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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句话将发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势更加恶化。计划很简单：由于议院内部的局势极不稳定，大选必须在几个月内进行，而在大选的准备阶段，将设法向同情我们的新闻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选择性的有关工党首领，特别是威尔逊的情报。通过报界和工会官员，我们就可能把军情五处档案内的资料和认为威尔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消息散布出去。
安全局的呼声和舆论已造起来了，三十多个官员赞同这一计划。一些档案的影印件已经准备好并发给了海外报纸，为了大造声势，还准备在议院里尽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是被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们要把他拉下台，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们当中的一位官员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参加？”我问。
“这个嘛，你并不比我们更喜欢威尔逊……另外你已经看到了最新的材料——盖茨克尔事件等等。”
“但这些材料都在局长的保险柜里。”
“是的，但你能复制它们。”
“我可得想一想，”我说，“在走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得给我几天时间。”
开始我受到了引诱。这是魔鬼让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而我现在是在混时间等退休，这种疯狂的计划必然对我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我感到有一阵冲动，国家似乎已经面临着大灾难，为什么不趁火打劫，就势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样，我的机密负担太重了，稍稍减轻一点负担会使我感到轻松些。
劝我放弃这种想法的是维克托。
“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威尔逊，但如果你参与了这件事，你将会被人剁成碎片。”他对我说。
他是对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疯狂而毁了一切呢？
几天以后，我告诉那伙人的负责人，我不愿意去搞档案。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我说，“但我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总不能连这点退休金也不要吧。”
参与这项活动的一些人态度很激烈。他们不断说这是把威尔逊拉下台的最后机会。
“你一旦退休，”他们说，“我们就再也搞不到这些档案了！”
但我决心已定。即使他们笑话我胆小，我也决不动摇。
一九七四年的整个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尽量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内追踪“维诺纳”通讯。有关威尔逊的整个故事并没有出现，但我很清楚，这伙人仍在竭尽全力推行他们的计划，难怪后来威尔逊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饭。我们俩定期在一起吃饭，他了然一身，喜欢在每天晚上闲扯一阵。在两次失败以后，他终于爬上了军情六处的最高层。我真为他高兴。莫里斯是个好人，很少管闲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谈起威尔逊。他问我，那儿的人们情绪怎样？他不断听到各种谣言。
我什么也没透露。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在破坏这个国家。”
显然莫里斯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这个话题。
“你没说实话。”他最后说。
“我不这样认为，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见，”他说，突然改变了语调，“他谈起有人在搞阴谋。很明显他已经听说你那一伙人在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反对他、马西姬·福肯德和唐宁街十号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仿佛对谈论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很严重，彼得，”他又说，“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门事件在华盛顿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万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尔逊计划告诉他以后，他问我汉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还是忘掉这事吧。”我说。
“我要你明天回局里去把这一切统统告诉汉利。”
他迈着踉跄的步伐向床边走去。
“别怕，”他回过头对我说。
“我不会怕的，”我说，“再有几个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汉利。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色像纸一样白。也许他曾经怀疑过局里反威尔逊的情绪会高涨，但现在他才听说手下有一半人卷进了这场推翻首相的阴谋。这时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当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莫里斯的气。
“该死的莫里斯，”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居然管起我们的事来了。”
当他镇定下来以后，便问我这些阴谋分子的姓名。
我告诉了他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无法再拒绝了。当我报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时布伦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卖别人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你能照顾照顾他们吗？”我问汉利。
“一定得调查，当然。”他说。
威尔逊的事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军情五处。以后汉利再也没和我提及这事。我听说一名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受命对内阁进行了私下调查。以后又听说汉利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员方面，试图向军情五处输进新鲜血液。这大概可以解释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亚不久收到的那封迈克尔·汉利的秘密来信。
“当你知道公司通过最近的检验，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会感到欣慰。”汉利在信中写道。
这以后不久，威尔逊就辞职了。正如我们在办公室里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们来去无常，而安全局却永远向前。”
有关哈罗德·威尔逊的街谈巷议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从一九六九年审理过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我原先以为汉利接管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意图是少管闲事。他极力想忘记过去的伤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 处的案子以及现行的调查分开。
每当我提及这事，他总是说：“我很坦率。”
惧怕丑闻，成了六十年代负责处理动乱官员的最大顾虑。但现在不管问题是大是小，人们愈来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了结了。我与维克托讨论是否有可能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总是这样对我说，“还得等一等。我将设法把这件事告诉特德，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让汉利从危险中拔出来，整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必须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为布伦特患了癌症，不会久于人世。这时对丑闻的恐慌达到了高峰。维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为布伦特会立下遗嘱在他辞世以后发表，揭开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经常常向布伦特问起这事，他一直否认有这种打算。然而，他的语气充满了报复，我不敢贸然相信。
维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伦特捣什么乱。他和希思对普罗富莫丑闻给上届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损失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非常害怕布伦特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搞垮。这不仅仅只是免予起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说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也许他会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艳遇记录。一旦这些有关性方面的失误在舰队街张扬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败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东尼·艾登一人。
最后维克托要我立即帮他准备材料，对布伦特揭露事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全面的估计。我在D 处三科时曾为内政部起草过各种有关“五人集团”的文件，但他们很不满意。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坚持要删掉普罗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
“这没道理，”我同他们争道，“给内政部提供情报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由于没有证据就把我们坚信的事实删掉，那就是失职。”
维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强调说我的汇报要力求全面。我详细描述了“五人集团”的历史，并用了大量笔墨说明所有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汇报里，提到了四十个人。几个星期后，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报告十九号间谍的事，阿姆斯特朗对我的汇报表示感谢。
“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这才是真正的情报。与我们平时收到的那些由文职人员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样。”
这时人们正在传说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在四处游说，争取对霍利斯问题进行重新调查。这时，阿瑟已经退休，而斯蒂芬·德·莫布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声。由于在六十年代末支持过戈利金及其理论，斯蒂芬在军情六处很不得人心。他的导师是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斯蒂芬曾在菲尔波茨的指导下在华盛顿干过几年。后来菲尔波茨又把他带回国，从事反情报工作。自从菲尔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后，德·莫布雷就失去了靠山。怀特下决心要把他赶走，后来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建议把莫布雷调到马耳他，作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布雷从马耳他回来，发现霍利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他煽风点火预备大干一场。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情报透露给某个议员，阿瑟却加紧同议院联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议院里担任秘书，以此来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担心他会把过去二十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告诉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并不是德·莫布雷所唯一关注的事，他还相信整个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础是裙带关系，这必定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危机和灾难。他认为，只要一个间谍打进了一个组织，而且篡夺了领导大权，那他就可以随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奥德菲尔德提起德·莫布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布雷吗？”他问我，而已明确表示，汉利也同意对莫布雷严加看管。奥德菲尔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隐瞒起来，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当军情六处的局长，但狄克·怀特的调动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当C 处处长。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对莫布雷和阿瑟产生什么影响。
“是这样。他们对你掌握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这些事件有多么微妙。只要传出一点丑闻的风声，我们就吃不消。”
可怜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时间还早，他又扯起了今后的前途。
“当然，伦尼走了以后，即使轮到我坐庄我也不想久留……”他说。
他的语调愈来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替他散布这些不满情绪。
过了几个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饭。我试图说服他现在不是催促的时候。
“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办，”我说，“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在行动。但办案有各种方法，我们需要时间。”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并毫不隐瞒地认为我是汉利的人。
我其实也希望汉利主管的“维诺纳”搜查能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线索。也许在某个沾满灰尘的碗橱里可以发现更多的信号，使我们能有更多的吻合信号来破译那些中断线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现存的通讯上有了一个微小的突破，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希望。杰弗里·萨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从未被破译的“搭扣”资料。根据先进的计算机分析，这种特殊通讯信号不是真正的“维诺纳”。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码本进行编码的。根据词汇组的规则分布，萨德伯里猜想，这种信号可能是用某种电话号码本编码的。
我们去英国图书馆，把有关资料查了一遍，最后找出一本与上述情况相符的三十年代贸易统计数据簿，一夜之间就破译了大量的“搭扣”通讯。格鲁乌的通讯信号同我们破译的许多信号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电文。驻伦敦的格鲁乌成员西蒙·克雷默发给莫斯科中心的电文描述了他同化名为鲁恩·库兹钦斯基的格鲁乌间谍指挥人员的几次会晤情况。鲁思·库兹钦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个六十年代，我们认为索妮妮的通讯没有价值，因而取消了对它的监听。军情五处相信索妮妮到英国是为了躲避纳粹和战争，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劳斯·富克斯自愿加入苏联情报部以后才积极为苏联情报部工作。通讯总部也完全否认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间在牛津附近的家里发过这些无线电电文。
但克雷默的电文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这些电文告诉我们，苏联谍报机关的确曾经派遣索妮妮来到牛津地区。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间谍的上司了。克雷默的电文还谈到了索妮妮付给她手下间谍们报酬的详细情况，以及她本人几次用无线电进行广播的时间和每次广播的持续时间等情报。我想，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这些情报，那将对霍利斯的审讯产生影响。我感到一阵痛心。
掌握了这些情报后，我敢肯定，埃里确实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关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电文里。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索妮妮的信号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搜索，看看别的地方是否也收到过她的信号。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寻找新的“维诺纳”和索妮妮通讯，我跑了三十七万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国，法国机密情报局说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尽管马塞尔说他们肯定收到过索妮妮信号；但也许不久前被一个“蓝宝石”间谍把记录销毁了。在德国我也一无所获，在意大利也一样。西班牙拒绝在我们交出直布罗陀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几个月，我对各个邮局同世界各地的电传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而也是一无所获。在华盛顿，我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索，同样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找的东西以前曾经存在过，而且还归过档，可最终还是从我的手指缝里漏掉了。一想起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汉利和我开始为下一次的卡扎布会议作准备。这次会议定于五月在伦敦召开。我告诉他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压力。自从霍利斯受到审讯以后，我们完满地制止了各种评论，只有安格尔顿一个人固执地保存着在磁带上的一些录音。
“我应当说什么呢？”汉利问我。
我告诉他要有理有节。
“告诉他们一些事实。我们有许多陈旧的指控，而且有许多值得怀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怀疑的一个。我们最后对他进行了审讯，但我们还不能对他作出最后的结论。”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会议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欢欣鼓舞的聚会大不一样，上次参加会议的许多熟人都没来，斯普赖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内特也不在了。贝内特是皇家骑警队围剿内奸运动的一名嫌疑分子，这次运动使骑警队陷于瘫痪，而且甚至把我也牵扯了进去（我坚信，贝内特虽然在审讯中行为有些异常，但决不是间谍）。此外赫尔姆斯也不在了。安格尔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在华盛顿，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中央情报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来。
汉利简短地谈了谈霍利斯的案子。对此，与会代表的反应很平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深知这种事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损失。汉利在讲话结束时，很有礼貌地请各位代表根据他的报告估计一下霍利斯一案将造成的损失。这是白厅的惯用伎俩，把问题摊开，然后让别人来作结论！
在卡扎布会议以后，我只见过安格尔顿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华盛顿。安格尔顿知道自己将被迫离开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威廉·科尔比决心把他赶出去。几年来在管理东南亚反情报工作的问题上，安格尔顿一直在同科尔比吵闹不休。现在科尔比当了局长，除掉安格尔顿的机会就来了，而且《纽约时报》又登载了一条传说，指责安格尔顿是国内邮件检查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几天之内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高级职员一起辞了职。
那次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在发脾气。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道：“两百年的反情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