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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你在这儿是个叫花子！”哈维怒吼道。
我并没有激动，只是默默寻找机会反击。的确，我们的反间谍工作虽然不很出色，但现在阿瑟回来了，朗斯代尔案件不过是一个开始。再者我们并没有任何义务向你们汇报“筏夫”行动，这是我们的机密，我们有权自行处理。
“现在我到这里来把我毕生的工作全部告诉了你们——‘咽吞’、‘栅栏’、‘筏夫’——所有一切。可是我们在你们国家安全局里开会时，你坐在我对面五天，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这能算是情报交流吗？其实，你们发火大概是因为我们抢先了一步……！”
这下，哈维可气坏了，他脸色发紫，活像一只火鸡，汗水不停地从太阳穴上淌下。他解开茄克，露出肩上挂着的枪套和里面那支锋亮的手枪。他的肚皮被啤酒撑得又圆又大。现在已是凌晨四点，我被折腾够了，于是便起身告辞。我对安格尔顿说，明天的活动全部取消。我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印象坏透了。要不要讲和，完全取决于他们。
第二天，安格尔顿没有和我预约就跑到旅馆来看我。他满脸微笑，而且再三道歉。他责备了哈维在昨天晚上的行为。
“他喝醉了，以为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吓。现在他相信你了，他不过是认为你对他是个威胁而已。”
他又请我去吃晚饭。这次我小心谨慎，不敢大意了。他说他理解我的心情，并希望我也能理解他。他还热情地谈起要资助我们的计划。紧张气氛总算消除了。他提议带我去见托德拉，说服他让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反间谍力量给予支持。第二天他派了一辆车接我去米德堡。按规定，访问国家安全局时必须有通讯总部的人陪同，我只好从边门进去，直接上顶楼托德拉的办公室。我们在这里共进午餐。午餐时我再次复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经过，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复述了。
最后，托德拉问我需要他帮什么忙。我说虽然我对莫斯科的非法广播进行了分类——这当然是个重大成绩——但主要的问题是通讯总部没有充分监听苏联的电台。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十二到十五个无线电台台位来截听苏联电台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只是抽样监听。若是要在分类方面作出成绩，我们必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电台进行监听。托德拉对这项工作的前景非常感兴趣，并同意保证在两年之内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法广播进行百分之百的监听。他的话果真算数，过了不久，情报便源源不断。情报被送到通讯总部，由“反小集团”委员会负责处理。通讯总部有位叫彼得·马丽丘奇的年轻密码分析专家（现已坐上通讯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对我精心发明的分类法做了改进：他把成千上万的电讯输人电子计算机进行加工，然后用“抽样分析法”把相同的电讯归为一组。这种方法使分类更加准确。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成了西方反间谍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在驱车回华盛顿的时候，我为这次出访所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不已。这次出访华盛顿，我不仅争取了美国对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咽吞”行动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他们对反间谍工作的支持。安格尔顿如果不提哈维，我几乎快忘记了和他的冲突。
安格尔顿对我说：“哈维想再见见你。”
我非常惊奇。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向您征求意见。他在古巴碰到了麻烦，我对他说也许你可以帮助他。”
“那天晚上的事后来怎么说？”我问。
“他只是想考验你一下，看你是否可以信赖。你及格了。”
安格尔顿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人。他拒绝再作进一步解释，只是说他已经和哈维约好两天以后一起吃午饭。他还说，到时候我就会明白了。
一九六一年是中央情报局被古巴问题所纠缠的时候，侵入猪湾的幻想早已破灭。安格尔顿和我经常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曾在五十年代参与过军情五处对希腊籍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采取的平叛行动。一九五九年在我访问华盛顿时，主管东南亚事务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曾请我向高级官员介绍自己的有关反叛乱方面的经验。显然中央情报局对古巴有所打算。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古巴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王国。比斯尔后来接管了猪湾行动，行动失败后，华盛顿官员认为要不了多久比斯尔一定会下台。果然，肯尼迪兄弟后来把那些古巴事件的负责人统统革职了。
两天以后，我准时来到吃饭地点。哈维站起来跟我打招呼，紧紧地跟我握手表示欢迎。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从前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现在没有了，而且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了。他是个硬汉子，他不会宽恕别人，也不会期待别人宽恕他。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古巴问题，想听听我当年对塞浦路斯行动的看法。
“很遗憾，我没有听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报告。”他说，并没有挖苦的意思。
参加军情五处不久，我就卷入了塞浦路斯问题。当时殖民地事务处的处长比尔·马根把有关正在激化冲突的文件拿给我看。那时希腊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斯正在领导一个激烈的运动，他们要求完全独立。希腊政府和希腊共产党以及格里瓦斯的游击队“约卡”都对这个运动给予了支持，而英国则急于保住塞浦路斯这块军事要地，因而极力反对这个运动。一九五六年战局吃紧，一触即发，格里瓦斯几百人的游击队牵制了四万名士兵的英国军队。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政策完全是一种灾难。殖民部试图在这种糟糕的治安情况下进行政治谈判，井依靠军队来维持正常秩序。但要进行谈判，必须先找到格里瓦斯并把他孤立起来，使他中立。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却始终找不到格里瓦斯。读了这些文件以后，我很有把握地告诉马根，军情五处一定能做出成绩，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格里瓦斯。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跟踪他的通讯，就像现在跟踪苏联人那样。
马根立即带我去见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马来亚成功地领导过平叛。他也很主张用情报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并同意代军情五处向殖民部申说。但殖民部却固执己见，对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让军情五处参与。而军情五处预测塞浦路斯问题将发生巨大变化，也不愿意被牵扯进去充当别人的炮灰。特别是霍利斯，坚决反对自动参与殖民地的事，他认为，军情五处是个国内机构，仅仅只能向军队派防务联络官做他们的顾问，而决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里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动步伐，企图打破新总督休·富特爵士用政治来解决问题的幻想。军队又对格里瓦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这次是在帕荷斯山区。然而，格里瓦斯又一次漏网了。富特继续敦促用政治来解决问题，但局势迅速恶化，他只好同意请军情五处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场竞赛：是否能抢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里瓦斯。
马根坚信，地方警察特别处里一定有许多有关格里瓦斯行踪的情报，只是没有人认真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约卡”已经完全渗透地方警察特别处，一旦查阅档案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暴露了身份，那就相当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个官员在尼科西亚的闹市大街上被暗杀了。
马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在西北非洲和伊朗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和土人在一起生活过。他会讲他们的话，也会用牛粪点火烧饭。他非常清楚恐怖分子的危险，不愿把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下级，坚持要亲自走一趟。他要驻塞浦路斯的联络官菲利普·柯尔比·格林上校做助手。格林长得十分彪悍，而且为人正直，非常英勇。他还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画家呢。不久，我也参与了这个行动，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阳光”。
用“阳光’作为这次行动的代号，未免用污了这个漂亮的词语，因为这是一次暗杀行动，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计划很简单：要让士兵们集中精力找出格里瓦斯。我们知道，他是不会投降的，就像最近被军队包围的他那两个亲信一样，他宁愿被打死。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我到尼科西亚。然后我立即去警察特别处研究了马根对档案的分析。格里瓦斯很有组织能力，他在塞浦路斯组织了无数次行动默契的恐怖主义罢工和聚众闹事。他肯定经常与各地的部下保持联络，我们估计“约卡”不会通过电话或者邮电系统进行联络，尽管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研究了档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通讯全靠信使，而且这些信使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主要的来往工具是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设置了许多目测站和截听站。从全面的情况来分析，利马索尔是游击队通讯网络的中枢。我们在离利马索尔几英里远的叶拉萨村和波洛底亚村也设置了观察哨，我们相信格里瓦斯的总部就在这些村子里。
我们首先在马卡里奥斯官安装了一个安全电话窃听器。我们确信马卡里奥斯，兴许还有“约卡”，有时会使用电话。他们以为使用电话是安全的，因为如果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们在邮局的内线一定会报告。
我们决定在通往宫殿的高架电线上也安装一个隐蔽的窃听器，并用一台无线电发射机把窃听的讯号发给一二英里外的接收机。这台发报机使用的电源是从电话线上接下来的。我们得到了军情六处最好的技术员约翰·威克的帮助，威克是在柏林隧道里真正安装窃听器的人。当时威克安装窃听器的时候，警察的脚就在他的头上。整个行动充满了危险。威克必须在黑暗中爬上电线杆，而威克的脚下随时都有马卡里奥斯的武装人员和“约卡”在巡逻。威克在电线杆的顶上钻了一个孔，把电子窃听器装在里面，然后把它与电话线接通再加以隐蔽。我守在电线杆下，把工具送给他。每隔五分钟，我们停下来，等巡逻兵走过，他们随时都可能开枪。两个小时后，我们总算松了口气。窃听器终于成功地装好了，我们基本上能够监听马卡里奥斯了。
然而，“阳光”行动的真正目的是寻找格里瓦斯。我敢断定他也使用了无线电接收机来监听英国军队的通讯，并知道军队随时都在搜捕他。因此我决定两路并进，双管齐下。首先我们要搜查他的接收机的天线，然后着手在他的附近安装一台装有无线电定向电波的接收机，它能向我们指示他的确切位置。我们知道埃及人向格里瓦斯廉价出售了大批的军事武器，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从英国人手上没收的。军情六处招募了一名希腊籍塞浦路斯武器商，他在埃及购买了一批接收机。我把接收机加以改装，并加上了定向电波，准备装在格里瓦斯的总部。
“阳光”行动的第一部分进行得比较顺利。格林、马根和我到利马索尔地区作了一些战前侦察，看看天线在哪里，这得担很大风险。我们化装成欣赏风景的游客，时而在遍地灰尘的小街上闲逛，时而在烈日炎炎的市场和广场上漫步。当我们走过时，坐在树阴下乘凉的老人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就连儿童也不时向我们投来怀疑的目光，然后悄悄地从小巷子里溜走了。我觉得背上的汗不断地往下淌，而且奇怪地感到附近赤陶色屋顶和古老的陵石墙后有一支看不见的枪一直在对准我。
我在叶拉萨村，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形屋顶的尖顶上有一根尖铁。乍一看去似乎是避雷针。这根尖铁装在一个与屋顶相通的绝缘器上，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片一直埋在地里。我用望远镜对那根尖铁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金属片并不与屋顶上的尖铁相连。显然，这是一根经过改装的用尖铁作材料的天线。我们试图想走得更近一些，以便仔细观察一番。结果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一群小孩，他们非常气愤，向我们扔石头，于是我们赶紧逃命。我们东窜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亚村。我们刚喘口气，谁知那里也有一帮孩子要打我们。于是我肯定，这两个村准是格里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着手工作，测出定向电波的位置。据估计，“阳光”行动需要六个月才能完成。但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大干一场时，殖民部却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兰开斯特大厦的宪法会议上匆匆地解决了塞浦路斯问题。这简直是在挖我们的墙脚，整个“阳光”行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马根勃然大怒，特别是在他亲眼看见格里瓦斯从我们预测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格里瓦斯后来飞到希腊，并继续对塞浦路斯施加压力。马根感到这种方法是治表不治本，还有许多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殖民部的这种短期的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根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我们离开塞浦路斯前不久，马根和我突然又遇见了总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 不知说什么好。 富特说他为自己最后摆脱了困境而高兴，并且向我们说明“阳光”计划不过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除非外交解决失败，否则不轻易使用。他似乎很难理解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有效的情报工作探合在外交艺术里。回首往事，我坚信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说“阳光”计划时就动手，那我们一定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样，决定讲和条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约卡”，而这个凄凉悲惨而又美丽的小岛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过去，英国放弃殖民地时显得非常体面，那时我们不用武力而用情报手段击败军事叛乱，然后再以叛乱运动的政治领导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争端，并用英国武装部队维持新政府。马来亚和肯尼亚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安然无恙。
怎样在保证不让地方武装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阶级？殖民部擅长搞那些复杂的、经典的民主模式——在这里起草一部宪法，在那里建立一个议会——这些东西却很少能够立住脚跟。塞浦路斯事件后，我向霍利斯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应当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因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懂得怎样去控制一个国家，并保住这种控制权。列宁相信，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扛枪的人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其他军队或者阶级夺走政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设立了三个局——专门对付国外颠覆者的第一总局，专门对付国内谋叛者的第二总局和监视军队，确保没有人敢进行武装政变的第三总局。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力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此惟一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
这种想法也是美国侵入猪湾的出发点和根据。两年后的今天，当哈维听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经验时，觉得侵入猪湾和塞浦路斯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地方都是小岛，都有一支领导得很好的游击队。当我谈到如果没有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游击队早就分崩离析了的时候，他更加吃惊。
“如果英国人遇到了古巴问题，你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不愿意受古巴问题的牵扯。在我去华盛顿之前，曾和霍利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误。他对我说，应当尽量避免谈论这个问题。我很为难，如果我向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建议，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把我个人的建议认为是英国官方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