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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 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作了“联合宣言”，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自国际命令；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共产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气派都不敢有……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7月14日，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起义，绝没有那么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05 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再祸国殃民，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比如后来的连珠炮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1927年7月底紧急时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盟友按“既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八一”南昌起义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着，曾经严厉斥责“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布分共——中国的所谓“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挺师。师长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常识的军人，叶挺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会”。它成立于7月26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8月1日，所谓“全歼国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150万，到了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800万兵力。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06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是，50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90年代正忙着从共党权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叨念烂了的1927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着从那时，中国自有民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1949年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1935年之后就没有放过。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的和与军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一辄，50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1949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