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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且抹杀人的道德思考。按照它的逻辑，寻求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追随媒体的标准，被媒体的标准认可。这媒体的标准变成了内在的道德，它简化到只有一个原则：既然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正常的。在20世纪，主观的性关系成为了必须逐渐被接受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达到生殖阶段的性心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从这个观点来看，将爱情幻想封闭，或它们之间过快地相互渗透，都对欲望能力有影响，这一点我们刚刚已经指出过了。
在青少年的性冲动里突然出现的他人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个体因此不再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了，而对他人存在的接受，这取决于一个新的可以在外界现实里存在的身份的建立。
拒绝承认性别差异、感情上的自大、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对关系的幻想，这些都是年轻人自恋的表达形式，目的在于肯定自我。这些是人成长必然要经历的，利他性感情也正是通过它们而觉醒的；但是，开始的状态绝不是最终的目标，也不能认为，这种爱情生活的最初阶段延长而不发展到更高级别的关系是合情合理的。他人被当做安全保证或是自我的延长而被追寻，他人因此失去了其相异性特征。个体封闭在了没有前途的自恋之中，因为他只是在不停地重复着失去了目标的关系。害怕不被爱使年轻人囿于父爱和母爱之中，在那里他感到被动地被爱着。
青少年在进入生殖的性关系的框架以后，将学会“给他人一个位子”。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彻底的孤独，他感到这孤独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他背离了童年时的关系标的，他感到缺少了什么。这种要埋葬什么的感觉是难以忍受的，但是用“虚假的存在”来抹杀这种缺失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正是从这缺失感中诞生了欲望。没有感受过缺失的人就不会有欲望。个体发现了自己不能随意左右他人，他再一次遇到了象征性的“去势”。在这里，他人成为了“元素”。这时候的他人扮演的就是儿时父亲相对于母亲扮演的那个角色。这重新开始的进程将使主体在寻找“差别”（而不再仅仅是“相似”）的过程中获得性身份。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11）
4。同性恋犹豫
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出现了差别。但是身体上的性别并不决定欲望的方向，欲望是个体心理生活历史和组织的结果。从自己的心理生活出发，青少年将整合自我。确认性身份，既是承认自己或男性或女性的心理身份的需要，又是保证自己心理连续性的需要。在承认性别差异和确认自己欲望方向的过程中，双性关系心理是扮演着一个角色的，而青少年关于他自己身份的犹豫和害羞反映的恰恰是双性关系心理。弗洛伊德强调过这一点的重要性，他观察到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的惟一指向的兴趣并非本能，他认为不能把吸引简单地归结为化学反应。
如果说可以选择异性为目标的话，同性同样也可以成为目标。两性之间相互的吸引，社会禁忌的影响，以及生孩子的欲望，这些都是阻止同性关系的力量。社会永远提倡异性恋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比同性恋关系更能为社会带来前途（即使在某些历史时期，同性恋被宽容时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弗洛伊德写道：“在它不被认为是犯罪的地方，我们发现它与许多人的性欲望相符合。”在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欲望被转化和抑制了，而极端的防御性抑制有可能是心理困扰的源泉：自恋，偏执狂和歇斯底里是同性关系固有的元素。
我们已经说过，双性关系心理是早期性关系的一部分，我们还讲过，这并不意味人同时拥有两个性别。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儿童就轮流以同性的和异性的双亲为标准“同一”自己。双性关系是在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得到化解的；这一化解多亏了双亲中异性对自己的爱，以及在“同一”进程中与双亲中同性的竞争关系。如果孩子在“同一”过程中停滞下来，面对双亲中的同性不再把自己放在竞争者的位置和试图与之比肩，那么，男孩就有可能害怕自己不能像父亲那样有男子气概，从而变成同性恋者。这一进程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它的发生并不是起源于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之外的，或是它与主体的想法是无关的。主体明白他将把自己的关系引到什么方向，也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感情生活，不应以潜意识为借口，说什么这些行为的发展是不由自主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反抗行为抵抗意识，也可以接受这些意识使它的选择变得容易进行。
双性恋者采取反复和犹豫的态度保护自己免受同性恋关系带来的焦虑。同时拥有两个方面让许多人处于模糊的状态，让他们幻想自己经历着所有的“扩散性倾向”。在这里，同性依恋关系与另一种与年龄有关的双性恋倾向意义是不同的。后者的情况是，一些暂时的同性恋行为帮助了某些青少年“承担起”自己由于没有父亲而过于脆弱的男子气概，但却不因此长久地成为同性恋者。（可以肯定，这样的情形在男孩身上发生的比在女孩身上发生的多。） 在青春期，同性间的吸引源于对生理构造的好奇或是感情上想选择一个与自己相似的身体。最常见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并且在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宗教或别的什么活动中获得了转化。
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男孩们聚在一起以肯定自己的男子气概。至于女孩们，她们对自己有信心，于是早早地进入了异性关系。有时候，她们的举止像一个“假小子”，或者刚好相反，她们展现出了过分女性化的一面。但是，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处于“假异性关系”之中。事实上，只有到了后青春期，性别差异才真正被当做一种吸引力而被个体承认，在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性别差异仍然是竞争性质的。另外，如果同性恋倾向没有被过早地色情化，它就会转化为社会性情感。正是从这一情感出发，社会关系才得以建立，这种与“相同者”亲近的倾向使社会联系得以建立，一致得以达成，简而言之，友善的而不是攻击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价值不确定的环境之中，成年人理想的自我既不能被文化唤醒，也不能被文化丰富，青少年的就更是如此。我们实际上处于文化和象征都模糊不清的时代。社会关系中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同性恋冲动又回复到没有目标的最初状态。这样当我们看到攻击和暴力（尤其是在体育中）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喝醉的人打群架常常是心理升华失败的显著标志，通过以下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更明白：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些酒鬼在参加这些没有缘由的打斗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拥到了一起”，而不是“我们打了一架”。另外，同性关系的骂人话常常被运用来攻击他人。同性恋倾向有可能通过挑衅性质的色情行为而堕落。社会生活是以亲近相同者为基础的，但这与个体的欲望指向是无关的：如果冲动未能完成这一倒转工作并朝着象征性竞争迈进，社会生活就会因此受到损害。如果说潜意识里没有性别的差异，生活却只有在给性关系选择了方向之后才成为可能。同性恋倾向和异性恋倾向之间的冲突，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应该找到出路。如果有些人向着同性关系方向发展，那他们应该明白客观条件让他们的成功显得困难。大多数同性恋者肯定，一直以来他们都感到这种欲望，这一欲望并不是选择的。他们说他们是在没有经过取舍的情况下就在这个方向上自我建设，这几乎是天生的，是基因决定的。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能证明这一假设，即使我们发现在胎儿的生长过程当中的激素不平衡可能是同性恋形式特征之一，但这却不是一个生理原因。“在胎儿的生殖腺或肾上腺寻找成年人同性恋的惟一理由是不切实际的，即使不能排除在胎儿发展时期里男子激素比例不足或过量在会同性恋倾向起到作用。有必要指出，激素只是整体的变化波动着的状况中的一个元素，而这个状况是不能割裂开来分析的。”
樊尚，《激情生物学》。
今天的神经生理学已经可以确定化学分泌、神经交流和人类行为之间的互相作用，但是，试图使人相信个体的精神组织只是脑神经冲动的结果是滥用了这一成果。正确的做法应是考虑个体整体的情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欲望的意义才得以建立。“同性关系，爱情激情的一种，只是波动的中心状态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从那以后，个体身体作为一个空间，其中包括激素分泌和神经活动，就不再比包括父亲、母亲和社会环境在内的身体外空间里的标的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把‘波动的中心状态’视为一个存在，那么从精子和卵子相遇的那一刻起，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是在神经元上留下印记还是在周围文化环境上留下印记，都将有助于这个中心状态的建立。”
樊尚，《激情生物学》。
欲望的心理身份与类别的身份是不会混淆的（“类别的身份”指男人或女人认同的自己性化了的身体的身份）。欲望的身份相对而言取决于儿童的双重性关系，与感情环境有关联，且在潜意识里活跃。性欲望以内心关于双性关系的争论为出发点，开始自我建设，这种争论引起了许多恐惧感并且常常带来许多反抗行为以排除这些恐惧感。有些人急急忙忙地进入异性关系以肯定自己并非同性恋，这是害怕“去势”的心理引起的行为（我们在同性恋者身上也可以发现这种行为，这些同性恋者不停地颂扬男子气概和其表现方法）。
这种争论也会出现在一些成年人身上。这些人过了一段夫妻生活，当了父亲（或母亲），然后决定换一个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伴侣。问题在于要知道这是感情的倒退还是一种发展。有必要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为选择同性关系以及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辩护的理由都是不成熟的。但是，将这一事实扩大化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的确有些同性恋者的心理生活是更加具有建设性的，真正地完成了自我实现。 在性冲动的框架内，当与自己本质不同的他人存在（异性关系）被内心化时，性就成熟了。青少年试着将对自我的爱（自恋）通过他人的介入变成对他人的爱（客体的爱），向着异性关系方向发展达到自我实现，同时改变对他人和对世界的观念。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对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极为相似。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12）
5。对性别差异的接受
青少年还得让自己的身份更“舒适”，并且要面对异性“揭露”自己的身份。
男孩与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生活是不一样的。男孩逃避异性，更愿意与同性的同伴们在一起，他们用行动与女孩们保持距离，而女孩的游戏都是惹是生非性质的，甚至是怀有敌意的（青春期的开始阶段绝不是男女混在一起玩的理想年龄）。男孩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力图做到的是赶走焦虑而不是建立一种关系。女孩更为主动，她们很快地就以模糊的方式进入了异性关系。她寻找着男孩，想参加他们的“活动”。她通过某些否认自己女性特质的行为来使自己更加“女人化”——相对于其他女人而言。如果说这时同性反应在男子身上是第一位的，那么，它在女孩身上是第二位的。
不管年轻人将来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发现“性别的差异和异性的吸引力”都是进入青春期时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并且直到后青春期都一直发挥着作用。而在此期间，性身份的危机将出现许多次。
这时候俄狄浦斯冲突再一次出现：在对他人的追寻过程中常常是以双亲中的异性的形象为引导的，但是，感情寂寞会导致年轻人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去试着与双亲中的同性进行“同一”。在这个年龄，青少年把儿时“投资”在父母身上的感情收回，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一断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环境是不确定的，它会带来“真空”，让人感到忧伤甚至进而发展成忧郁。在某种意义上，除了他自己，他的感情生活没有了目标，他再也不能像一个孩子那样去爱，他等着找到新的目标。孤独感带来的焦虑可能使他去爱第一个出现的人以弥补“缺失”。可是，要使客体的爱得以存在，那么与双亲中的同性“同一”必须得以建立，否则，爱情关系就是暂时性的，或者代表的只是对父母的反抗。他去爱一个人只是为了“攻击”他的父母，而不是因为这个人代表着变化和进步。
在这一年龄，爱情生活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寻找，而不是与他人真正的相遇。年轻人把坠入爱河和强烈的感情冲动混为一谈，而事实上，青少年是很难爱除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他爱的是通过他人自己所感受到的感觉，而非他人本身。他对朋友的寻找模式是自恋式的：朋友因为其某些特点和品质被理想化，而这些特点和本质是年轻人希望自己拥有的。
这一时期以感情和欲望两者之间的情绪矛盾为标志。感情生活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十分模糊，两者还没有结合起来。在心理上渴望性关系和爱一个人还不是一件事，心理还未对性行为进行感情升华。爱情、对他人的爱、对父母的爱、友谊、同事情谊，种种不同的感情模式还有待于年轻人去学习，以组合自己的关系。
有许多流行的观念认为，从“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开始就与那个人发生性关系是正确的。这种短暂的、“假期式的”关系无助于青少年感情生活的丰富。它使个体认识不清其真正的欲望和身份。并不是性经验促使人成熟，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延缓人的成熟。无论是在进程中的，还是已经完成的、基础性的成熟，目的都必须是使一段完整的关系成为可能。青春期里大多数的感情关系都是以防御性形式出现的，并不一定有助于感情的转化和性问题的解决。防御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更加独立于父母、治疗自己的自慰习惯（？），与某人在一起以显示自己不是同性恋，在他人眼里抬高自己的价值，以及因为不知道如何自我评估和自我承认便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人的承认。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人在性表述里寻求的是自我肯定和让自己安心，而与他人的质量无关。
另外，当文化环境变得贫乏，文化不再能够起到对主体的可能性和品质进行承认的作用的时候，主体就会求助于简单的生殖关系（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以应付对自己本身的怀疑和对自己生存的不确定感。在这里，性有限制地起到的几乎是宗教的作用。在性被过分地抬高，仿佛它是其本身的目的之后，在如今的思想意识中，性又成为了第二位的，它被置于关系的质量和长久的感情之下。如今的对感情的价值承认，是对“性解放”时期性观念的全方位反思带来的负罪感的结果。这是心理上的负罪感，而不是道德上的，因为它表现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关系模式的失败。“性解放”损害他人，同时又带来了无力继续过感情生活的感觉——关于这一变化，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艾滋病时代的爱情》里继续探讨。
忠诚，作为使一段关系持久和促进人类爱情发展的必要条件，重新成为了关系中的必然要求。它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当人们觉得它是一种限制，要么是因为选错了伴侣，要么是天真地以为爱情是可以不考虑一切因素的，或者处在由于依赖和限制造成的俄狄浦斯氛围中，个体这时所感受到的他人是“去势”的同义词。
关系的色情化和感情冲动的出现，都在让青少年感到筋疲力尽的双重性中发展着。性冲动在15岁和20岁时是最强烈的。人们可能会对此怀念，并在其后的一段生活里追求这已逝去的强烈感受。在感情为首位的前提下，把这段经历整合入内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今天的人们谈论温柔比谈论爱情多，这意味深长。这一倾向其实是以儿童的性关系为榜样的，它会损害客体的性关系。然而，温柔，这绝不是客体意义上的爱。如果青少年简单地将爱视为引起“温柔”，这就表明他寻找的是保护性的关系，是能自我保存的关系，即儿童之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