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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楚，我不过是私下谈谈而已。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支持某个政治领袖等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们全在佛罗里达州。猪湾事件后，我们在古巴几乎失去了一切……”
哈维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在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活动，因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殖民地。
我对他说：“我怀疑英国方面在古巴地区有什么活动，伦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军情六处，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情况。”
“如果你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们会怎样对付卡斯特罗呢？”安格尔顿问。
“我们会孤立他，并且鼓动人民反对他……”
“你们会打击他吗？”哈维插话说。
我停顿了一下，把餐巾叠好。侍者轻声地在桌间走来走去。这时我才清楚哈维了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们当然会打击他，但我怀疑是否真正需要这样做。”我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比尔，现在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管的事了。早在两年以前，苏伊士危机以后，我们就不管了。”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军情六处曾订了个计划，想通过伦敦分站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艾登最初赞同这个计划，后来他变卦了，因为他又同法国和以色列达成协议搞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不久，联合军事行动失败，艾登被迫撤军并第二次执行暗杀计划。但这时军情六处在埃及的力量几乎全部被纳赛尔一网打尽，只得重新制订计划，借助埃及谋叛军官们的力量。可这个计划又遭到了惨败，主要是由于藏在开罗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参与了这次行动？”哈维问道。
“只是在技术方面帮点忙而已。”我如实说。
然后我又告诉他，当初找我商量行动计划的是军情六处伦敦分站技术组的约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逊，他们是制定这一计划的负责人。他们两人和我都参加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讨论情报部门技术研究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波顿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团举行的。五十年代，化学武器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我和军情六处的联合课题是研究引起幻觉的麦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审讯中的作用，我们在波顿草原做了大量实验。有一次，我自愿提出做试验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有关当时在波顿研制的高级毒剂的情况。我需要解毒剂，是为了在苏联人对英国叛逃者下毒时用，而军情六处需要这些毒剂却是为了自己在国外的行动。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问题，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忠告。显而易见，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是最好的方案，因为这种毒气使用简便。他们告诉我，军情六处伦敦分站在埃及有个间谍，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纳赛尔的某个总部。他们计划在通风系统内放一些神经毒气罐，但我指出这样做不仅需要大量的毒气，而且会造成大批纳赛尔手下的军官死亡，显然是一个很不实际的计划——军情六处的计划都是这样。后来亨利告诉我，艾登又否定这个行动了，这并不使我感到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比“巨型炸弹”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维和安格尔顿又仔细向我询问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那次行动。
“我局正在研究对付这类问题的新方法，并且还可以出售有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哈维向我解释说。
哈维一正经起来，嗓门就降低了许多，而且单调乏味，压抑的语调是一种华盛顿官员们所喜欢用的官腔。他用这种单调的官腔向我解释说，他们不仅需要能够随时改变身份的特工人员，而且也需要改善技术设备——按哈维的行话，就是要改善“运载工具”。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型天文卫星，哈维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卫星曾在苏联边境活动，跟踪过苏联火箭的发射信号，以前他们只是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追踪，后来改用了卫星。上司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卫星。
我对他说：“比尔，他们从不自由雇用人员，你可以试着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军情六处谈谈。”
哈维满脸不快，认为我故意不肯帮忙。
我问他：“你没有去找斯蒂芬森？许多老前辈说，大战时他在纽约干过这种工作。肯定雇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来区别德国海运间谍。据我所知，也许是意大利黑手党人……”
安格尔顿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我的话，然后毫无表情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继续往下说：“还有法国人！你找过他们没有？干这种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你看他们在阿尔及尔和其他地方不是干得挺出色吗？”
安格尔顿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阵。
哈维这时问道：“你们有没有特殊的技术设备？”
我告诉他，神经毒气计划失败以后，军情六处又研制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顿去参观他们的烟盒表演。这个武器是爆炸研究与发展集团最新推出的。他们把一枚毒刺装在烟盒上随时可以发射。我们都穿上白大褂，个个神情严肃，由管理当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科学家拉德尔博士陪同，到波顿草原后面的牲畜场去实施观摩。一头拴着绳索的羊被牵到场地中央。羊的一侧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红色皮肤。拉德尔的助手掏出烟盒，向羊走去。羊受了惊，拼命奔跑，但被绳索紧紧勒住。我还以为毒刺没有射中羊呢！但过了一会，羊弯下了腿，不停地翻动着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来，奄奄一息，几分钟以后就死了。穿白大褂的专家们围着死羊，谈论这项现代新毒剂的各种优点。此时此刻，两种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对动物的爱，一种是对情报工作的爱。我感到对动物的爱比后一种爱更加伟大，同时我还意识到暗杀不该是和平时期的政策。
我只能给哈维和安格尔顿这么多帮助了。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讲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尔顿做记录，我就感到不安。他们的决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认为这就是对付卡斯特罗的办法，还对我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后，我们互相道别，我还告诉他们：“找亨利或者狄克逊谈谈，他们知道的情报也许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将乘飞机返回英国。
哈维突然问道：“你没有对我们隐瞒什么吧？”茄克里的手枪又显了出来。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来一辆出租汽车。
“比尔，我第十二章
一九六一年，伦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而在华盛顿，一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总统却正在为创造一个神话般的文明和杰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处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动荡的预兆已经清晰可见。整个五十年代，英美的情报部门都投入了冷战，他们目标明确而又专心致志。冷战并不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战争，也不具有各种复杂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从苏联情报机关的心脏里逃出来，投奔了西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西方安全机构被渗透的故事。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相信。结果怀疑和猜测笼罩着情报系统，英美情报部门渐渐陷于瘫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来到西方。当时我已从华盛顿返回英国几个星期了。我正在办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进来。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一份《泰晤士报》。他把报纸齐缝叠好，然后递给我看。
“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用手指着一条关于苏联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对我说。克利莫夫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请求避难。
不久我们听到传说，原来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现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 处的各办公室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阿瑟的烟抽得更多了，他那张孩子似的脸庞激动得泛出阵阵红晕。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关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问他：“是有关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关上门，告诉我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曾在第一总局工作过，负责对英国和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后来他又在莫斯科情报部工作，然后又到赫尔辛基苏联使馆工作。其实戈利金早在国外服务时就列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但改名以后却没有被认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国驻赫尔辛基使馆。
初步审问以后，中央情报局交给军情五处一份“十集”清单。清单中的每一集都详细记录了戈利金对英国安全部门奸细的揭发，这份清单原先由阿瑟保管。D 处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长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并根据“对号入座”的原则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单。后来每一集材料又分发给D 处一科（调查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进行调查。我呢，则根据调查的需要，随时向他们提供各种技术咨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戈利金说，三十年代苏联在英国曾招募了一伙著名的“五人集团”间谍。他说，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还知道其他间谍。但戈利金却不知道“五人集团”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代号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牵连。这个线索与金·菲尔比完全吻合，菲尔比现在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戈利金说的五人中的另外两人显然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戈利金所说的第四个人可能是女王藏画的鉴定家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布伦特爵士在战时曾是军情五处的官员，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曾一度受到怀疑。但对戈利金所说的第五个人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团”，因此，菲尔比案件和布伦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进行重新审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准确的线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这些线索都是有关海军部间谍的，如霍顿。这说明苏联人非常重视收集英国和北约潜艇和反潜能力的详细资料。据第三集揭发，苏联人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海军武官当中招募了一名间谍，这件事是由负责国内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来亲自监督的。英国使馆里有一名叫米海尔斯基的俄国籍雇员参与了这项活动，那名间谍把自己看到的机密文件抄下来，交给米海尔斯基。戈利金还说，一九五六年这名间谍奉命调回伦敦，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于是他便由克格勃国外行动处指挥。
据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讲的第二个海军间谍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物。戈利金说他曾读到过三份编了号的北约文件，其中两份是绝密的，这是他在克格勃情报处北约科工作时无意当中看到的。情报处北约科负责整理有关北约问题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咨询和参考。一次戈利金正在准备一份有关北约海军战略的材料时，看到了三份从伦敦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入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照相机一样。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原件还给他。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普那克蒂纳”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这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普那克蒂纳”牌相机和一架“米诺克斯”牌相机。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我们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