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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当他谈到他过去的指挥官时，还禁不住含着眼泪。
我解释说，我们获得了有关科特和拉巴尔特的真实角色的新情报，并把“维诺纳”情报的有关密码译文拿给他看。他为这一材料所震惊，立即下决心进行全面的调查。
“你不觉得他们太老了吗？”我问道。
马塞尔用他那富有威慑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没有看到一个法国政客躺在他的棺材里变成绿色时，你不能说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尔特在马塞尔审问他时死于心脏病，科特则死得很安宁。这次的情报交换在缓和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使马塞尔成为我后半生事业中的伙伴。
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餐馆的服务很周到，饭菜也做得很不错。马塞尔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几瓶最好的红葡萄酒，给我讲了一大串有关法国情报工作冒险行为的尖刻的轶事。我们讨论了“维诺纳”，他一直入了迷似的听着我讲述我们的成功规模。
“他们最近也使我们有一些成功，”他告诉我。他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内的密码室里发现了一个用保险丝盒改装的发报机。
“那玩艺儿不是西方产品的技术规格，其范围正好是在对面的俄国军事武官的房子以内。”他说着便以典型的法国人作风，大嚼着他盘子里的牡蛎。我警觉起来。自从法国的技术小组开始用金属板和铜管把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内的密码室进行了屏蔽之后，针对这两个地方的“栅栏”便在最近停止了。显然，俄国人也意识到可以从屏蔽状况不佳的机器里接收射线。但是，我想，至少法国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查利特显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兴趣。他愿意把那个保险丝盒提供给莱肯菲尔德大楼，好让他们进行检查。他仍然微笑着，冷不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呢，亲爱的彼得，你在射线方面有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
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没碰上什么好运气。”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相信。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 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五人集团”。我请求霍利斯把D 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但其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柏林和作家阿瑟·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他们定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伯吉斯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他还就我如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
“别去找鲍勒。”他对我说，他指的是莫里斯·鲍勒，牛津大学很有声望的文学教授。鲍勒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人的名单上，他被排在了头几名。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问。
“如果你去找他，他会在牛津的每一个导师的餐桌上去张扬。”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没有去找他。
马歇尔，大家称他“阿蒂”，几乎认识三十年代剑桥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那些秘密同性恋网的人。阿蒂对小道消息、阴谋诡计和丑闻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伦特的圈子里谁与谁同床睡觉。
布伦特也喜欢讨论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对闲扯非常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在爱德华·普雷费尔（后来当了国防部常务副大臣）加入使徒学会时，投了他的黑票。布伦特认为普雷费尔非常迟钝，我由于见过普雷费尔其人，所以对布伦特的判断不敢苟同。他讲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伯吉斯和丘吉尔的侄女克拉丽莎·丘吉尔之间的事。很显然，伯吉斯的上司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娶克拉丽莎·丘吉尔为妻，以作为他搞间谍活动的掩护层。伯吉斯被这个任务吓坏了。首先，他是一个同性恋老手；其次，克拉丽莎·丘吉尔并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当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心地爱恋着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这种游戏，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追求克拉丽莎·丘吉尔了，从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恼火和愤怒。亨尼西对伯吉斯对克拉丽莎的倾慕感到无比恼火。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手枪来到伯吉斯的公寓里，威胁着说要开枪把他们两人打死，然后再设法自杀。布伦特喜欢这个故事。克拉丽莎后来不久就同安东尼·艾登结婚了，当起了埃文夫人。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个秘密同性恋圈子，在那里，对同伴的忠诚高于其他一切义务；有一个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里，使徒们之间的联系永远是紧密的；还有布伦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帮派，他们自己并不是间谍，但他们知道或猜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分享秘密，多年来为保护他们而奔走。这些网相互支持，使我们识别内核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我会见过的人都令人讨厌。非常可笑，我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间谍，他们自己作出的抉择，应该尽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围分子则不同。当我会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被后来的生活中的体面所淹没。可是，在他们高傲而文雅的谈吐里，隐藏着罪恶与恐惧。他们会告诉我说，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的过错而不是他们的过错，让我把这事搁一边。他们说我是麦卡锡主义者，当年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当然，当间谍是错的，但当时也是有原因的。他们是“贪图安逸的一代”，他们追求政治上的时髦，这种时髦仿佛是些时装目录。他们在六十年代仍然信守着三十年前立下的保持缄默的誓言。他们不喜欢我。我在他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年青人时就看透了现行英国统治集团的内心秘密。我知道他们的丑闻和他们的阴谋。他们也清楚，我知道的事太多了。
D 处三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叛逃之后档案里的一个始终没有调查过的线索进行重新审查。这个线索是由伯吉斯和布伦特的朋友戈伦韦·里斯提供的。他最早是在牛津大学认识他们的，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局工作，是本廷克大街的常客。里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立即找到了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狄克·怀特，说他知道伯吉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苏联间谍。他还说，伯吉斯在战前企图招募他，因为他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后感到幻想破灭，于是拒绝保持秘密关系。里斯还声称，布伦特、盖伊·利德尔，前军情六处的官员罗滨·扎纳以及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一位了不起的无线电安全局的官员）都是同伙。但是布伦特毫无疑问是一个苏联间谍，而对其他三个人的指控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怀特很不喜欢里斯，认为他提出这种不怀好意的指控是为了哗众取宠。这四个人是好朋友，这正是他难以同意阿瑟·马丁对布伦特怀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里斯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后，狄克对里斯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就像今天一样，狂欢和间谍活动都是很有读者市场的新问题材，里斯那些详细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动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但是，在布伦特坦白之后，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时的证词的色彩就走样了。里斯声称他在战前就放弃了对苏联事业的看法。我想至少得谨慎地重新审查他是否在说谎，也许仅仅是满足自己。开始，他很不情愿同我谈。他的妻子指责我是盖世太保作风，这么多年以后还再提那过时的事。由于那些文章，他们的遭遇是很不幸的。里斯被人知道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之后，就被撵出了学术界。一九五六年以来，他们艰难地度着日子，英国统治集团也回避着他们。里斯终于同意见我，他又把他那故事重复了一遍，他没有证据证明他所说的那几个人是同伙，可他说，所有这些人在战前那个关键时期都是伯吉斯的好朋友。
对利德尔的指控显然是荒谬的。军情五处里所有认识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深信利德尔是绝对忠诚的。他离开军情五处时留下了他那被称为“墙花”的日记。读了这些日记，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间谍。但是对罗滨·扎纳的指控却使人想到要把他同沃尔科夫在中东的间谍对比一番。扎纳曾在中东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我对扎纳的档案进行了研究。他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在波斯负责反间谍活动。这是一件艰巨而危险的工作。通往俄国的铁路线上繁忙地运送着重要的军需物资，这条铁路是德国进行破坏的主要目标。扎纳完全胜任这一工作。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会流利地讲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阴暗残酷的反破坏世界里展开活动。大战结束后，他的任务却更加艰难了。俄国人企图自己控制这条铁路，扎纳则不得不在俄国的边境线附近工作，常常冒着被亲德或亲俄的阿拉伯人出卖和暗杀的危险。从表面上看，扎纳能够活下来这一事实使里斯的指控有一点可信。
战后扎纳离开了情报界，到了牛津大学担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约他到“全灵大楼”见面。牛津大学和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坚固的关系，在以后的五年里，我多次去过牛津。这次同扎纳见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扎纳个子矮小，瘦削而结实，外表有一种博学者的心不在焉。他给我倒了饮料，轻松地谈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们。在他谈话时，我思考着怎样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决定不必顾虑。
“很抱歉，罗滨，”我开始说，“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追查一些过去的指控。恐怕有一个指控是冲着你来的……”
开始他只是嘲笑。冲他来？他抗议。当然，一定是我弄错了。我有没有核实过他的材料？哪一种指控？
我把沃尔科夫以及波斯间谍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了以后瘫倒在座位上。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被里斯恶意地报复了，他被弄错了。
“我在沙漠区度过了六年，”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雅尔塔以后，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却又呆了两年。我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但我认为至少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扎纳说这话时只带着一种悲伤，而没有任何怨恨。他冒着一切危险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后，却因此而受到指控。这深深地伤害了他。他轻轻擦去眼中的泪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卑鄙的人，就像一个在深更半夜里把坏消息告诉给家长的警察。
扎纳使自己镇静下来后，又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当然，他理解我为什么来见他。他叙述了他在军情六处的简单历史。他苦苦地思索着想寻找线索，想弄清沃尔科夫说的间谍是谁。我们说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全灵大楼”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边。“想不出哪个英国人会是这样的间谍。”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轻轻地在地板上敲击着，仿佛这样会激发他的回忆。“我们的人不多，我可以为每个人担保。”
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个一般的情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情报官。在战争的后期，军情六处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谍报人员，显然这个人有可能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有一个名字倒很吻合，叫鲁迪·汉堡。军情六处招募他以后，他被俄国人逮了起来，后来又被释放了，重新被军情六处雇用。这段时间正好与沃尔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档案里的时间相吻合。看来汉堡可能是在监狱里被他们收买了，他们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了解他的英国雇主的一切情况。（鲁迪·汉堡是“苏妮亚”的第一个丈夫，她后来是驻英国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扎纳和我分手时我们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轻率的一切时，就感到很内疚。当我想到那些没把问题弄清楚就把这样的指控放在档案里那么多年的人时，心里就充满了愤怒。当我驱车回伦敦时，我开始对清理这些无尾线索所付的代价产生了怀疑。我想，把这些事情翻出来是不是公正的？毕竟，让它们留在档案里不予干扰和解决会更好些。
那年的圣诞节，扎纳给我寄来一张友好的圣诞卡。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个花圈，急切地想补偿点什么；可我永远忘不了我问他是不是间谍时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在那一瞬间，牛津的文明摇篮似乎在他周围解体了，他又回到了边境附近，被敌人包围着，孤零零地被出卖了。
里斯给我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爵士。他是无线电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家和分析家，是一个精华小组的成员。那个小组曾经破译了德国情报局的手写密码，并为双重间谍系统奠定了基础。战后，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后又在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开始从事引人瞩目的学术事业。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时没有任何证据，仅仅只以汉普希尔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这一点为基础。我从那些被会见过的人当中了解到，汉普希尔的同龄人认为他有左倾思想，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谈谈，以便了解他所知道的关于伯吉斯的情况。
但是，汉普希尔案件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尽管他早已从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邀请他去进行一项关于政府通讯总部未来发展的研究。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进入人造卫星时代之后，人们开始对日益上升的信号情报愈加关注。美国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讯总部分担间谍卫星的经费。即将执政的工党政府面对着每年超支一亿英镑的问题。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示特伦德检查一下，看看这种卫星经费是否合算。特伦德同狄克·怀特商量，怀特建议让汉普希尔来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曾在无线电安全局工作过。我读了汉普希尔的档案之后，感到很吃惊，汉普希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审查，尽管还有里斯的指控。狄克·怀特认识汉普希尔已经有好些年了，他只简单地给霍利斯写了一封信存入档案，仅此而已。
对汉普希尔进行的调查耗去了许多时间。在此期间他任意进出政府通讯总部，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了一次为期六周的访问。在汉普希尔的报告里提出了许多基本问题。首先，鉴于日益增加的费用，英国是否有能力维持英美协议中所规定的由英方负担的那部分费用。英美协议保证了我们同美国进行许多的信息交换。第二，英国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是，英国是否要与美国一起研制新一代的间谍卫星；第三个方面是政府通讯总部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团”活动。
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是，不是，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协议中所保证的交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坚持，并不一定要为每一项新的技术研制付英镑。至于“反小集团”，汉普希尔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进行改变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资效益不大。我当时对此是反对的，但后来又认为这是一项合理的节约措施，再说，英国皇家空军已开始讨厌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汉普希尔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关系。我竭力促使汉普希尔提出建议成立一个新型的无线电安全机构，它将由军情五处控制，独立于通讯总部之外，专门负责跟踪在国内的间谍无线电通讯。我想，根据汉普希尔的背景，他一定会欢迎这个设想。我还告诉他，这是一条惟一能保证我们得到所需要的设备的方法。汉普希尔没有同意，其结论是，这样的举动会遭到通讯总部和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