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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明很富有，这是他应有的。他在苏塞克斯拥有一座大庄园。在乡间，他是个绅士；到了城里，便是间谍。这种行当很适合他这种内向的小伙子性格。其实，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整理军情五处的公文和其他例行公事上。那些在战时从高等学府里被选派进情报部门的佼佼者，与卡明的关系不是很好。但卡明有一方面的才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他有一张十分复杂的交际网，他在俱乐部有许多老朋友。他的关系形形色色，稀奇古怪。如果军情五处需要一个讲中国话的独脚洗衣女工，卡明也能找来。A 处的处长位子空缺了，卡明自然是填补这个空位子的首选人。
卡明要了鹈鹕蛋，并问了我一些个人生活经历的情况。吃饭时，他漫不经心地听着我的谈话。饭后他要了两杯白兰地，这才把他请客吃饭的目的托了出来。
“我想问你，彼得，你觉得我这个处的情况怎样，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对他的提问是有思想准备的，决定借此机会来讲明我的心里话。
“不会有多大的起色，除非你任用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科学家，并放手让他工作。”
白兰地送上来时，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你得让他有机会接触办案人员，帮助他们进行规划和分析进展情况。”
卡明举起酒杯，轻轻地晃动着杯里的酒。
“是的，”他同意说，“我们也想这么干，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琼斯很想来干，可如果我们让他进来，他第二天就会要求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地搞下去。”
我同意他的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曾一度对温特博恩暗示，如局里有合适的位置空缺，我倒有兴趣正式加入军情五处。
我问卡明：“我想你已经告诉过你我有兴趣来试试？”
“啊，就是这个问题，彼得，”他回答说，“我们同白厅有过光明正大的协议，互相不得挖墙角，尽管你是自愿的，我们也不能把你从海军那边弄过来。”
卡明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他继续说：“当然，如果你离开海军部，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一个卡明，他要我采取主动。我提出了我在海军部的养老金问题。如果我离开海军部，那么我这十四年应得的养老金就要全部泡汤。我不能跟卡明一样，可以靠私人收入来维持生活。卡明轻轻地弹了一下白兰地酒杯的边缘，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情，仿佛我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想，你也很清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彼得。”他说。
他停了一下，把话峰转入他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上。
“我们不是行政机关的文职人员，你只能准备信任我们。我们这行的经费都是秘密拨款，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法写个书面保证。但有一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难处，我们会作出某种安排，总不能眼巴巴地看到我们的人吃亏吧，这你是知道的。”
午饭后，我们从高雅华丽、酒香沁人的“I．O．俱乐部”出来，走到明朗的皮卡迪利大街。
“如果你决定离开海军部，记住通知我一声，好吗，彼得？”卡明说，“那时我会请各部门的处长多多关照的。”
我们握手道别，他转身大步向莱肯菲尔德大楼走去，那把雨伞仍夹在他的胳膊下。
卡明让我加入军情五处的邀请来得太巧了。反潜项目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海军部急于想把我安排到朴茨茅斯的新工作岗位上去，我对新任务没有兴趣。与此同时，马尔科尼公司与英国电气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合作进行“蓝带计划”的研究。马尔科尼公司实验室副主任埃里克·伊斯特伍德叫我去搞“蓝带计划”的导向系统。不到一个月，我辞去了在海军部的工作，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当了公司的高级主任工程师。
我发现自己在搞导弹研究中显得力不从心，部分原因是我渴望早日加入军情五处。但是认为导弹系统搞不成的人不止我一个，建造导弹系统简直是一件愚蠢之至的事，是英国自欺欺人的一个写照。不管怎样，这种科学最终只有消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耗在研制一种你希望并祈祷永远不用的武器上呢？
我打电话给卡明，告诉他我已经离开了海军部，等待他走下一步棋了。半年以后，我又被邀请去吃饭，他很好客，但不像上次那样慷慨了。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我同委员会讨论过你的建议了，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如果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进来，我们就会遇到来自白厅的麻烦，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会使事情复杂化，所以，我们建议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员进来，并设法发挥你的长处。”
我明确地表示出对卡明的建议不满。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因为这一差别他将以普通官员的工资支付给我，而不以我目前高级科学家的薪金支付给我，这样一来，我每年就要少拿五百英镑。还有一个原则问题，那是我和父亲讨论加入军情五处时，他提出来的。
他对我说：“除非他们任命你为科学家，否则就别去。如果你让步，那么你以后就休想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工作了，没等你醒悟到怎么回事，你就已经成了一个普通的办案人员。”
卡明对我的拒绝感到惊讶，但他并没有再试图说服我。他很快就起身告辞了，声称莱肯菲尔德大楼有个要紧的约会。
一个月以后，我在大巴达城的实验室里接到通知，让我到肯普办公室去。卡明和温特博恩都坐在那里了。温特博恩满面堆笑。
“啊，彼得，”肯普说，“看来我终于留不住你了，马尔科姆要你去军情五处当首席科学家。”
温特博恩后来告诉我，卡明去过肯普那里，问他要得到我，要付我多少钱。肯普深知卡明为了替政府节省几个英镑， 会走到何等极端的地步。 于是他回答说：“一份公平的工资。如果我去，我也会提出这个要求的。”
卡明对我说：“当然，还要经委员会批准，但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我和在座的每个人—一握手，又回到我的实验室，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第四章
四天以后，我来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参加选拔委员会的面试。四室那结满霜冻的玻璃隔间打开了，里面有一双眼睛在仔细地打量着我。尽管我的面孔并不陌生，但因为我还没有出入证，只得耐心地等待着警卫人员往卡明的办公室打电话，以便派人来领我进去。
“先生，是来看局长的？”来人问我。他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铁门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打开了。这是个老式电梯，是用一个装在铜盒里的操纵杆来开动的。电梯当啷当啷，呼哧呼哧地开始上行。我数着经过的楼层，一直到了六楼。军情五处的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我们走了几步，下到一个走廊，然后进了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这是局长的秘书室，看上去它与白厅的其它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秘书们个个养尊处优，穿戴整洁，整天在打字机的啪喀声里迎送时光，唯有那放在窗户对面的组合保险箱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个地方的性质。房间的墙那头，有一扇门，通往局长办公室。外面这间房子的纵深度是特意设计的，以防任何闲人擅自闯入。这个纵深度使局长有充足的时间在任何人闯入之前锁上自动锁。此时，局长室门上的绿灯亮了，一个秘书陪我穿过外间，带我进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的办公室里明亮宜人，充满了新鲜空气。室内陈设着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家具和皮背椅子，使人以为这是在邦德大街的金融大楼里，而不是在白厅。墙的一边挂着三位前任局长的肖像，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严厉和冷峻的神情。另一边，在一张干净的会议桌得，坐着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只认识卡明和霍利斯，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
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爵士招呼我坐下。我多次去卡明的办公室，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但这仅是一面之交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在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就读过，是学院一英里赛跑纪录的保持者。当然那是在我进这个学院之前多年的事了。他的身材高大，精瘦的脸上泛着健康的红光，并有一双厉害的眼睛。他有一股戴维·尼文般的风度气质，同样的英国举止，轻松感和整洁笔挺的穿着，与委员会的其他人一比，更显得光彩照人。
我们坐定以后，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话了。
“我听说你希望跟我们干，赖特先生。你或许能说说你的理由。”他说。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为安全局做了许多事，并重申，如果不让我加入安全局，取得充分的信任，我就无法再为安全局干事了。这些观点我以前也对卡明重申过。
“我想代表全体委员会的成员说几句，”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这里不能为一位科学家提供他工作所必需的一切，那么我们是不打算请一个科学家进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充分明白。”
卡明点头同意。
“但是，”怀特继续说，‘有一点应该让你清楚，安全局与你所熟悉的白厅的其他部门不一样。如果你进来了，你就没有任何机会得到提拔晋升。”
他解释说，进安全部门的人，年龄一般都要比其他部门的文职人员大一些，必须具有在军情五处各个部门里训练过的各种素质，由于名额的限制，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升到高级官员的位子（即后来称为局长助理的位子）。至于要想成为六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既然我已经是作为高级官员的身份进来担任专门的工作，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我坦率地对委员会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孤独的耕耘者，而不是一个主宰者，我对是否能提升亦不在乎。
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如何与白厅携手合作，这在技术领域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二十分钟以后，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谈了，于是秋克·怀特便作了总结。
“赖特先生，我的意见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安全局是否需要你这样的动物来工作。”他停了一下说，“但是如果你准备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愿意。”
这种拘束的气氛缓和了。委员会的成员们陆续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我和他们谈了几分钟。当我正准备告辞退场时，狄克·怀特向我点头，示意我到屋子尽头他那张书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干。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任务，我已经告诉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 处的工作，就是苏联问题。”
他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案头的日记本，眼睛注视着窗外肯辛顿那边俄国大使馆的方向。
“我们耗尽了心血也没有战胜他们。”怀特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运，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后，我又回到六楼。按例行手续，人事处处长约翰·马里奥特得跟我当面谈谈。战争期间，马里奥特是双重间谍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使军情五处在战时大获全胜，它在纳粹情报部门内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战后他在安全情报局中东部工作，以后才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是一个很受信任的官员。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背景情况。”他说，同时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共济会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这时我想起父亲也是共济会的成员，难怪我第一次跟父亲谈起要正式去军情五处工作时，他绕着弯子劝我加入共济会。
“必须确认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你应该明白。”他那说话的口气仿佛认为这种事是为军情五处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进行最后摊牌的前几个星期里，我就听说有一个局长秘书室的退休警察到马尔科尼公司对我的一切进行了例行的调查。人事处处长跟我面谈后，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审查。虽然当时正是军情五处为整个白厅范围内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之时，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内部才逐步实行系统的审查。
马里奥特的写字台上什么也没有。我猜想这次谈话被录了音，存入了我的档案。马里奥特虽然对这次面谈进行得非常慎重认真，可是只问了几个问题。
“你年青时是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吧？”
“也许有一点吧。我在三十年代当过工人教育协会的教员。”
“是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对吧？”
“在康沃尔不是这样。”我回答说。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过工党的票，对吗？”
“我想军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投了工党的票。”
“那么，你现在是个中间派了？”
我告诉他我憎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似乎对我的长篇大论感到满意。接着话题又转到我的个人生活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后问道：
“你过去喝醉过酒吗，不管什么原因？”
“我这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失态。”
他打量着我。
“有人找过你做秘密工作吗？”
“只有你，没别的人。”
他差点笑出来。但很显然，这句话他已听了无数遍了。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就这样，我的审查算是通过了，难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等那么容易就混过了审查这一关。
在我正式进入A 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维多利亚投资公司干了一阵，后来又去王室地产公司工作，担任过伦敦港口总裁。现在约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总裁。
卡克尼训练我们时，按照惯例给我们讲了军情五处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讳地说：“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它的工作常常违反一些清规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许多可能发生矛盾的情况，譬如，未经授权私闯民宅，或者侵犯个人隐私。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军情五处是在第十一诫的基础上展开活动的，即“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他还告诉我们如何同警察取得联系，一旦出事，警察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帮助军情五处的，特别是你遇到了适当的人时，事情就会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别处的警察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他说：“他们很希望干我们这行，我们却不希望于他们那行。”
卡克尼把现行的军情五处的内部通讯录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解了五处内部的组织结构情况。安全局有六个处：A处管物资；B处管人事；C 处管安全保卫和审查整个政府机构的人员；D处负责反间谍；E处负责殖民地的情报工作，以及马来亚和肯尼亚的反叛乱行动；F 处是国内监视中心，主要监视英国共产党，特别是它与工会运动的联系。
卡克尼顺带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白厅的大多数人更习惯称它为军情六处。他给了我们军情六处的标准通讯录，并告诉我们，我们与军情六处保持联系的部门很少，只有军情六处的反情报处和负责共产党事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研究室。这些机构在我加入军情五处后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讲到这些事就变得小心谨慎。直到后来，我同军情六处的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时，我才发现这两个局的矛盾很深。
训练结束了，我们去拍了照，领到了军情五处的出入证。卡克尼把我们介绍给一个来自C 处的特别处退休警察，让他教我们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文件带出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不能放任何文件，离开办公室哪怕十分钟时间，都得锁门。他还告诉我使用的那个组合保险柜的锁码，还说局长的保险柜里存有该锁码的复制件，这样上级领导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能从一个官员的保险柜里取到任何文件。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实际，我禁不住把这与薄弱的人事变动审查环节进行了一番比较。
一个星期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