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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1974年的“韦伊法案”允许了有条件的流产，流产被作为在危急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但是，法律逐渐被曲解了，“自愿终止妊娠”变成了一种避孕手段，而本来自愿终止妊娠是在避孕失败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在实施“自愿终止妊娠”之前，都要进行一次谈话，其目的在于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让准妈妈再作一次思考，让相关的人明白责任的意义和思考终止一个胎中的人类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可是，现在这种对话变成简单的询问式登记，而这种变化的危险在于低估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现在，关于胚胎身份的生物伦理学争论的兴趣集中在避免把一切“平常化”——在1960年代至70年代，我们曾试图这么做。让·贝尔纳教授在他的著作《从生物学到伦理学》中写道：“胚胎应该被承认是一个潜在的人。认为他是潜在的，不是说对他的尊敬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承认他与真正的人是有差别的。其结果是关于他的道德问题是有特殊性的——这是考虑到现实中的各种自由之间存在冲突后得出的结论。胚胎应被视为其可能的未来对他人的权力起限制作用的一个存在。”突然终止一个胎中的生命是会引起心理上的问题的。承认这一点比试图用防御性的否定态度掩盖问题是更健康的做法。常常有人借口情绪大起大落会带来绝望的感觉来掩盖这个问题。不容否认，的确有些妇女处于这种情况造成的绝望情绪中，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理由就不提出那些心理的、社会的和伦理的问题，否认我们这样做就是对后代没有丝毫仁慈之心。当我们作为生命的保卫者时，却不因此赋予自己判断别的有意识的人进行流产这一行为的价值的权力，这是非常矛盾的，是与我们的理想不符的。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成了没有任何意识观念的人。
当个体发现其本身也不被尊重时，他就会发现他自己也抱有的这种态度是会反过来影响他自己的。而如果我们可以只凭自己的感情和一时的意愿就承认或者否定他人的存在，我们就赋予了自己所不应有的权力，这种行为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在现实中，有时候，人们一旦得知怀孕，就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个人啦。”于是就对肚里的孩子说话，让他听音乐，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而在另一些时候，人们就会说：“这还什么都不算呢。”难道我们可以这样仅凭感情就决定一个人类生命存在或不存在吗？可能承认“自愿停止妊娠”是一个严重的终止生命的问题是更健康的做法，否则，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里未处理过的负罪感就像一个真正的定时炸弹。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法律化的、有义务和道德的社会。生活中的原则不能受个别的事情或是人的情绪的支配。像“人人为自己”或“每个人都做他想做的事”这样的自恋或道德是不能被视为“不凡的原则”的，“不凡的原则”是超越个人情感的，首要的一条就是其意义不能从个体本身出发。
“韦伊法案”只允许在危急的情况下流产，但是很快，在实际操作中，“危急的情况”就变成了“合适的理由”。对法律的歪曲发展到了我们不得不对之予以关注的地步，人们不再把流产视做一种将母亲置于危险状态下的、终止生命的技术性行为（过去用原始的方法做流产时，母亲的危险是很大的）。人们在理想主义的过分影响下，在掩盖心理和伦理问题的同时，传播着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决定一个生命的诞生与消失，这样做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胚胎被视为女子体内的一个麻烦的“囊肿”，甚至被视为社会的“囊肿”。流产永远不是一个普通的行为——即使准母亲自愿这么做以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妇女或夫妻在作这个决定时，社会意识和社会战略都没有能力提供现实的建议，它们的建议都是在暗示压抑和错误的升华，这些都将有损于个体。如果将来的研究使“韦伊法案”过时，那么，这些问题将更具尖锐性。让·贝尔纳写道：“博利厄的RＵ486技术将（在剩下的几个科学问题被解决之后）可以在受孕后几天后就发现极小的受精卵，这将使‘韦伊法案’关于自愿终止妊娠的条款过时和不可实施。”
我们强调这些对人们的性关系和生殖已经产生影响的社会意识，是因为我们仍本着相异性的原则。对流产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是使性心理不走上绝路的做法。要知道，个体和社会是根据性关系实现的方式发展的。在“出生控制”被合法化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争论：他人和孩子是否是性欲望里的支撑物？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说在主流思想里孩子的地位越来越被提高（被过分地提高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已不在他所应占的位子上），那么，关于生殖的情况却并不良好，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在由医学手段辅助的生殖里，性已经被剔除出去。
如果我们都戴避孕套或者吃药，那么“孩子是怎么出生的呢”？在高中二年级的防范艾滋病课上有一位学生问道。另一位学生显得很有知识地回答道：“我们是在试验室里把他们做出来的。”静默了一会，整个班级都开始严厉谴责这个观点。本来，我们以为遇到这种情况，学生们会哄堂大笑或仅仅是嘲笑一下发言的同学，但是，实际情况却是静默和严厉的谴责。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开始有生殖能力时的本质的问题。如果人们限制或消灭这种能力，不仅会让青少年开始怀疑他们个人的繁殖能力，还会让他们怀疑自己出生的意义。抹杀他可能会出现的另一半，就是试图让他以为他可以永远就像这样一个人生活下去。
避孕和流产是对生殖的象征性违抗。事实上个人的这种违抗行为是一回事，社会把它置于与“想要孩子”同等的地位是另一回事。不幸的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并没有做这一区分，这的确是矛盾的，我们给了“赋予生命的行为”死亡的象征。难道对性生殖行为的低估，最终导致的不是对他人价值的低估和负罪感的增加吗？
一直以来，“生殖”都被作为一种理想，出生限制也一直存在。如果把生殖理想作为对“出生限制”的参照，那么，人可以对负罪感进行心理加工。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的普遍意识是让人们以为已不存在什么理想，生殖是可以被从性关系里剔除出去的。然而，生殖是不可以从性关系里被剔除出去的——即使并非所有的人类性关系的目的都是生殖。对避孕进而对流产的合法化，并不能在对负罪感的心理加工中发挥作用，也不能为之提供出路。生殖仍是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理想，用“出生限制”取而代之，认为“出生限制”是性关系的主要方面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意外的举动，会让人产生难以消退的焦虑，而且，这种焦虑的存在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弗朗索瓦兹·多尔托有理由建议，在每次流产之后应付象征性的一笔罚款。这笔罚款将能帮助个体把这死亡行为在心理上构建起来，并让所有的人重新想起“理想”，并从理想出发对负罪感进行心理加工。
现在的情况是，当青少年的性刚刚觉醒时，我们就开始强调避孕（它是不能成为性关系定义中的一部分的），于是我们就粉碎了他们的心理，而不是让他们了解性冲动的两个功能：个体的保存（性关系）和种群的保存（生殖）。这样，我们就完全忽略了性关系的关系层面。因为，人们只有把儿童式的欲望融入冲动，让性关系成为客体的和利他性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详细讨论这一点），性关系才具有关系层面的意义——即使这时候的性关系没有即刻的生殖功能。
在现代社会里，性关系很难被视做一种关系。正是为了理解这一点，才有必要观察性心理从童年起是怎样逐渐发展的。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1）
性关系是构建命运的所在，激情从中汲取火焰和温柔，智力从中找寻升华的可能，人类的文化也从中而生。
——乔治·莫科《教育与性关系》
我们已经指出过，在心理分析学里，性关系处于心理发展的中心位置。在儿童对自己身体的心理整合过程中，它始终发挥着作用。感觉和外界所带来的信息，激发着内心的图景想像，而多亏了这些想像，发展方向还没有确定的冲动发展着，丰富着。性冲动，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找到象征性的出路，否则，它就将面临因以本来面目表现而枯竭的危险。我们已经指出过，潜意识里的性关系，是以最初的分裂的原始状态存在于身体的各部分的，而身体的这些部分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分析学讨论只关注追求本身愉悦的“局部冲动”问题。局部冲动只想得到本身的满足，而不是作为整体的性的满足，它为了本身的愉悦所得到的客体，在潜意识里，是不能与任何一个伴侣融为一体的。在潜意识里，除非是他父母的“映像”，否则不可能存在一个明确的伴侣。儿童希望他的父母能满足他的局部冲动，他自然会被拒绝，这会迫使他长大，会迫使他改变得到满足的方式。如果说在儿童时代对愉悦的寻找“统治”了心理，那么，当一个人一天天长大的时候，他应该逐渐懂得愉悦对于意识来说是一个结果，而绝不像它在潜意识里那样是其本身的目的。在人的一生中，这种紧张的状态都是冲突的源泉。人突然迸发的念头不可能永远得到满足。从这种情况中会产生冲动，但也会产生工作的欲望——这一欲望将能发挥作用。
“缺乏”是心理生活的动力因素，冲动正是从“缺乏”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儿童的“自我”将与这“内部生活”脱离，以使自己的人格符合自己心理生活的要求和外部世界的要求。如果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丰富而令人振奋的，他就可以成功地完成这一过程。“自我”将与其他的环境组成要素，一道成为他感情生活中被关注的客体。这时候，“自我”作为一种心理现实仍然是非常柔弱的，但是，它足以坚强到容纳未经处理的冲动，而且，“自我”不会与“理想的自我”相混淆（有怪癖的人常常会把两者混淆），不会漫无边际地发展（发展的结果是人格解体和谵妄）。
人类的性关系不是天生的，它是长期从外界获取的结果。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在后青春期时才能结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发展的最初阶段，我们将描述人格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
性关系的最初形成开始于胚胎时期。儿童开始有感觉时，其最初的反应是反射性的，其性器官的运用与成年人是不同的：二者不论是能力还是组织结构都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是，它们之间的混淆也是常有的事情，而混淆的目的在于在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性关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确，当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理应不再是儿童惟一的关系时，孩子仍会感到对父母有强烈的依赖感。他从他同龄的孩子——尤其是学校里的孩子中——寻找感情的寄托。这样做要么是为了补偿与父母关系的“缺失”，要么是为了模仿父母。教师或者父母常常倾向于赞成这种关系，但是班里其他的孩子却会嘲笑这种关系，有时甚至把“小两口”从团体中驱逐出去。把孩子的这种感情称之为爱情是不恰当的。这种感情所表现的主要是儿童作为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应，把爱的联系转移到同辈中来的现象。
心理分析学描述感情生活与性生活发展的不同阶段：口时期，肛门时期，恋母情结发展期，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去势”时期，潜伏期及围绕生殖的统一时期。大量的临床经验已证明这种分段的正确性，大多数心理学理论也是这样论述的。
对于这些不同的阶段，有一种过于逻辑化，其实却与事实有所偏差的观点，即认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每一次变化都能使前一阶段的影响完全消失，而事实却根本不是这样。在不了解时期，不了解性别差异，不了解外部现实的这些潜意识里，所有这些冲动——它们之间既没有联系，也不是以一个整体存在——都继续存在于同一个混合的框架里。对性的统一和繁殖的追寻必然会牵涉到他人。但这些不存在于处于最初状态的、仍是自私的潜意识里——因为这些愿望不属于冲动的范畴，而属于“理想的自我”的范畴。“理想的自我”对冲动进行加工使之能在现实里继续发展。
本能要求快速地得到满足，因为它们没有改变自身的能力——饥饿将来还是饥饿。而性冲动却不要求即刻的实现，恰恰相反，把它推迟能扩展主观性和深入有利于象征性创造活动的内心争论。与本能相反，冲动是可以改变自身成为其他行为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性，而是涵盖了整个心理生活。
对他人饥渴的性关系
儿童与母亲以及周围环境的最初接触是以嘴及所有粘膜组织直到消化系统为媒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运用“口时期”这个概念来表述这种最初的关系行为。
母亲给孩子各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以满足他的多种需要，于是孩子逐渐形成了母亲的形象概念，有了这种概念，他的“欲望工作”就开始了。学会了“有欲望”，孩子就能预想将要到来的快乐，而在此之前，主要是由他父母的欲望来唤醒他的欲望。如果孩子不能感受到自己是父母众多欲望的标的，他就会封闭自己和减缓自己的发展。儿童的这种对其乳母的辨认为其自身发展提供心理材料，促进自身主观性的发展。在生命的初期，儿童需要包容，需要拥有，需要他人作为支撑以生存下去。口关系对他人的存在是“贪婪”的。这种关系是安全的和令人满意的。另外，这一特点也将出现在爱情状态中：如果他人不在，感到无法生存下去的感觉会变得非常强烈。
“口关系”是基础性质的关系，是它促使儿童觉醒并把自己与周围世界区分开来。如果说孩子在这种关系中感觉是模糊的，母亲则绝不应这样自我蒙蔽。她并不是单独面对孩子的，而且她也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成为孩子平等的伙伴，不应与孩子有相同的希望。
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关系是“三人的”（母亲、父亲、孩子），则该关系从性的角度来讲是建设性的。另外，我们甚至可以从成年人身上看到这一基础时期所留下的痕迹。当成年人产生拥有三人关系（而不是两人）的欲望，或是在想拥有一个“第三者”性伴侣时，其实就是他没有完全摆脱“口时期”影响的表现，或是俄狄浦斯时期想介入父母性关系当中的想法的残余。儿童的倾向是，内心化其父母所有的心理，并保存那些有利于他的部分。儿童同时希望能把父母的性关系占为己有（停留在“第三人”状态），并且在心里塑造了一个父母的形象（内心的父母）。
只有性生活的主体在潜意识里接受了“内心的父母”之间的性关系，并且感到自己受到了被排除在外的伤害，他才真正成熟了，否则，他就会去寻找“三人的关系”。孩子对这种模糊关系的抛弃取决于母亲让日渐独立的孩子获得他真正所需要的，这样孩子才能具有生存的能力。在由母亲哺育之后，孩子得自己养活自己了，但是，从技术上讲，即使这一过程获得了成功，孩子仍有可能感到些许的沮丧，怀念从前那种不要求也会被赋予一切的关系。母亲的身体就这样在哺育的关系当中被孩子内心化了，它成了避难所以及后来的一个“被拒绝的客体”。在有些妇女身上，这种未得到解决的与母亲的冲突始终存在着，对于母亲，她们摇摆在爱与恨之间，她们不接受自己的女性特征，更不接受会使自己也成为母亲的生殖能力。同样的冲突也存在于某些男人身上，面对自己的配偶时，他们自己处在一种母性式的从属关系中，或是永不满足地寻找各式各样的女人，甚至比自己年长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杰出的女性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他们心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来自“口时期”——在这一时期，母亲被神化了。在“口时期”，当他人存在的时候，儿童动，笑，伸手去抓，对声音有反应，对表达爱意的身体接触有反应，这些都表现了某种兴趣，而这兴趣反映出他开始关注他人了。但是，孩子的世界并不因此不再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