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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结构已经改变了。人们更冲动，更少分析和思考，甚至几乎到了做事都有怪癖的地步。人们更表面化，没有内心参照，判断也变得模糊。如果说1960年代的人们准备好要拒绝文化和伦理的参照，90年代却以人们寻找参照物为特征。然而，相对而言，现在的交流方式和人得到满足的方式却是儿童式的，不能直接得到，或是必须通过中介才能得到，就难以被接受。应该“紧密接触着”，也就是说在并不真正知道如何交流的情况下，直接联系着。在人们不再有思想交流和语言交流，并且学会了掩饰真相之后，“紧密接触着”这个词开始流行了。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再有媒介，而是简单的身体对身体，即“连着婴儿和母亲的脐带”似的映像。
与他人和现实之间这样连在一起，是不能够拥有真正的关系的。我们在关系之外，也在生殖之外：性仅在分离时，仅在与他人保持距离时才能存在。在“性解放”宣扬一切都是性的时候，它其实取消了性关系，因为它想使性关系成为满足于自身的行为，一个以本身全部表达为目的的行为。30年间，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使“欲望”和“性吸引力”失去了。我们已经说过，性不可以成为一个自主的行为，它是关系方式的一种。但是为了有这样的性，还需要从脐带的映像阴影中走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被作为惟一的目的，性在混杂的人群里从一次“紧密接触着”到另一次“紧密接触着”，成为了缺乏真正关系的标志。“紧密接触着”宣告了与他人的关系的结束，因为“断开”与“紧密接触着”同样容易。“紧密接触着”意味着相异性的缺乏，他人就不再是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性的差别是很难的，而这恰恰是与他人的关系的第一条件。“紧密接触着”是沉浸在“混淆的性”里，是把自己置于儿童时期的那种认为只有一个性的信仰里。性的混淆导致了观念的混淆，直至居然认为同性恋是异性恋的对等体。
“感觉的人”的榜样是在四通八达的网络中“紧密接触着”的人：他没有关系，他的感情冲动取代了他的语言和思想。而仅凭感情冲动是很难达到天长地久的，也是很难进行思考的，甚至，这样一个分裂了的身体是很难性化的。
以分裂的身体存在现代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分裂了的身体，这个身体似乎时刻都有爆炸的可能。“我快瘫下了”，“我快爆炸了”，虽然这两句话的表面意思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它们都表达了个人对无法整合自己身体的失望情绪，也都是个人无力面对现实的表现。究其根源，是个人始终停留在幼儿的感情阶段，没能把其最原始的感情冲动加以改进而带来的结果。
儿童的身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依附于其父母存在的。事实上，在他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一致性”之前，这种依附是必要的。在童年，儿童所感觉到的身体是分裂的：他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嘴，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手，一会儿又只感觉到自己的脚。这一时期，他对身体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直到青春期，整合身体的心理过程才开始。在这一时期，青少年对开始“性化”了的身体的态度，可能是接受，也可能是拒绝。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当青少年从自己身上觉察到了性别差异的时候，他们无法从社会那里得到什么帮助。社会风气使性别差异部分地消失了，当青少年对他们所经历的感到困惑的时候，根本无法从社会中找到解惑的方法。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在现今是缺乏的，这使人们无法估量这个问题给青少年人格发展带来的可怕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为青少年找寻“参照”的需要才显得迫切。
如今社会上流行的观念促使人以被分裂的身体形式存在，而不是以“统一”的身体形式存在。广告、电影，甚至歌曲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述着现代人整合身体的困难。“身体是分裂的”，这个观念迫使现代人不得不以最原始的方式交流，而这显然是与心理生活所必需的“对身体的整合”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总在不断地谋求心理整合，而儿童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对这一整合是有作用的——儿童要塑造自我就离不开他们。不管父母的实际人品如何，儿童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理想化了。这是长大成人的必经阶段，而这一时期，个人与父母紧密联系的理想尤其强烈。如果父母不懂得使自己所作所为符合这一理想，或是周围环境使理想不能实现，儿童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其人格发展就会产生问题。其实，不论是儿童还是青少年，甚至成人，具有进攻性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不安全感的产生，并不仅仅与父母对其的态度有关，它还与父母在儿童面前的其他表现息息相关。即使父母对孩子十分关心，教育也得当，如果他们在孩子面前行为不当，还是会让孩子感到害怕：孩子会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抛弃或是有可能被虐待。这源于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的恐怖主题的故事和传奇，而它们往往构成儿童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故事和传奇也有助于儿童心理的发展：儿童借助它们形成在主观生活中改造幻想的能力。
父母是如何处理关系的，儿童也会照着样子去做。事实上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父母处理关系的方法中得到启发，借此来整合自己的身体，要么继续让身体处于分裂的状态。儿童可能会对这种分裂状态感到满意，这样他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时候，父母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父母希望孩子长大的愿望将鼓励儿童成长，换言之，父母的愿望是儿童自我塑造的动力。近年来的教育模式鼓吹“不指导儿童”——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不要影响儿童”——这样做对儿童和青少年人格塑造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大人们不管他们，于是他们就被抛向了自身一时的欲望，并屈从于这些欲望。一旦进入青春期，许多处于这种情况的年轻人都会抱怨父母对他们关心不够，这导致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需要”，不知道如何对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儿童了解了父母的愿望的时候，他才会有自己的愿望，为了不失去父母的爱，儿童就会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去发展。而如今，那些年轻人正是由于缺少父母的希望，才会处于今天的境地。儿童从与父母的关系中汲取心理养料，以此为依托逐渐学会独立表达自己的愿望。由于儿童面对外部世界还没有足够的内心准备，因此父母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才能逐渐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父母，就应该成为儿童与外界环境的中介。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心理“连续性”就负有责任，这一责任直到儿童能够（多亏了父母！）独立掌握自己的内心世界为止。有了父母对儿童的心理独立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心理的真正独立还有待于个体本身在童年、青春期乃至后青春期的继续努力。否则，个体就有可能感到不安和无安全感，或是始终无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常见的情况是，父母把儿童当成和自己一样的成人看待，鼓励他们去面对事实上他们无法面对的困难。这些儿童由于能在日常生活中独立解决问题给人以早熟的印象，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他们在心理上就会突然垮下来，就会到毒品或是没有主观投入的感情关系和性关系中去寻找寄托。
某些另类的人，或者说反社会习俗的人，其实是非常依赖他们的父母的，只是他们试图掩盖这一点而已。他们在还没有解放自己的时候就想解放别人，却不扪心自问，看看自己的这种态度是否恰当。人要成为自己，要使自己的感情有“连续性”，不仅需要父母在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给予帮助，还需要自己后来的努力，这一心理历程对于个人人格的成熟意义重大。这个心理任务之所以艰巨，有时候是因为成人的过分控制，有时候是因为孩子把感情过多地集中在父母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将很难成为自我。眼下父母子女之间流行诸如“那么你负责了？”“好吧，我来！”之类的话，正反映了子女心理的脆弱性。
失去自我是一种现代病。禁欲的根源是对自我迷失的恐惧，而渴望不停地换性伙伴是想证实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放心；但两者本质上都是无力进入“关系”的表现。
第1章 被消灭的身体被消灭的身体（6）
由于个体的感情不具有连续性，他人显得无足轻重了。进入一种关系让他们感到不安，仿佛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所以说，这种“拒绝”的心态实质是对他人感到恐惧。这样的心态下，诸如嘲笑、轻视、冒犯、互相排斥的行为就很容易产生。矛盾的是，在失去自我成为一种现代病的今天，社会似乎又特别强调关注自我——只是这种自我既没有心理内在化的能力，又没有丰富的主观财富，其表现是相当原始的。它甚至连自恋都算不上，自恋的人还能把握人格的整体性。比如“自我色情”，这种人的心理世界是四分五裂的，没达到“自恋”的水平，更没达到“生殖的性关系”的水平。对他们而言，惟一重要的就是感官的快乐，而引起感官快乐的身体部分诸如口、胸、腿、生殖器、毛、臀部成了“新拜物教”的神物。有必要指出，如今的媒体和广告所反映的那一切，其实接近于儿童的性，这种性成了“明星”。身体的一部分的价值被过分抬高，人们又一次被引向只重直接接触的感觉心理。
现今的社会风气倾向于抬高感情冲动本身，而不鼓励感情的发展。这源于人们对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区别的模糊认识。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压力，即取消潜意识的概念，把潜意识当成意识。然而，意识并非是潜意识的直接继承者。意识既从内心世界汲取养料，也从外部世界汲取养料。意识和潜意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逻辑体系，而“自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整合为一体。“自我”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在与外界的不断接触当中，心理结构中的感情冲动被从“自我”中分离出来，“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意识不能直接把潜意识反映出来，意识也不能使潜意识枯竭。潜意识总能通过诸如梦、笔误、险些做出的不自觉动作、本能反应等表现出来。人类所有活动中表现出的不安、害怕和胡思乱想也是潜意识的反映。但是应注意到，由于潜意识的特殊性，个体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分析了与潜意识有关的各种行为之后，潜意识才显现出来。
幻觉和想像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常常被混淆。幻觉产生于潜意识，而想像不是潜意识的直接产物。当我们想像一种情形、一次会面或是一个计划的时候，这是一种意识，许多机能都参与了这一过程，甚至智力和记忆力也参与了进来，而这两者显然不是潜意识的产物。而幻觉则是潜意识的活动，是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心理分析治疗的作用就在于在一个“迁移的关系”中，发现幻觉的性质。在这个与语言有关的关系中，潜意识的种种含义被表达，被重组。除了极少数的人，大多数人不作心理分析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了解自己幻觉的含义的。但是，生活和自我实现并不一定要了解自己幻觉的含义。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一切以感觉心理为中心，或是有把幻觉和想像混淆的倾向。这只是一个总体倾向。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了这种倾向的影响。
自恋限制了人格的发展，自恋的人不能进入客体关系，不能接受他人，不能正确地认知他人，仅把他人看成自我的一种延续。这些现代病人们很容易意识到。但事实是，这种自恋心理很快就会进一步退化，于是主观生活变得更没有建设性，也更没有交流性。这时候，“自我色情”很可能就在内心占了主导地位，人的行为开始服从于感觉心理，外界稍一刺激，就立刻想满足这刺激引起的欲望。在那些未能整合自我心理的青少年身上，甚至是在大于25岁的后青春期青年身上都能明显看到这种倾向。在性生活方面，他们更重视冲动和原始的性欲，而不是生殖的性。有一个临床的例子：一位年轻的女士最近与她的丈夫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而她的丈夫在接受询问时承认，他独自自慰所感到的快乐比和他妻子发生性关系时感受到的快乐更强烈。这个丈夫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法从“儿童的性”中摆脱出来的病人。
现代人的主观世界也充满了矛盾。在主观世界里，不再有各种思想的撞击，而这种撞击恰恰是主观世界找寻出路的途径。主观世界退化了，在里面只有感情冲动。那些让人害怕的感情冲动被压制了，其余的则根据情况的不同被排除。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性功能紊乱。至于紊乱的表现则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停地换性伙伴直到性无能。情感不再与性息息相关，于是情感与内心混乱画起了等号。情感更不能付诸实践，甚至得不到表达。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主观世界，无论是感觉的主观世界也好，是思考的主观世界也罢，无论这个主观世界是丰富的、开化的，还是表面的、原始冲动的，对任何人而言，他的主观世界就是他的“参照”，从这个参照出发，他去生活，他去表现自我。
即使现代社会产生了对人的新的限制，但总体而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解放了现代人的身体。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发生了转移。当人们不必再为生存烦恼的时候，关注的中心就从现实世界变成了个人本身。在不久以前，好好工作，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为这些感到自豪，人就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但是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考虑的是自我实现和自己感到舒服。现代人变得越来越苛求，总是要求自己周围充满着感情和爱。这种对爱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人们感到沮丧，而大量的冲突也就因此产生了。仅仅几年工夫，我们这个过于关注感情的社会就使人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优柔寡断：现在的职员已习惯于根据早晨看到的上司对自己的脸色决定一天的喜怒哀乐，现在的男人像女人一样容易哭泣，现在的学生看到不好的成绩在公开场合就会崩溃。对关系不稳定性的不安让人的内心世界一片漆黑。
人们常常混淆爱情和好感。爱情首先并非一种感情，它是面对确定的客体，主体感情生活的许多组成部分长时间互相融合的结果。而好感则是某一情况下，对于某一个人，人们最初的一种感受，这一感受可能很强烈，让人感到很幸福，但它并不必然是爱情。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不理性。人们对感情如此在意，以至于感情本身成了追寻的目标。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我们对感情愈加没有抵抗能力，而“未表达的感情”
奥里旺斯坦（C。Olivenstein），《未表达的感情》，OdileJacob出版社，巴黎，1988。试图在内心生活里寻找出路失败以后，很有可能反过来侵犯主体本身。被压抑的感情导致人做出对自己（或是对他人）的本能而危险的举动：人只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做”，而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
反对身体的体育体育运动在今天是被大力提倡的事，但是它并不能治疗心理障碍疾病。要保持高昂的情绪，只需要跑啊，跳啊就可以了。但是尽管现在人们常常用做运动的方式来缓解情绪低落，这个方法却是治标不治本。的确，在做了体育运动之后，人会感到精神饱满，但这只是体内分泌出的吗啡对人体器官的刺激而已，人并没有真正感到精神愉快。人们都了解那些一夜成名又迅速陨落的年轻的足球或是橄榄球明星吧，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可以很好地锻炼他们的肌肉，完善他们的运动技巧，但是，这些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成熟起来，不能代替“个体理想中的身体”产生的心理作用，不能整合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