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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潮头终于冲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扎布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时，他应邀去讲话。所有到会的人都迫切期待着他的出现，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有那么多的东西是从他那儿来的。戈利金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他很快就西方情报部门没有正确地理解他的材料这个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知道更多的间谍，”他叫喊道，“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同我合作呢？”
他着重谈了英国，他声称许多渗透还未被发现，只有他才能找出来。琼斯脸上带着微笑，这种笑是他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讨厌的人的。他一贯憎恨在大庭广众当中张扬家丑。他最后终于耐不住了。
“你要什么？”他问道。
“档案……接触你们的档案。”戈利金回答说。
“好吧，你可以看——看你喜欢看的任何档案。我们倒要看你是否能给我们点什么东西。”
戈利金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投奔过来的。我最初敦促他直接过来，当时伦敦正是冬天。他阴郁地告诉我，他一生当中见到的风雪实在太多了。他被安置在布莱顿附近的一幢安全的房子里。麦考尔和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为他理家并与他作伴。每个星期，我都要用公文包装一包档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送到他那里，以便他研究。
我第一次把材料给他时，曾警告他不要做笔记。琼斯和我都担心，在他的“方法论”背后的部分动机，是从西方情报机构里收集尽可能多的情报，为了某种未知的将来的目的。
“当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个行家，我懂这些。”
戈利金钻到军情五处最秘密的档案里过了四个月。迈克尔·麦考尔到格林·米尔斯银行取出了一万英镑的现款，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带去给戈利金。
虽然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戈利金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琼斯曾要他摊牌。当然也有些有用的东西。他研究过“维诺纳”，并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时间的知识，补充了几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的档案，查看入学者的各种材料，看看有没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们甚至还搞了一次声音测试，参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兴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从他们所用的习惯用语中发现他们有没有克格勃指挥官的俄语词汇。这个办法虽然很高明，但从未收益。最后，我们决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关闭这所学校。
然而，在关键的领域里——他能否在渗透问题上弄点眉目出来——他完全是个失败者。他对斯克里普金的指控补充了一些细节。他的确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论。他花了若干个星期研究“维诺纳”通讯，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识别出未知的匿名者。有两个人特别使他感兴趣——戴维和罗莎——根据已破译的电文，这两个人显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许是兄长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参与“维诺纳”通讯工作的军情五处的官员的档案都给他看。一天他宣布他有了答案。
“你们的间谍在这里。我的方法论发现了他们。”他阴沉地说，像法师一样用手指指着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两份档案。我对这两份太熟悉了，是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的。
“别荒唐到了极点，阿纳托尔，”我说，“维克托是安全局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怎么扯到这种结论上去的？”
“他们是犹太人。戴维和罗莎是犹太名字……”
在我听来这就像克格勃的反犹太主义，我不禁想起如果这里是中央情报局，我是安格尔顿，那么维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经根据戈利金毫无根据的解释被列入间谍名单了。
戈利金“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是他解释档案时仿佛他仍然在克格勃一样。他查找搞错了的行动，或个别官员的错误。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会问。
“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会这样回答。
戈利金好几天都不说什么了，然后又宣布他敢肯定哪个人是叛徒。
“但为什么，阿纳托尔？”
“因为在克格勃里，失败是一种严重的罪过。你不会再获得信任，这使人不快，也许这时他就想到转变。”
他从来不懂西方文化，由于未能一帆风顺地见到斯大林，他的事业失败了，因此被驱上了叛逃之路。他推测西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
“但在西方不是那样，”我常常告诉他，“我们在这里不会那样干——只是在联邦调查局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戈利金会显得惘然若失。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幽默感的人。
“瞧，阿纳托尔，我们在这上面已研究了二十年，我们还不知道谁是间谍，你的猜测对我们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他看着我，又看看档案，仿佛要让我因为怀疑他而感到内疚。
“你知道什么，彼得，”他叫喊起来，“你没有像我那样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呆过。”
如果不是他的虚荣和贪婪，他会是个真诚坦率的人。他像所有俄国人那样会有突如其来的悲伤。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把沃尔科夫的档案拿给他看，当他知道这个企图叛逃的人的档案最终落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的故事后，他开始哭了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彼得？”他痛苦地问道。他深知，要不是上帝的慈悲，他戈利金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的。
麦考尔和我显得惭愧，但却没能辩解。
在他的停留期间快结束时，我们谈到了假情报以及我们档案室里千篇一律的情报。戈利金是一个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准确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报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离开之前，交给我们一份厚厚的打字稿，这是他亲自用一个手指头在一台老式的奥利维蒂牌便携式打字机上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他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假情报的权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档案室，我期待着他的每一个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我甚至不高兴去读它。
我又见到戈利金时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纽约。我们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这是一个令人难过而又诡秘的场景，戈利金仍在谈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假情报的研究所的计划以及他所发现的新线索，但他知道他完了。去年夏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得一批新的叛逃者涌入西方——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的情报虽然不那么耀眼，但更容易消化。戈利金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人物，我想他能看出我是在安慰他。
他最近正遭受着不幸的折磨。他最喜欢的女儿成了西方最腐朽的事的牺牲品——吸毒——并且已经自杀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戈利金责怪自己。
午餐后，我们在冬天那明朗的阳光下一起走过中央公园。他要我去看看他在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但我告诉他我得回伦敦，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想回家吗？”我们快分手时我问他。
“哦，不，”一阵不寻常的停顿之后，他才回答说，“他们不会宽恕我的。”
戈利金不怎么谈到俄国，但它显然在他的心中。
“想家吗？”
“有时想……”
我们道别了。他穿过雪地走远了，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所有的叛逃者一样，戈利金感到寒冷。
第二十一章
由于戈利金不能对渗透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军情五处因此陷入了迷津。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搜寻可能存在的高层间谍（因为“流畅”委员会认为罗杰·霍利斯爵士是最大的可疑分子）的活动被搁置起来，以便集中注意力去猎取中级间谍。汉利的问题一经查实，就失去了明显的前进目标了。我们是假定戈林涅夫斯基的故事纯属虚构而放弃搜寻中级间谍呢，还是在类似汉利这样情况的一些人中间继续寻找嫌疑犯？如果我们假定戈林涅夫斯基关于中级间谍的故事是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假定的这个圈套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其他中级间谍身上引开呢，还是从高级间谍身上引开？这两种情况是都存在的呢，还是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干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像一出希腊悲剧里的演员那样，我们没有真正的选择，只得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四面出击。
下面一个最大的可疑分子是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化名），一个性格外向、天资聪颖而又带点恶作剧式的幽默的官员。史蒂文斯的情况有百分之六十和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相吻合。他有一个比汉利更深的波兰背景。他有一半的波兰血统，而且他已爬到了汉利原先的职位上，成为军情五处波兰科的头。在那里，他对他母亲的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广博知识使得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讽刺意味，或许可以说是不幸的是，史蒂文斯正是在一九六三年找戈林涅夫斯基谈话的官员，也是第一个听说中级间谍的人。同霍利斯去拜访古曾科一样，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巧合？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穿过军装，也和克格勃的一个官员有过接触。这个克格勃官员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揭发进行了这次招募活动。汉利和史蒂文斯两人都参加过一九四五年的加尔各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史蒂文斯作为军事翻译派给斯大林，为他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直到斯大林对他讲的俄语中所带的波兰口音不满才把他撤换了下来。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于是我再一次谨慎地去访问哈利大街。但是汉利曾把他的职业的性质告诉医生，而史蒂文斯则从没有作过有关他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任何暗示。
“我不会想到他有足够稳定的精神状态来干这种工作。”医生说。
“你觉得他可靠吗？”我随便问了一句。
“他非常聪明，”医生回答说，“但是我认为他的聪明有时会把他引入歧途。”
“你的意思是……？”
“他有点‘沃尔特·米蒂’，我认为你不能总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查看他的案子越深入，就越怀疑当初是否应该把他招进来。这事看起来很难说清。他是一个很好的官员，对情报机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归根到底，仔细审查的话，这个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他进情报部门。精神病问题只是全部问题的一小部分，真正叫人担心的是他的波兰背景。根据他的工作履历可以看出，他在官方许可下定期去波兰度假，并看望他的亲属。他的一个和他关系特别亲密的舅舅是波兰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们俩还偶尔在伦敦会面。军情五处通常对那些家庭背景同英国共产党略有牵扯的申请者一概不予录用。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史蒂文斯的案子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而且，像他这样一个人同中级间谍的调查有联系这个事实使得事情更加棘手。因为他为了洗刷自己，就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审查来证明他是清白的。而由于他的家庭的一半生活在铁幕后面，进行这样一次审查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尽力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史蒂文斯被召唤来接受审讯。这次审讯由我和帕特里克两人主持。帕特里克是个独眼的廓尔喀军官，是D 处三科的审讯员。
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戈林涅夫斯基讲的关于和波兰人联系的中级间谍的事以后，史蒂文斯就对受传唤有所预料。他在进攻和防守两者中变来变去。他神经质地凝视着我，好像要使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他承认这种指控和他非常相配，完全是事出有因，并且承认具有他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被像军情五处这样的组织录用是件离奇的事。
“我老在想，总有一天人们会记起我是半个波兰人，”他说，“我想这次审查我是过不了关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不过，如果这可使你宽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决定此事的不是我而是琼斯。”
他明显觉得，无论审讯如何进行，他是不可能取胜的。和汉利不一样，他不能指望走过炼狱而不伤筋骨。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冷峻地走进房间，坐在对着我的那张桌子边上。
“是我对你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坦白……”
我给吉姆递了个眼色，他立刻开始做记录。这只是个附加的预防措施，因为所有的谈话我们都录了音。
“是的，”他继续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对什么人谈谈。你是对的……我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间谍。”
他扭弯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在流泪。但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他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我。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格雷格？”我问。
“你们有证人，不是吗？”
“你知道你必须对处里有个交待吗？”
他点点头。我斜过身去告诉吉姆，让他去通知局长的安全官汤姆·罗伯茨，并安排特别处立即派人来。史蒂文斯和我相对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问题，刹那间都变得多余了。
“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说，声音非常清楚。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伯茨到达之前，最好什么也别说。吉姆·帕特里克回来了，我们悄无声息地坐了一会。然后，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开始抖动了。有一阵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许会一下子垮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叫局里的医生来守在一边的。”
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他说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难堪，只觉得脸上发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想要一个间谍，是不是？我想我能给你们一个。我知道，我总归要给开除的。”他说着，突然间满脸通红，反正玩笑已经开过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儿讨论这种事情，”我回答说，“汤姆·罗伯茨马上就要来这儿，你可以向琼斯解释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现在正在试图撤回它）。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可是他干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这场调查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几乎肯定是失去了。
琼斯听到此事后感到震惊。他是个律师，一向对军情五处处理问题的圆熟手段十分称颂。
“你认为怎么样？’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是假供还是后来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观点，”我回答说，“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中级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我只认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琼斯咕噜了一声。对于他这样一个稳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总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认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在审讯前核对过录音。
“我甚至也让史蒂文斯核对过译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别指望我们再留用他了，”他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