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在向下游移动? 长办把可跃可悬的泥沙作为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动——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所作的动床模型试验,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水文地理学基本原理(地貌地质形成原理),可以分析出:这一面积上的石头都要下来,而且数量可观。这是基本知识,我就是从这里推断的。更况且我本人在1940年代当过两年测量队长,亲眼见过河中的石头在动。  

问:这些随流而下的石子和砂砾可以测出么? 其构成和数量随什么而变?   

答:在上游是测得到的。比方说,龚嘴水库运作16年之后堵起来,就可以算出大渡河在此之上每年平均冲下的石子有多少。都江堰已经测出来每年200万方。各个支流加起来,就是冲到三峡段的总量。原则上,淤积河段不能加,因为中间会停下来;冲刷河段可以加,可以从上游小流域的实测资料按流域面积比例综合起来,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输移量。按我的估算,大约为1亿吨/年。  

问: 那么多技术人员研究了几十年,难道一直没有从水文地貌角度考虑问题?  

答:这正是我们人类自以为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后,面对河流山川所经历的教训。8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两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程。基于此,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修造TVA的时候,不再倚重只会修坝的工程专家萨凡奇,而启用了以前曾经在俄亥俄迈阿密河作防洪、灌溉等综合流域规划的摩根(Ather E 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们都是科学家。那时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对水电工程师不满意,说他们常犯错误; 而具体作工程的人也对科学家不满,说他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时还没有一个人两方面都学。  

我是1934年到美国的,以一名有了两年实践经验的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身份,先在康乃尔大学,后到爱荷华大学和伊力诺伊工程学院,攻读天文、气象、地貌,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看清楚该不该建坝和在哪里建。水利工程师并不一定要成为水文地理专家,但有了这个基础,问题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说,任何工程都有总体的考虑和具体的实施,必须先有前者才能谈的上干下面的。  

问: 但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也启用了不少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他们的学养难道对工程的技术关键没有起到作用?   

答:不应该让科学家“下放”到技术层面来判断具体的工程问题,应该让工程技术人员知道如何使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让一名水文地貌科学家去决定一个水利工程的坝址,是过于难为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师懂得必须的水文地貌,不算苛求。科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范畴里,按照自己的理论走向,对自然界最根本的问题和运行规律提出见解。至于应用,是工程师领悟了他的理论之后,就具体操作找出办法。我过去当右派的时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论”,讲的就是这二者的关系。毛泽东40年代不是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吗,说光背诵条文没有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50年代,针对一批不学无术者,在这一“教导”之下,把“实际”搬出来为自己理论上的无知作挡箭牌,我说,“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35年过去了,对长江泥沙的见解和估算,还是这个问题。  

问: 长江三峡段有那么多峡谷,坝址偏偏选在三斗坪,不会仅仅为了将来2公里长的大坝的雄伟壮观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在三斗坪筑坝,象是把峡谷效用倒着用:坝前只有500到1000米,坝倒有2000米长,2公里的坝拖着一条600公里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但他们忘记了,岩基之上还有30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时候须全部掏掉,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1/3,没听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的电站的7倍! 真可谓荒谬设计第一,不经济第一。 你看乌江电站,窄窄的河道上一个拱坝,洪水从上面泛过去,电厂在坝的肚子里,三个功能合一。还有北京的官厅水库,坝体只有100米宽,上边一个大肚子。当然这个大肚子现在已经淤掉了一半,防洪效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经效命40年了。  

问:如果按照现在通过的175米方案,开始蓄水后多久上游就会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长江和黄河不同。目前黄河的淤头已经越过长安到了咸阳,只有遇到上游陡处,爬不上去了才会停止。长江的冲刷段是陡的,本来淤积上不去。但是,当水流变缓,卵石停在重庆,就象是在那里新修了一个坝,淤积于是成为可能。除非你把重庆段河床放低,让它象广阔无际的大海一样,但这谁能办到? 当然这淤积向上爬爬不远,爬到平衡坡降与陡坡相交时,就会停止。但已经抬高了江津、合川洪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应该说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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