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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审查制度，这些党员只得转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英国共产党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会运动的拥护，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战争时期与苏联是盟国。英国共产党在劳资纠纷中日益活跃，使艾德礼首相的后几年过得惊恐万状。四十年代末，军情五处开始集中优势来监视和削弱英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活动。一九五五年进行“党务行动”时，英国共产党的每一级组织几乎都受到了技术监视或密探的渗透。军情五处把英国共产党的核心的党务材料搞到手，最终证明了它在战后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不到一年，英国共产党的威信便开始接连下降。
军情五处获得这批党务材料之后，英国共产党再也无法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了。从那以后，军情五处可以找到每个仍在进行活动的党员，尤其是那些秘密党员，并监视他们的活动，严防他们获取机密材料。党务材料全都存放在“Y 箱”里，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国共产党后来开始抗议，说它已经取消了秘密党员的制度，现在只是一个公开的政党了。
我开始参加对付英国共产党的行动是在五十年代末。温特博恩和我在英国共产党设在国王街的总部里另外装了一部电话。英国共产党知道它的建筑常常受到技术监视，因此不断变换重要会议的会址。国王街总部有一名情报人员，他向他的F 处四科的上级报告，说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已迁往房子尽头的一个小会议室。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子，我们还从那个情报人员那里了解到，会议室里也没有电话机。这就使我们无法用特殊装置来进行窃听。到了六十年代，我们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会议室里没有电话。在国王街刚刚安装上特殊装置后，安东尼·布伦特就把这件事泄漏给了俄国人，这是他最早向俄国人泄密的几起事件之一。俄国人又转告了英国共产党，让他们撤掉所有机密场所的电话，可是英国共产党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们只有在最高机密的事情上才采取防范。
温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车子来到国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墙，设法找出窃听那间会议室的最好办法。临街的那面墙的左下方有一个旧煤槽，已有多年弃置不用了。仿佛这个煤槽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们向那个情报人员打听这个煤槽通往什么地方，他说是直通会议室的。我向温特博恩建议，我们可制作一扇假门，要和现在煤槽上的那扇门一模一样，把假门放在原来的那扇门上，两个门之间安放一只无线电话筒，通过钥匙孔来传送声
温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设计了一扇新门，上面装有弹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来的旧门是深褐色的，在风雨的磨损下已经不成样子了，新门显然也得漆上同样的颜色。于是我们与加斯顿的建筑研究站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晚上，我们随便走过那地方时，温特博恩用改锥刮下了一点油漆。然后把它作为样品送到建筑研究站进行鉴定。鉴定之后，他们给我们弄到了一些同样的油漆。我们用一支喷枪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门漆成经过风雨剥蚀的效果。我负责在门上安装无线电话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导音管的一头接在门的钥匙孔上，另一头接在话筒上。其余的空间放满了电池，这样能使话筒连续工作六个月。国王街尽头有一间电话间，接收机就隐藏在里面。幸好电话间的位置正好在话筒的发射距离之内，这样电话线就能把信号传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
这次行动最冒风险的工作是把假门装到国王街的煤槽上。这项工作将在英国共产党大楼的视线范围里进行，他们对任何可疑行动都时刻保持着警惕。温特博恩搞了一个典型的复杂的计划。他决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装，因为那时正是戏院散场的时候，整个皇家歌剧院的街头都会挤得水泄不通。他把A 处二科和F 处四科所有能来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拥向国王街。温特博恩为我们做了仔细的安排，要我们分两批到达，假装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在人行道上会合，互相打着招呼。温特博恩躲在人群后面，跪在地上，用手钻在煤槽的墙上钻了四个小孔，用来装那扇假门上的弹簧扣。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来的砖灰。不到一分钟，我们吵吵闹闹的社交声开始远去，可温特博恩有钢铁般的意志，耐心地钻完了孔，从大衣里拿出假门，把它装在应装的位置上。
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夹针”，按照计划圆满地完成了。几个月来，军情五处听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要的会议。可是最后话筒还是被发现了。一位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在收听无线电时忽然转到我们的频率上，颤噪声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么装置存在。英国共产党把整个大楼翻遍了，以便找到窃听装置。幸亏当时温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亲戚去了，温特博恩就住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顶层的套间里。话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门，像缴获战利品一样把它拿回了办公室。
温特博恩和我干过的最大的一次话筒窃听行动是在兰开斯特大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会议都是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举行的。麦克米伦当了首相以后，殖民地事务变化的步伐更加明显了。军情五处主要负责所有的英国属地和帝国本身的安全以及情报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谈判中，军情五处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压力，政府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分析。用小打小闹的方式显然不可能有效地窃听兰开斯特大楼。哪些房间要使用，我们无从弄清，这给我们情报的收集工作带来了困难。温特博恩和我建议五处在整个大楼里安装一个综合话筒系统，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殖民地事务部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兰开斯特大楼关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修整”，A 处二科的一队人马搬了进去。温特博恩和我已经在事先就仔细地推敲过房间的情况，并画了一张线路图，标明了每个话筒的位置。我们对整个安装过程进行了监视。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级外交谈判在伦敦举行，我们就使用这套综合系统。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抗苏联及其同盟国，但窃听英国共产党总部和监视第三世界代表团最终要干扰这个主要任务。我在A 处二科时，对付俄国人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代号叫“唱诗班”。这个行动实际上在我加入军情五处的前几个月就开始了。那时温特博恩搞一个行动，即窃听在贝斯沃特路上的俄国领事馆。它的隔壁有幢房子正在进行维修，准备迎接新的主人。这是一次机会，军情五处的人假扮成装饰工混了进去。温特博恩安装了一种新型装置，这是一种探测话筒，是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实验室研制出来的。
探测话筒是一种大型的高灵敏度话筒，主要用来进行隔墙窃听。窃听装置安在墙内，离窃听目标的墙面有十八英寸。在这个距离之间，用手钻半英寸半英寸地钻出一个直径为四分之一英寸的洞，钻到离目标墙面半英寸的地方就停下来，再用手工挖一个针鼻大小的圆孔来（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六十号钻头）。在墙壁的另一边，用肉眼几乎看不出什么来。在十八英寸的空间里置放一根光滑的有机玻璃管子，以便使声音能传到话筒里。话筒与街上的线接通，利用电话线把信号传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再用放大器把声音放大，直到可以被清楚地听到。
在温特博恩安装“唱诗班”话筒六个月后，它突然沉默无声了。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有时为俄国人当勤杂工和装饰工。由于这个人的名字叫纳特金，于是就得了个绰号叫“松鼠”。他告诉我们，说隔壁房间已经重新刷了油漆。看来那针孔有可能被油漆封住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在没有安装话筒之前，温特博恩曾从纳特金那里了解到了这堵墙的详细尺寸。他根据这些尺寸数据，在离地板十四英尺高的精致的檐口上的石灰薄片后面，设计了一个针孔的出口处。看来不可能有人会这么仔细地刷油漆，以致把针孔封住。温特博恩和我决定再把它挖出来检查一下。
这次新的行动，需要进行周密的计划。领事馆隔壁的房子的维修工作已告结束，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繁忙的办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门拜访。我们了解到，在这些来访者当中，有的是来检查安全工作的俄国人。因此，我们只得在夜里悄悄地干。要到离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须搭架子，还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来修补损坏之处。温特博恩搞来了一个活动梯架和快干维修材料，这是建筑研究站专门为五处研制的，包成一个个小包送到办公室，以免引起领事馆的注意。领事馆对周围的一切一直保持着警惕。
一个星期以后，贾格尔和我乘坐出租汽车来到贝斯沃特路的尽头。当时还是冬季，街上一片灰暗，路上行人拥挤不堪，我们怀着一种轻快感向领事馆走去。用贾格尔制作的有名的钥匙开了门，进了隔壁的房间里。我们打开一个放有工具和一台小型无线电接收机的公文箱。设在领事馆对面的观察站已接到通知，对领事馆的动静进行监视。我们打开了接收机，这样便知道是否有人进入隔壁屋子，一旦有人进去，我们就停止工作。
军情五处安装的每一个话筒都在A 处的索引室作过登记，上面写明了技术性能详细情况、工作史和安装的具体地点。安装的具体地点是最重要的。贾格尔默默地支起了工作架，我趁这空当研究了墙壁的图纸，这是我们从A 处的索引室带来的，并作了三角测量。我们动手开始刮石灰，工作进行得很紧张。每一片石灰都必须用手接住，不让其落到地板上，然后用袋子把石灰片装走。我们搞了一个小时，挖出了话筒，它是用一层粘土封在墙内的。我拆掉电线，拿出通向隔壁房间的有机玻璃管子。
我们使用的六十号钻头，上面有一个特殊的插销，可以使钻头慢慢地转动，不让半点石灰屑或油漆片掉进隔壁的房间。我把钻头插进去，用手稳稳地托住钻机身。贾格尔轻轻地转动着手柄，只转了两圈，就碰到了硬块，针孔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很显然，这硬块不是什么油漆。我们在过路汽车车灯的亮光下，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眼色。我们又开始转动钻机，可是又一次碰到硬块。突然，钻头能活动了，但旋即又碰到了另一个障碍物。我把钻头轻轻地抽了回来，贾格尔用盒子把它装了起来，准备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去检查。我在洞里放置了一根导声管。从管中听到隔壁房间里的钟在喀喀地走着。无疑我们已按原计划用钻头钻入了隔壁房间，而且就在檐口上那片石灰薄片的背后。
我们迅速地把话筒放回墙里，重新接上电线，然后用石灰把洞眼封好。为了等待石灰干燥，我们只得在这里磨上三个小时，以便在油漆剥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们坐下来抽烟，接收机断断续续地响着。即便是在这茫茫寂静的午夜，东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着冷战华尔兹舞。监视车仍在伦敦那些黑暗的街头跟踪着俄国外交官员，但这领事馆却沉寂无声。
第二天，温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楼收听“唱诗班”话筒发回的声音，音量较小，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但显然还是在工作。惟一的问题是那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人讲话。我只能听到一架打字机连续不断的咔喀声。我们来到地下室，用显微镜检查了六十号钻头。它上面留有一层石灰痕迹，长达八分之三英寸。不知这个俄国维修工是谁，他干得可真够认真的！
温特博恩眯起眼睛往显微镜里看，然后说：“这是什么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个针孔里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松鼠”纳特金碰上一次机会，看到了那间房子，里面已经全部重新装修过了，与隔壁共用的墙上装了一层隔音板，有个秘书正在里面打字。俄国人和我们一样明白，共用墙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窃听用场的。可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不知道墙里有个探测话筒。但是，看来他们大概发现了针孔，于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我到达机场时，来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二科的科长特里·格恩西。跟他一起来的助手是个威尔士人，叫詹姆斯·贝内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长的个子，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极为虚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他是由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认为身穿警察制服的骑警人员根本不适合做反间谍的细致工作，他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开始吸收一些文职情报人员，单枪匹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现代化和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反间谍机构之一。有许多设想实施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电子计算机来跟踪在西方的俄国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来自骑警队的传统势力的压抑和限制。这种传统势力认为，穿制服的骑警比文职人员要具有先天的优势。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加拿大的情报部门，而且也存在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格恩西认为只有英国的做法才是对的，因为他们区别了刑事侦探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技术领域。为了使二科不受骑警队主力的控制而独立，格恩西奋力进行了许多斗争。可是这种努力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事业。骑警队的高级官员对格恩西从不宽恕，他最终还是被贬到英国去担任骑警队与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联络官。后来因健康恶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协助筹划“蚯蚓”行动时，格恩西还在走红。当天吃晚餐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骑警队顺利地争取过来，并让骑警队人员伪装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还从叶戈尔·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帮助。此人曾是俄国大使馆的密码员，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帮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要办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办公室就在这幢建筑的东北角。
我研究了这个计划后，断定“森林之神”的技术指标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所谓“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话筒，从外面发射微波使其工作。由于话筒和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看来我们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线装置。这种装置的最大优点是，如果装得巧妙，那就会天衣无缝，几乎无法发现。最佳办法是把话筒隐藏在目标建筑物一侧的铝格子窗里。格恩西从那个建筑商那里搞来一个窗框的样品。这种窗子的分量很轻，是左右推拉的，若在里面隐藏东西倒是很理想的。当两扇窗门锁在一起时，框格内有一条通风道，可以使音质保持良好，金属的窗框可以有效地减弱话筒所产生的磁场，这样探测器就不容易找出话筒来。
可是，最为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隐藏话筒的电线。按设计的规格，新建的大使馆的墙壁厚度为两英尺，混凝土的内壁为十四英寸厚，中间留有二英寸的空间，外墙贴面为四英寸厚。我们在军情六处寻找了关于俄国电子探测器的详细资料。据他们说，俄国人只对墙的内侧进行探测，而从来不对墙的外侧进行探测。显然，俄国人怕被人看见他们对自己的房间进行探测，认为这很不体面。我对格恩西说，最佳方案是将电线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护，无论如何也很难被人发现。特别是军情五处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细电线，它产生的电磁场是很弱的。
建设工程开工了，我们得设法不让俄国安全人员发现这些电线。他们常常到工地来检查加拿大建筑承包商的工作情况。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们都埋有大捆的电线，并用柏油在表层作了掩护。每天晚上在建造主体工程时，伪装成工人的骑警队员就进入到工地，从大捆的电线中拉出一段来，装进空间里。一共要放八根电线，每根编上一个号码，从一号到二十号，以便被人发现时糊弄俄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国人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