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1936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的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着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而血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着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08 共产党的两条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到了。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着这个关于共产党重大转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联：①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②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也就是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10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日东征。在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诸公”。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恩来在20多年之后谈起时，还“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1936年4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第二战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驻武汉、重庆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时还佩剑。”不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11 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