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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钧
2001年7月22日于南京
前言从反抗的性到被遗忘的性
在一个什么都不再贴近生活的时代里，我们所有关于生活的观念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分裂——它是事物向我们报复的原因——令人痛苦，它使我们身上的诗意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事物的阴暗面使我们不再能够从事物中找到力量；我们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多的犯罪，而这些犯罪的奇怪的非理性只能解释为我们无力拥有生活。——安托万·阿尔托《戏剧和复制品》
对于一本试图对“性解放”（所谓的！）之后的性关系状态进行诊断的著作而言，用“被遗忘的性”作为题目，这是显得反常的。随着社会习俗的这次解放运动，性变得无处不在，变得普通之极，变成了其本身的目的。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下个结论：性，终于让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和心灵感到了快乐。那么，为什么是“被遗忘的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提出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将在本书中予以讨论——对于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性解放都发生了吗？我们是否正确地解放了性？两个世纪以来，性行为史的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196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在整个20世纪，这次利用了生物学上的发现，通过性解放表现出来的思潮，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引起“性解放需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特别表现为从沉默中挣脱出来的意愿——正是在沉默中我们封闭了性。过去，我们指责19世纪的人们过于害羞和压抑，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在19世纪，人们做过所有的冒险，只不过冒险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只有个人行为被公开，个体才会遭到社会的责难。而且，当时的沉默也并不表示对性的禁止，只不过是在一个对性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主观的年代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拒绝谈论性和性关系，或是对谈论它们感到困难而已。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里的大部分阐述把我们引向了歧途，他在性经验史里看到的只是社会控制的阴谋，却闭口不谈包括“幻觉”和“想像”的个体性关系的特性。混乱的性关系并非什么新事物，在这点上，人类历史上有过比现在更为混乱的时代。新的东西在于，在最近几年里，人们试图否认爱情关系这个理想，把爱情与其他短暂的、一时的，甚至是不稳定的关系归为一类。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感情行为并不具有同一意义。在年轻人当中，性解放也发展了。年轻人越来越要求自己的权利，反对教师和家庭过分监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性关系。但是随着这种观念上的转变，青少年也开始并且越来越处于一种孤独、没有参照的状况：从1960年代开始，成年人和青少年开始疏远，因为成年人害怕——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不知道——如何和青少年交流。
从18世纪开始，青少年的性关系，尤其是自慰和同性恋问题，就已经是教育者们特别在意的问题。当时，人们认为“仅属于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才是理想的。到了19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越来越不统一，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少，于是“性关系仅属于夫妻之间”的观念开始被质疑。电影、戏剧和小说伴随着几代年轻人的这种“拒绝”态度而发展，到了1968年5月，发生了动乱，它是——而且尤其是——一场性的革命。当时，被称为“耶耶派”
原文为yéyé，指美国1960年代青年中流行的耶耶音乐。——译注
的青少年希望公开地过他们的性生活。在法国索邦大学的一面墙上，有人写道：“我越做爱越想革命；我越想革命越做爱。”我们还可以在巴黎的贡多塞中学看到“年轻人做爱，老年人淫秽”，在医学院看到“享受现在”，在南代尔大学看到“为愉悦所做的储存激起了生活的无限乐趣”。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希望解放被监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性关系，这种监视从卢梭就开始了——卢梭是最早表示要对青少年的性加以提防的，但实际上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模糊不清。后来，这次青少年革命发展到了它的反面。过去的青少年如今已长大成人。以前，是他们的父辈提防着他们和他们的性关系，而现在，他们带来的现象则正相反：他们鼓励青少年反对成年人，并把性强加给青少年。在1968年，我们可以在巴黎南代尔大学的墙上看到“强奸你的阿尔玛·玛特”和“我的欲望就是现实”之类的文字。青少年的性关系不仅仅被解放，而且被提升到了榜样的高度。时髦的事就是，使自己总处于年轻人的状态，进行青少年式的性活动。于是，“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性关系被解放了”这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在不再被监视的情况下，到了青少年时期，是迟迟未能摆脱的幼儿的性关系被解放了。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谈论性解放的时候，是在谈论幼儿的性解放呢？也就是说，在强调那些主要属于幼年时期的犹豫和动作（自慰、成年人对儿童的引诱，以及同性恋）呢？这一现象的症状之一是如今的感情有母子关系倾向：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不仅性质模糊，而且具有保护性质和双性性质。而这种关系倾向的表现是，因得不到——其实永远不可能得到——温柔而产生沮丧情绪（这让人联想到克莱尔·巴勒泰谢的连环画）。奇怪的革命！如果说它成功地打破了教育上的禁区，它却使个体的性关系拒绝进一步发展，而始终停留在青少年阶段。以上即观察到的第一个情况：青少年的性关系成了榜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并或多或少地以其为榜样。从60年代开始，性不停地被张贴、被展示。广告商们把想要推销的商品和性联系在一起，而媒体，从广播电视到各种杂志，它们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描绘性生活困难和性生活行为的机会。描绘解剖学、性姿势和性行为以及生育过程的科普书籍从未像今天这样多。20年的工夫，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性教育已经被认为是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避孕和流产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观念是，赞同把性从非意愿的怀孕中解脱出来。同时，在医学心理学领域，为了找到某些心理、生理病症的治疗方法而进行的临床观察，使人们对性生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所有这些信息都被公众所了解，而且大多数人也都知道，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可以请教性专家。遮蔽裸体的布被揭开了。裸体不再只属于特殊场合或者专门的出版物；现在它被呈现在戏剧里、电影里，还有电视里。至于性关系，有时候被暗示，大多数时候被陈列，而在淫秽电影里则以最直接的方式被表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拒绝去看，但是想看的欲望通常是极强烈的。这些画面使一些人产生了想都没想到过的欲望；使另一些人经历了一种想像多于实际的性关系——自慰；还有一些人则对自己不能这样去做而感到遗憾，他们不能这样做，或是因为自身的心理防卫，或是因为性伙伴拒绝……
海报大肆宣扬着所谓的魅力，事实上却是试图将无力的冲动融入性的范畴之内。而局域网亦未能幸免于这次浪潮（这次淫秽化浪潮席卷了大多数通讯手段）。一些人没有能力将主观性关系在自己的关系生活中付诸实践，于是搞起了什么“粉色局域网”——他们用最过时的方式思考自己的主观性关系。把性变成普通的事，过于看重性，经常换性伙伴，独自自慰和同性恋（这是未分化的性），表明的都是幻想的崩塌，而不是个性的张扬。通过这些行为，个体只能感到孤独，并且会在寻找自我中迷失自身。被展示的性由此而走到了它所期望的反面：它引起了心理饱和及拒绝感。这一点在最年轻的人身上已经出现了。这3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解放之路，使我们有了一种观念，即欲望一旦产生就要满足它。这可能已使解放走上了歧途。鼓励纵欲，让人以为从15岁到77岁都拥有同样良好的性，使我们——用雅克·吕菲埃的话说——“成了无能的一代，失去了野心的一代”。这样，性离弃了性关系。一些理论观点试图说明，性与性关系的分离是正当的，它们尤其认为，娱乐的性和生殖的性本质上是分离的。如果说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接受这种区分的有效性，那么，我们要问：难道把恰恰应是性生活主题的“个人内心”强行分裂是合适的吗？我们会在后面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会重新讨论“把幻想和想像混为一体”的问题——在时下潮流以“自发性”的名义，鼓励人们实现其幻想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幻想是潜意识里的影像，其作用在于引起欲望，但绝不应欲望怎样就实现怎样的欲望。在心理医生的长沙发上，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在外面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却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试图实现幻想，个体的生活最终会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会心理大出血，会失去动力，因为他对幻想行为既不了解，也无即刻意识，而偏偏他的内心生活依赖于幻想行为。所以，不管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不要把脑子里突然闪现的念头付诸实施，这都显然是更值得称道的。我们应该思考这些念头并用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十分幸运的是，当这些在每个人潜意识里都存在的念头成为人的意识的时候，它已经改变了。当然，这一改变并非一定要经过清晰的思考。这一过程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它是理智反应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理性好像也要失去了，因此重提它并非多余。我们处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一方面展示性、强调性，另一方面不停地否认性。我们会发现，现在关于性的图像和言论，是死亡性的和反社会的：人们不再把性关系和社会性联系在一起。当代哲学家的追随者们加剧了这一倾向：这样，萨特的自由观念成了极端自恋的辩护词，福柯的“性完全由社会产生”的观念成了把个人主观性从性中排除出去的借口。最后，在解放了性（其实是青少年的性）之后，我们失去了对性的兴趣，性已不处在它应处的状态了。成年人的性被遗忘了，得益的是青少年的性。性关系中的性也被遗忘了，动作和技巧与它们的目的分离，性迷失在那些忽略目的的技巧当中。这种态度反映出什么了呢？它反映出的可能是：主观的性关系在夫妻之间的快速发展，这带来了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是八个世纪以来爱情发展历史的结果。事实上，这种态度在人类的大多数活动中都有体现。性于是逐渐从性关系中分离出来，而不是与之融合。我们可能对性技巧所带来的结果感到满足，却并不因此过着令人愉悦的性生活。但是，我们常常装做对此毫不在乎，还予以嘲笑。不应忘记，性只是人类性关系的一个方面，人类的性关系远远超出了生殖活动这一范畴。一般来说，性关系不会使任何人的性欲干涸；但是如果它使人的性欲干涸了，那么它就是欲望的消亡，是电影《感官帝国》里表现的那种死亡。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多的性关系，但是他们有积极的、满意的性关系，有情感的交流，他们生儿育女，并未因为没有很多的性关系而受到妨碍。个人的平衡、健康和力量，并非由频繁的性生活带来，它们是由建立在两人关系之上的性关系的发展带来的。在认识到性关系和它所带来的愉悦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的同时，一定要重新确定性与性关系的关系。面对这种认识上的缺乏，我们的性榜样出现了变化。多个性伙伴的性，只重性能力的性，消遣的性走入了死胡同。而从美国传来的被称为“年轻一代”的性出现了。感觉不再被追求，被追求的是借助印度密宗的技巧与性伙伴进行“卓越的交流”。这一思想来源于印度教，讲求在与性伙伴的交流中，超越人本身而得到欣悦的感受。想遵从这一苛刻的教义是困难的，它的参照体系与西方文化也是毫无关系的。事实上，应该视这一新的风尚为“身体意义”丧失的症状，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夫妻之间的性常规。这是缺乏与他人的关系的症状，也是在性中——在这个与他人的关系中——找不到意义的症状，而找到意义却是性所需要的。但是，新一代的性毕竟是“交流”的性，它反映了一种典型的新需要，即在性生活里，感情、联系和意义要符合在两人之间建立爱情的需要。很明显，爱情关系使性生活更强烈，用所有的动作来表达爱意和对对方的依恋成为了可能。谈论人类的性关系却不提及爱情，这常常会使人类的性降格为动物的性。也许降格可以使讨论不枝不蔓，但是却造成了悖论：这样做就又一次使人遗忘了“性”。性的全方位衰弱从各种各样的行为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衰弱已经蔓延，幸运的是，人们在发现了这是条绝路之后，“性关系”倒好像又重新找回了其真实性。我们将要说明，这不是某种病毒（艾滋病）带来的改变，也不是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对新的道德体系的寻找，而是出于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