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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都得依赖于对叛逃者作出的正确判断上——对他来说，总统被刺的事要在这种基础上解决；对我来说，下一步行动是追捕老鼠，这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最后我们从亚历山大利亚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桥，安格尔顿把他的车停在靠近国家公墓的冲绳纪念碑后面。安格尔顿富有满腔爱国情，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崇敬国旗、民族传统的象征等，如冲绳纪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我们旁边唆唆而过。
“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说，这是我听到他很少几次谈起他的老朋友菲尔比当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来欺骗西方的阴谋，那么我们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个那几年，为了尽全力吸引叛逃者，伦敦和华盛顿都有一项自觉的政策。他们被看作是能够破坏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机器的秘密武器。这项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内疚情绪而产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冯·彼得洛夫，他们的服务所得的奖赏是很可怜的，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们得了一笔钱后就被赶了出来进了冷宫，只得指望自己竭尽全力来解决生计，大部分叛逃者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内疚还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尔科夫和克里维茨基死去。我们担心消息传回东方会进一步阻止那边的人来接近我们，除非我们做出自觉的努力来显示叛逃的好处。
戈利金叛逃过来的时候，这种政策更加强化了。所有保护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这些措施首先是巨额报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别行动，牵涉到一个叫谢尔盖·格里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级官员。这次行动表明了我们准备干到什么程度。格里高文在丹麦工作过，丹麦情报部门例行将他的身份告诉给我们，因此我们对格里高文这个人早就知道。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个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他有喜欢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声。情况报告分发到D 处四科，即D 处的间谍管理科，并指示他们对格里高文的不检点行为加以注意，因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国人，尤其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在西方同女人接触时，如果被克格勃安全处，即“SK”抓住了，那么他就遭殃了。格里高文这起案件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一年以后，D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官员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报。他的一个间谍，《每日镜报》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常常习惯性地同格里高文在宴会上见面。这位负责人的女朋友说格里高文与一位朋友的关系暧昧，这位朋友是她介绍给格里高文的。D 处四科在同D 处一科行动科一起开的周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会上同意对这件事的事态发展作进一步的监视。这位反间谍官员奉命鼓励他的间谍注意这起正在发展的罗曼史。
最后，格里高文同那个姑娘结束了那种关系。当他再次碰到那个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女人时，他问她是否还认识其他的女朋友。D 处一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机会到了。如果我们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绍给格里高文，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上来开始展开一次引诱行动。这个计划呈递给了琼斯，他同意了，尽管这次行动对外交部也要保密，因为他们叮能会找借口把这次行动否定掉。D 处四科奉命找一个适合这项工作的女人。他们有一批高级应召女郎，专门用来引诱对方的，最后成功地在宴会上介绍了一个女郎给格里高文。他彻底地吞下了诱饵，并很快就同这位女郎发生了关系。
事情开始走向高潮。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从监视中看见，格里高文显然纯粹是为了性才对那个姑娘感兴趣的，想动脑筋打动他的心弦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这必须进行当机立断的引诱行动。
一次叛逃的各种计划是很复杂的，需要用若干星期来准备。首先要租一间房子，安装上双面镜和照相设备，然后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证格里高文决定叛逃后的安全。他有一个家在莫斯科，我们对这些情况都进行了核实，以便在他跟我们讲价钱时把他的家属也偷运出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D 处一科的科长亲自负责这次行动，格里高文和那姑娘来了。我们拍了十分钟的床上镜头，D 处一科的人和军情五处两名壮实的官员用莱斯利·贾格尔的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有一个是我们的人……”一科的人说，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门外。
格里高文在这一时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着镜子，这个克格勃人员向镜子里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明白了。
“我是个外交人员，”这个俄国人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联系……我有外交护照！”
他试图伸手过去拿他的裤子，我们的一个人把裤子踩着了。
“这可不是外交人员的行为，”一科的人说，他弯腰捡起内裤，把它扔给那个赤身裸体的俄国人。然后他又谈到正事上。
“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们发现了，会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于思考当中。
“你看来似乎更适合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调查核实过。在美国四年，在丹麦三年。现在伦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对吗？你为什么不投奔过来？我们会照顾你的。还有丰厚的养老金。你会很安全的。”
俄国人摆了一下手，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馆通话。
一科的人用了两小时试图说服他，并告诉他要考虑未来。他将被剥夺一切特权，丢人现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单调枯燥的西伯利亚边区村落度过自己的生涯。再也没有外汇收入，再也没有海外津贴。
“我是个外交人员，”格里高文不断这样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谈谈。”
他就像第二次大战中被俘的飞行员，只会背诵他的姓名、级别和编号。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士兵，最后我们意识到他不会叛逃。我们把衣服还给了他，然后把他丢在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数月的计划，数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费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国大使馆，交大使亲收。里面装有格里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特别处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员被押送上了一架飞机。我们送了一份报告给军情六处的莫斯科分站，建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总是夹杂着悲剧色彩。但最惨的案件要数年轻人纳简斯基的案件——一个改变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贸易代表团的船运组工作，我们早就识别出了他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与苏联政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沾了点亲戚关系。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的监视人员看见他在伦敦公园与一个姑娘见面。
起初，我们在姑娘身上花了许多功夫，监视人员跟踪到了她家里，知道了她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当秘书，没有接触过机密材料。迈克尔·麦考尔去找了这个姑娘，问她为什么要与一个苏联官员会面。她却坚持说纳简斯基在她身上没有间谍目的，他们是在谈恋爱，她完全不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关系。她说他一点也不像她想像中的俄国人，他是一个罗曼蒂克者，而且还很胆小，他常常谈起要在西方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D处一科（行动科）和D处四科又一次开会，考虑最好的行动方案。我们决定让那姑娘继续不动声色地同对方保持着关系。同时，我们计划了一个接近纳简斯基的方法。这项行动显然不能长期拖下去，那个姑娘已经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似乎很快就会暴露自己。当然这还得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赏金。虽然纳简斯基本人只是一个低级官员，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伦敦任职期间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当时正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叛逃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俄国高级政治家的亲属向西方寻求避难会使俄国人非常难堪尴尬。
下一个星期天，纳简斯基将出差到哈尔维奇去。他要陪同当晚要起航的一些苏联海员回船。因此，他像平时一样向外交部申请批准离开八十公里的限区，这一限区是针对所有东方集团的外交人员的。麦考尔带了几个监视员坐在哈尔维奇码头外面的汽车里，等待着纳简斯基的出现。纳简斯基从车旁走过，麦考尔叫了他的名字，他迟疑了一会儿。
“我们知道那姑娘的事……”麦考尔低声地说，“我们知道你想留下来。快上车，我们可以谈谈！”
纳简斯基向大街的两头望了望，抓紧机会钻进了汽车的后座。麦考尔把车一直开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们请他喝茶，尽量不多谈。我们已经逮住了鸟，重要的是不要使他惊慌。
“我听说你想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我开始问，纳简斯基已经对周围的一切适应了，他点点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又稳定下来了。
“我们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
“克格勃，你是指这个？”他用极好的英语问道。
“我们认为你是。”我继续说。
“你没有选择，”他突然悲伤地红了脸，“如果他们要你替他们工作，他们干脆就命令你，你没有选择。”
我举出我们能做的安排：会有安全保护措施，养老金，以后也许有工作，可以同那姑娘进行短时间的会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几个月。
“为英国安全局……我知道。”他说，面带着微笑。他知道这种花招，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把纳简斯基送到温布尔顿附近的一幢保安楼里，里面布置了武装保卫人员保护他。十二小时以后，外交部收到了苏联大使馆提出的一项要求，询问他们是否有某位低级外交官员的消息，说这个官员是在从哈尔维奇的例行访问归来的途中失踪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经由军情五处琼斯告知了有关纳简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对待这件事，就像他们对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国人的事件一样，觉得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他们立即派了一位官员到那幢保安楼去与纳简斯基会谈，问他是不是自愿申请的，要不要同苏联大使馆任何人谈话。他肯定他的决定是自愿的，并且说他不希望同任何一个苏联人谈话。外交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联方面。
纳简斯基的妻子动身去莫斯科马上就被人发现了。第二天，苏联大使馆要求外交部为纳简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苏联能够通过电话同他谈谈。起初，纳简斯基不希望同她谈话。我们对这种企图使一个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受到更大的压力的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坚持外交礼节。
这次通话是在以后四天里俄国人坚持要求的许多次通话当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纳简斯基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想想我们，”他们告诉他，“想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毁灭和耻辱。”
纳简斯基开始明显地动摇了。在白厅、外交部和军情五处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外交部要允许通话。俄国人却从不允许我们接触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们的人，如格雷维尔·温。可外交部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优势和纳简斯基的利益，只坚持外交往来上的一些细节。
“我们不能拒绝家庭人道主义的接触。”他们说。
第四天纳简斯基告诉我们他决定回去。这件事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麻烦。麦考尔试图指出各种危险，但都没有用。他就像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现在我们能感觉到他在悄悄离去。
“你坚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
“我要干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他毫无表情地说，“我已经为我的家庭尽到责任了。”
宿命是纳简斯基惟一的庇护所。他是冷战当中许多不露面的牺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东西方面对面的两支秘密大军毁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报迷宫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条出路。安格尔顿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带，他选择了对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条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宫的建造者请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出路。虽然，我开始时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论的狂热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
问题是戈利金对他的“方法论”的迷恋。他声称，如果让他接触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那就会在他的记忆里触发联想，这种联想会引导他发现间谍。他的这个理论是，他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的情报有许多是删改过的，换句话说，这就是用伪情报源来保护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的身份，如果他阅读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时，他就可能抓住与他在克格勃档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点。
利用戈利金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论，允许他支配反情报政策的整柄剑；二是继续从事那种试图从他那里淘出事实的金屑来的恼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报告里的情报，一个间谍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后再用反情报的正统方法对它们进行调查。
戈利金是极有用处的，西方反间谍机构成功地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些有事实根据的线索。这就是我们怎样抓到瓦萨尔，怎样使马塞尔·查利特发现了乔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报也是一样。凡他坚持的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总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实可信。例如，毫无疑问，他参加过谢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会，会上建立了负责假情报行动的D 处。但是，他根据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来推断并发展广泛的理论时，或企图把在他叛逃后发生的事与他的理论相吻合时，那么他的这些情报就是灾难，例如他那关于搞四十年假情报的伟大计划以及中苏分歧的说法就是这样。
戈利金在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广泛的理论决裂了，也不再严守他的方法论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样的低级官员还在相信他的理论。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担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时，负责同戈利金联系。
但在华盛顿，情况就完全不同。安格尔顿把“方法论”的钩、线和钓丝锤都吞了下去，允许戈利金自由翻阅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胡乱指出叛徒。这样做常常使他的决定站不住脚，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还导致反情报工作出现极大的错误判断。一大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其事业遭到了毁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处处长戴夫·墨菲。由于戈利金的线索，如此之多的各种官员受到怀疑，到头来，情况愈来愈糟，以至于中央情报局决定用解散苏联处来作为排除这种怀疑的惟一办法，并用一批全新的官员来重新开始工作。显然，这是一条走出迷宫的路，但这并不能弥补全局士气风貌上的损失。
虽然军情五处避免了中央情报局的过激做法，但戈利金还是很不好对付的。他过分自大，认为对所有的叛逃者都要远远保持着距离，让他们自食其力，尽可能少地给他们反馈，使他们不能够对自己在情报部门活动中的意义作出评估。自从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来英国时，我们就向他敞开胸怀，我同别人一样对此负有责任。当米切尔案件开始时，经霍利斯和琼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他甚至按照一个著名的契卡情报官员的名字，为米切尔案件选了一个代号“斯皮特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追捕一个高级间谍，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给我们的情报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紧张，而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气氛中度过的，到处都弥漫着叛变的腥味。我们是怎样靠着他的理论带来了恐惧，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毫无疑问，他对西方的渗透情况是知道的。英国、挪威和法国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们太性急，以致没法得到他所有线索的一个完全没有讹误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九六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