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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打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吗？ 这种明摆着的说不通的事，怎么居然行得通？ 三峡工程得以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别的都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同意了的”，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邓小平为什么同意？
1980年，邓小平要看看三峡，被招去陪伴的魏廷铮抓住机会报告三峡工程的好处。在他的汇报里，其实有一系列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
比如发电，他灌给邓大人的是“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不提这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出力； 也不说计算值是要随着水量的大小打很大的折扣的。对于丹江口水库，他说“解除水患，粮、棉、鱼连年丰收”，不提污染、不提移民。至于船闸5000万吨的通过能力，根本不解释，这是要将船都换成数千吨和万吨大轮船，且在全年满载通航条件下的计算值。生态变化更敢打包票，使邓得出“听来问题也不大”的乐观结论。
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邓的非干不可之势。直到最近他与赵紫阳就这项工程的一段对答公诸于世，才知道事情的核心所在：
这次视察之后，邓即“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科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投入工作，到了1986年，赵紫阳向他汇报：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 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1/3 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 “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94年第3 期）
赵紫阳担心的是执政的共产党逆民意行事的危险。
邓小平觉得一旦共产党下决心作什么，而在七嘴八舌（或称对绝对权力的制约意识）面前服了软，那才是大问题。这还是对内； 对外，就更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份子了。
让中国普通百姓省出口粮，支援领袖的政治工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993
分文不发目的何在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大家都知道，三峡工程会淹掉一批珍贵文物。政府当局，或者更确切地说，代表政府具体负责的三建委（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李鹏）当局，打算怎么处置呢？
新中国的官员们，先前的是比较熟悉革命，眼下的是比较熟悉工程技术。对文物保护，除了它在旅游和贸易上的小小功能而外，恐怕大都不甚了了。这就是为什么1988年底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通过的《论证报告》，412位专家中无一位文物考古专家、336 页的洋洋报告中，文物只占了1/3 页； 1992 年国务院提请人大审议兴建议案时，对文物保护，在《总理讲话》中李鹏只字未提，副总理邹家华万言《说明》中只有一句“对文物古迹要尽可能地搬迁和保护”，获得通过时当然也就没有专门列项，只将世上独一无二的枯水题刻、石宝寨、古墓葬群等按其须“搬移”这一特征而归到了移民项下。所幸中国还有科学院、研究所和数十所有声望的大学。在三峡工程当局对此尚未列入日程——当然也就没有钱——的情况下，挤出自己本来就万分拮据的科研费，于1993年底开始了规划调查，也就是说，先要弄清楚，三峡工程将要淹掉的，究竟有些什么。
当时，28所研究机构数百名科学家同时出发到现场，有的教师只住一天6 元钱的旅店，其艰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后来成立的文物保护规划制定小组组长俞伟超当时用自己的名义签字画押，借钱救急。
这次摸底并一板一眼地制定出保护规划，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到了今年5 月，规划上交，只等中央有关部门尽快审批下来，以便着手工作，因为用当局的话说，“双喜临门”（香港回归、大坝截流）在即，坝前水位将达82。28 米，西边的巴东县将达105 米（这一情况，三建委当局居然没有向负责文物保护的机构通报！），规划中认定的130 多处文物点即将淹没，抢救时间已剩下不到一年多一点了。
令他们不解的是，日夜兼程地制定并送上的规划，三个月过去，竟是毫无回音。怎么回事？
有人猜测，这规划是不是作得太大，花钱太多，让政府为难了？ 这话听起来让人同情，但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政府在这方面有责任而且也确实投入了力量。怎奈以有限的财力人力，1949年以来，在陕西河南等“又多又好作”的地块的发掘只不过开了个头，地势险峻、交通闭塞的三峡地区根本还排不上号。这一回因工程迫在眉睫，考古专家们觉得再困难也得上了。不料勘察下来，竟使考古界欣喜万端。这是由于，过去因为知之有限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巴楚文明，地下探测结论既出，呈现出一派辉煌。学者们不但探明了巴楚文化的交接处，还找到了巴文化的中心。更有甚者，这数千年前巴人的后裔土家族，还极为兴旺地生活在长江中游的支流上，并产生了如沈从文、黄永玉这样强悍的族人后裔。将对巴人的考古发掘与对今天的土家民族、民俗研究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考古学的前沿——世界上尚无这样现成的一个范例。
三建委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在1992年《议案说明附件》给出“古迹44处”时，集合了真正的专家、具有权威性的《规划》还没有作出来。但今年给出的《规划》是不是有点太过兴奋、太本位？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学者们出于专业判断，初步探明应该保护的共有1271项。考虑到实际予以保护的可能，这次列入《规划》的，只有他们认为应该作的1/10，如地下本应作829 处共2000万平米，他们忍痛只报了50处200 万平米； 如按照世界水电工程通例，凡具有相当文化容量的地区，文物保护经费应占到总投资的3％—5％，这就是说，若按三峡工程官方给出的1200亿计，应为30—60亿； 若按三建委的负责人去年回答朱熔基提问时的6000亿计，就是180 —300 亿； 即使按照1992年通过的《议案》中的570 亿计，也有17—28亿。在《规划》中，他们非常克制地申请的是19个亿。而考虑到95年规划组长俞伟超已得知国家只肯拿出3 个亿这一现实，规划决定只为1996年最急迫的工作申请3 亿中的1/10，即 3000 万。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通情达理、非常体谅国家了吧。
然而，据他们得到的回函，三建委移民局的答复是： 一个钱也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千方百计探询，方知《规划》送上之后，当局曾努力找一些未介入该项工作的专家，看能不能本着体谅政府的态度，删掉一些文物项目。不料这一回，竟连遭数度拒绝。最后，终于有一名毕业于民族学院的年轻的副教授脱颖而出，主动致信当局，提出《规划》没有体现“重点保护”的原则，给了对文物保护“分文没有”的行为以学术性的理论依据。
难怪56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甚至包括前红军和前官员要紧急呼吁了。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信由执政的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盖上“收文”章，又心急火撩地等了10天，仍不见任何动静。总书记连他们这批“国宝”都不打算理了么？ 这情景该不会被处在一线、从而不得不常与三建委官员打交道的俞伟超“不幸而言中”吧——去年，俞馆长回答我的提问时说的是，“我的感觉，现在似乎是，我就是有了钱也不给你，拖到最后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当面给他提出来： 你是不是打的这个主意！？”
政府不为专家们拨款，正有一批人不要政府的钱而干得起劲呢——君不见在新民谚“要得发，下三峡”的感召下，三峡地区的古墓盗掘与文物走私已日益猖獗。
载《亚洲周刊》1997
长江的人祸
？戴 晴？
◆ （一）长江
曾几何时，万里长江不知什么叫水患。天有四时，水有大小。行走在亿万年天然形成的河道间，浩浩长江有与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阳、巢、太），以及浩淼氤氲的古云梦泽。它们游刃有余地吞吐着或因天体运行、或因四时更迭而时涨时落的江水。再大的来水也有去路。
渐渐地，人们依水而居。先是砍树，后是筑堤——以人对土地的需求去改变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当大权在握的首揆张居正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荆江大堤最后形成：长江从此没有了云梦泽，低于河床的江汉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渐渐地，依着这“一江清水”过活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为一己之存活，他们伐、他们垦；为了得到更多，他们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里，在看谁富得快的比赛中，沿江的中小工业，包括新垦殖、扩大的市镇比过去翻了几番。
森林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下降到10％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4％，有的地方只有1％。”（《长江长江》）；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写道：“1957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2％；仅仅三十年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1％”（《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根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统计：“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仅有14个县发生泥石流；到50—60年代，先后有76个县；到70年代增加到109个县。最后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变化表上：由1950年平均含沙量0。9公斤公方，到1981年1。95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6。81亿吨。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泥沙和垦殖彻底毁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45。5％。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中国改革报》8月6日）。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四、五百年来，因不断增多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流的变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壅高和调蓄能力萎缩——一年频似一年的水患。这局面已难于改变，因为，眼下沿长江流域居住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达220人。他们辛勤恣睢，承担着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40％。
就在这时，大水来了。
◆ （二） 洪水＝洪灾？
这次长江水灾，目前笼统的说法是“特大洪水”。虽然沿江几乎所有观测点的水位都达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点，宜昌测点六次洪峰通过流量，最大也只到64000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80000立方米每秒，还差着一万多。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干支流来水总量是否已经达到1954年水准（4587亿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这种表述（《致全国抗洪军民的慰问电》）。那一年，有1032亿立方米洪水超过了堤防泄量，造成近2000万人口和5000万亩农田受灾。
为保自身的性命财产，人们根据来水的自然规律和必须保护不被洪水损毁的物品的价值，确定究竟花多少代价来构建防护设施（注意此处所说的防护措施，不仅包括堤坝，也包括与堤坝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库、泻洪渠道等等）。国际通例，农田防护一般防50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随它淹掉算了；都市防50至100年一遇。像日本那样人口和高产业密集的国度，最淹不起，宁愿多出资设计到200年不遇；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有时设计到500年不遇。近年，一种新的的思路开始流行，认为以高昂的代价作百年千年“远虑”，实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祸患。不如效仿古人：在准确的洪水预报下主动撤离，待水回落之后再返回。这种办法，本是我们的云梦泽与沿江湖区先祖们最常用的办法，无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让已极难在长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舍即全线覆亡的时刻，就比如这回第四次洪峰到来前夕为救武汉而对中游部分地区的采取的扒堤分洪。
洪水并非一定就意味着洪灾。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顺畅，大家欢喜。一旦水道上出了问题，哪怕来水够不上档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财产顷刻丧失。这正是1991年出现在江苏、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坝的形态不外乎漫堤与垮坝，也就是说，在泥沙顶托的情形下，防护堤坝要么不够高，要么不够牢固。今年险情频出，这两种情形都有：嘉鱼是漫堤；九江是垮坝。问题于是从落雨、来水，变为“目前长江干支流泄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来水为什么会造成高出寻常的水位”？这局面是堤防设计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因素？
◆ （三）流产的全流域治水
1954年大水令高层震惊，对毛泽东关于三峡工程的游说从此由“发电”变为“防洪”。不幸此后，水利系统先是捧着三门峡那个烫山芋；文革中又加上筑了炸、炸了筑的葛洲坝。长江几年没出大险，但谁都知道不可掉以轻心。“1980年赵紫阳曾作一批示：关于长江防洪，应切实加以研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应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峡解决。据此，水利部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标准，并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区。”（李锐语，见《长江，长江》）
这一意图，在《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1988）中也有明确记录：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1972和1980年先后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确定近期以预防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为目标，采取两项主要措施：（1）加高加固堤防，适当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泄洪量；（2）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洪区。堤坝按要求加高加固后，遇1954年同等洪水，超额洪水量可由近700亿立方米减少到近500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要求停止围垦湖泊，继续有计划地整治下荆江河道，加强防汛工作”。
“按此计划，近期安排了荆江大堤加固等18项工程，由中央投资15亿元，从1981年起到1987年，已安排投资3。99亿元，有12项工程陆续开工。”
至此，我们知道，国家在1980年确定了一项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方案。如果这项规划所规定的措施，在1980至1990年间得以由专业队伍从从容容、扎实稳妥地完成，应该说，不但1991、1996下游、支流水患不会发生，这一回也用不着百万军民齐上阵，靠紧急增援、以身体手臂，彻夜不眠、拼着性命执行江主席的命令“死保”了。问题是，这一本应完成于1990年的规划，至今停停打打、不死不活——没有谁将它明令取消，确切知道的只是，“到了1985年，当全国政协调查组到沙市视察时，亲见为加固大堤的四条进口挖泥船，竟有两条调作他用，其他两条工作缓慢”（李锐）。
出了什么事？
原来，“由于投资不足，建设进程有些推迟，要完成1980年提出的防洪建设任务，还需要筹集相当数量的投资，进行艰巨的工作。” （《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
◆ （四）天灾欤？ 人祸欤？
15亿元的资金筹集竟如此艰难，以至不得不停顿下来，个中要义，至今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倒是，这一年，正是一批主事者力促三峡工程上马的关键时刻：如果有了1980年规划方案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还有理由催促中央批准那“世界上最大的、有着不可替代的防洪功能的超大型工程”吗？至于无限期推迟1980年规划方案的理由（投资艰难），只须将这两者所耗投资作一个比较，就不难都明了。
1980年规划方案当时预计15亿元。从1985至1998，上亿元的中央拨款，只有到了今年8月初，当洪水已沿江肆虐，才一次拨款17亿元（“水利基础设施”）。紧接着，在8月中旬第六次洪峰过后，再度“加大力度”，拨17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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