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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选择了自己来亲自主持对汉利的审问，他知道这将是一次困难的遭遇，而最终汉利的命运是握在他这双手中，他觉得把这项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官员去执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证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莱肯菲尔德D 处一科的工作间对整个审讯进行监听。
一天早上，汉利被通知到琼斯的办公室去，并告诉他有人对他进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审讯。审讯是在局长办公室里进行的，桌子上公开地摆着一个话筒，记录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监听审讯的房间里进行的。整个头一天琼斯都让汉利谈他的生活。汉利非常诚实，有时是痛苦地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回避问题，对他的生活和内心情绪的细节也不隐瞒。第二天，我们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细节告诉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动。他同意说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细节，但他平静地声明他不是一个间谍，从来就不是，而且从来没有在任何阶段被俄国人或其他什么人拉拢过，尽管他在布达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个被指控拉拢过他的俄国官员见一次面。
对汉利的审讯证明了秘密情报事业是一种搞欺骗和阴谋的职业，许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性格。汉利就是这样一个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将要到来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请去接受一次严峻的审问，让逐年的盘问使其灵魂原形毕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踪着他，在他家里窃听，在办公室里窃听，现在仍在窃听。大多数的人都没法承受住这种压力，每一个在监听的人时时刻刻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汉利是个刚硬的汉子，我们现行的审讯系统是能够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丝毫损害，从烈火中闯了过来。
那天晚上，琼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来到我的俱乐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讨论这次审讯。琼斯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端着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双眼疼痛。每当他一紧张，双眼总要疼痛。
“你们满意了吧？’他阴沉沉地问。
“他是清白的。”我同意地说。
帕特里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你们要告诉‘流畅’吧，当然……？”琼斯说。
就在此时此刻，汉利自己意外地走了进来。他和我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彼此常常碰见，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他在这次严峻的考验刚刚过去就这么快到这里来了。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缓缓地拖着步子从我们旁边走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他看上去仿佛是受了一场巨大的冲击，他那张平常红润的脸此刻却像纸一样苍白。
“哈里特”调查停止之后，琼斯让我到中央情报局去，告诉他们军情五处认为汉利在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问题上是清白的。这是一项极其敏感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对米切尔和霍利斯案件早就摆好了进攻的架势，他们知道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以及汉利差不多符合指控这一事实。与盟国保持着关系是最基本的，但这必须使他们对我们的结论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琼斯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处得不是太好，因此他倾向于把这些事让迈克尔·麦克唐纳和我去做。部分原因是因为对安格尔顿反感，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中上阶层反美主义的残余思想作祟。狄克·怀特也有一些这样的偏见。他们都不富有，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并不隐瞒他们在类似的工作中享有丰厚的报酬这一事实。
他们两人都有理由深感对美国人不可信。琼斯在格雷一科恩事情上从未宽恕过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而狄克·怀特则是因为他在战争快结束时在欧洲负责反间谍工作中，与美国军事集团屡次发生冲突而又从未得到美方的谅解。一九五三年西利托退休时，美国人竟愚蠢地企图在任命狄克当局长这件事上设置障碍。
归结起来，他们在态度上有一个基本差别。琼斯和怀特都把自己看作是王室的仆人，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白厅秩序井然而又永恒不变的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内行，而赫尔姆斯、安格尔顿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国情报界有一种残酷无情、无法无天的特色，它使英国情报部门的许多上层集团很不安宁。他们害怕将来会有什么灾难，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这种联络重担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像我这样的一些官员的肩上。
一九六八年，我去了华盛顿向安格尔顿汇报“哈里特”案件的结果。我们举行了一个公务式的会议，我概述了调查的过程，并告诉安格尔顿，我们一致认为汉利是清白的。安格尔顿随后带我去见迪克·赫尔姆斯，向他解释我此行之使命。赫尔姆斯说他不希望再多听了，如果我说汉利是清白的，他就毫无条件地接受我所说的。但是，汉利问题的澄清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离开赫尔姆斯那里之后，安格尔顿说，他要同我讨论一下戈林涅夫斯基是一根安插的内线的问题。“哈里特”如此完全符合，以至于它不必让一个疑心重重的人来相信是克格勃精心策划了这起指控来使他失掉信用的。安格尔顿和赫尔姆斯已经怀疑戈林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曾重新落回到俄国人的控制之中。通过对他所提供的情报进行反复的分析，发现从波兰事务到俄国事务，情报的特点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仿佛是俄国人故意地把他们自己的情报拿出来喂“钡餐”，以便杜绝泄密。军情五处也同意这种分析，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的故事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哈里特”事件的澄清，使中级特务的真实性以及戈林涅夫斯基情报的真实性（尤其是他在叛逃后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一个大问号。中级间谍的故事出现在一九六三年，戈林涅夫斯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的，克格勃为了像他们所做的那样编造出故事的细节，他们需要得到汉利的履历，惟一能够利用职权搞到这个履历的人只有罗杰·霍利斯。
但是，如果戈林涅夫斯基已经转变过来，或者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假情报工具，那么对于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控制的其他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波兰从大战以来一直就是西方在东方集团的行动中最为持续有效的地盘。在“哈里特”的调查当中，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军情六处控制的所有间谍，长期以来，在军情六处华沙分站一位秘书所租用的一套公寓里碰面，在那里举行了九十多次会议。我在推测，波兰情报局和克格勃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这些次数惊人的会议，其原因是他们正在向我们安插假间谍。军情六处又一次恼怒，就像他们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样。
许多叛逃者在六十年代初突然涌入，使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些叛逃者是被送来欺骗西方的反情报部门的。戈利金的中心论点是，克格勃展开了一场系统的假情报战役，他们把假叛逃者送到西方来以便使他失去信用。几乎是在同时，尤里·诺森科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门阶上，使戈利金所提供的关于苏联渗透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的线索有了出入。
诺森科使中央情报局陷人了混乱。他告诉他们，他看过被指控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档案。他声称克格勃没有参与暗杀阴谋，并且在俄国没有同奥斯瓦尔德有过接触，尽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个绝密的UZ侦察机基地工作过。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诺森科的故事当中巧合的色彩太浓了，特别是后来发现他对自己在克格勃的级别和地位上撒了谎。但为什么要派他来？中央情报局使用了军情五处从来不能容忍的监禁和体罚来试图突破诺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在解开这个谜上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
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源“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怀疑也在加深着，他们拒绝透露他们的身份，仍旧在自己的职位上传递着情报。他们对诺森科的问题表现出诚意，仿佛想使美国人确信他是真实的，甚至极力支持诺森科所声称的假级别。但是如果“大礼帽”和“费多拉”是冒牌货，那么他们所提供的关于英国安全部门渗透问题的线索又是些什么呢？
“费多拉”曾提供过指向马尔特里的情报，使马尔特里受到了灾难性的迫害，尽管后来被宣判无罪。“大礼帽”曾向美国人递送过有关美国武器制导系统详细文件的复制件，他声称这些文件是苏联从一个英国间谍那里搞来的。经过调查后，我们抓获了弗兰克·博萨德，此人是航空部导弹制导处的一个官员，他在一九六五年被捕，被判了二十一年徒刑。如果“费多拉”和“大礼帽”是安插进来的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了保持他们组织的纯洁，就要准备牺牲大量的间谍。还必须说明，如果没有政府通讯总部的技巧，我们是不可能获得证实博萨德在为格鲁乌工作的证据的。
我们处在安格尔顿所说的“镜中荒野”之中，在这里叛逃者是假的，谎言是真理，真理却成了谎言，反射出来的一切都使你感到眩惑迷乱。假叛逃者这种设想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设想，除非你读了许多历史书并知道军情五处在整个大战期间是如何利用双重间谍制度的，可现在它只是一种不时髦的理论了。在那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情报官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相信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成了苏联玩弄叛逃者花招的牺牲品。有些人会就这种花招是否成功或这种花招的规模限度进行争执和辩论，可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种花招正在被玩着哩！而且，俄国人只有在获得了军情五处对这种花招的可靠反馈情况后，才能再玩下去。
二十年以后，过去的真相仍然无法弄清。戈林涅夫斯基、潘可夫斯基、诺森科、“费多拉”和“大礼帽”——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干扰痕迹。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自觉的假叛逃者，尽管“费多拉”和“大礼帽”肯定是的，甚至联邦调查局在我退休以后很久才在七十年代被迫作出结论。但我认为这些假叛逃者在不同的时间里都被利用过——用潘可夫斯基来影响我们对苏联导弹技术的看法；用诺森科来影响美国对肯尼迪刺杀案件的态度。我相信，戈林涅夫斯基、“费多拉”和“大礼帽”是用来破坏最为重要的英美情报联盟的一个系统预谋的一个部分，也是用来帮助苏联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制造有关洲际弹道导弹进展工作的假象。
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三个叛逃者所提供的关键情报的时间。戈林涅夫斯基提供中级间谍的情报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差不多是在他叛逃后三年这个时候。这正是霍利斯赴华盛顿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汇报米切尔案件调查结果的时候。要在英美情报关系之间打开缺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军情五处内部那名未被侦破出的间谍的事明朗化。幸好，安格尔顿对戈林涅夫斯基的怀疑使这个故事没有造成那种可能会造成的激烈冲突，反而在事实上加深了英美双方对戈林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怀疑。
紧接着，“费多拉”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并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使我们的目光转向了马尔特里：对另一个核间谍的发现是在英美之间制造最大程度上的紧张气氛的保证，尽管克格勃做梦也没有想到军情五处对检举揭发处理得像他们那样拙劣。
数月之后，仿佛是一个配合默契的战役的一部分，“大礼帽”把我们引向了博萨德。美国武器技术又一次被牵涉到，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国在抗议英国安全部门的弱点时利用美国军事力量来起积极作用。当我们对博萨德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计时，我们的结论是，整个先进的美国制导系统实际上都已被出卖了。斯图尔特事先给安格尔顿一本复制件，上面附着两个字的备忘录，内容很干脆：“救命！”
对英国说来很幸运，安格尔顿能保护我们不遭残杀。但这只是一件控制严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英美之间的情报交换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断。
我回到伦敦的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和我到亚历山大利亚区一家小小的中国饭馆去吃饭，他的儿子常去那里吃饭。当安格尔顿感到有必要进行谈话时，这个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欢的场所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可以确保不受干扰，因为中国人不让俄国人进来。
安格尔顿正处于他的权力的顶峰，尽管他已开始有了一种紧张感。多年来，他一直同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处展开着一场暗中的官僚战，以便确保他的反间谍王国能够独立和扩大。出乎所有的预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并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拥有对所有行动和人员安排上的实际否决权。他控制着以色列事务，使中央情报局的特拉维夫站机构膨胀，人员超编。他确保同英国情报部门来往的所有重要通讯都通过他本人，而绕开伦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报密码，独立于他认为不安全的中央情报局的通讯之外，虽然我们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王国。
卡扎布会议是他的杰出的成就。西方情报部门最出色、最显赫和最高级的官员，每隔十八个月就要会聚到一起来讨论他提出的议事日程——苏联的威胁，反情报的作用——并制定生死攸关的未来规划。在安格尔顿的心目当中，卡扎布会议没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成为创建一个西方联合情报司令部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该司令部能够向苏联集团进行挑战。
卡扎布会议与安格尔顿的气质十分相合。他在极其安全的经过电子技术清查的环境里，抓住“镜中荒野”无止境的疑难问题进行搏斗时似乎显得最轻松。我对这些会议非常支持，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赌博是卡扎布会议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每天会议结束时都要打一回扑克牌。安格尔顿对这种游戏非常精通，尽管我有时能够让他输光。赛马偶尔也被作为一种消遣。我记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纽约召开卡扎布会议期间，安格尔顿成了华盛顿国际赛马活动卡扎布会议的赌注登记人，主要是猜测赛马活动的第一天下午从世界各地来的马的情况。会前，我让安格尔顿给一匹英国马押上一百美元的赌注。这匹马的骑手是前一年的冠军马的骑手莱斯特·皮戈特。这匹英国马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这帮人急于让人看见他们在摇旗呐喊，甚至在最秘密的会议室里也是如此。很快他们当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赌注。
那天下午，安格尔顿就苏联长期搞假情报技术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大多数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国人方面，都被牵到了赛马场的跑道上了。一小时以后，安格尔顿的秘书走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递给他一叠纸条。她从中拿出两张便条给他，第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房子要卖多少钱，吉姆？”第二张纸条上写着：“英国马赢了！”
“天哪！’安格尔顿骂道，“我忘了停下赌博活动了。那匹该死的英国马以十一比一获胜。”
那天晚上，当我们乘中央情报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回国时，安格尔顿在机舱里慢慢地走来走去，从一大叠一百元的钞票中拿出钱来付清账务。
“这是我为西方作出的牺牲……”他在付钱时这样说。
但是这种幽默没能掩饰住他在中央情报局四处树敌的事实——在苏联处，嫉妒他的权力的其他处长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坏的官员当中。赫尔姆斯任处长时，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战争迅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面貌，要求缓和的日益浓厚的政治风气已开始破坏他的王国赖以建立的冷战怀疑的基础。
冷战老将比尔·哈维已经走了，因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尔顿也喝得过了头，他的面色开始苍白而憔悴。他的情绪也变了，他变得愈来愈内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来愈少了。他似乎很压抑，好斗，愈加对别人不信任，人们也愈加反对他。
饮酒、抽烟和钓鱼是安格尔顿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尔·琼斯惊奇地告诉我，说他陪伴安格尔顿到他在爱达荷拥有的一条小河去钓鱼的途中，发现安格尔顿每隔一百码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尔牌啤酒，以便不会缺酒喝。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娱乐则是养珍奇的兰花（他是个世界专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钓饵。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