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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进攻性，也让舞者更加孤独。“机器舞”把这类舞蹈推向了极致，也“机械化”地拯救了身体——它赋予身体一种功利性质的存在（但是，这绝非真正的身体）。这种“机器身体”很易受感情冲动和各种情感的影响，最原始的感觉和情感统治了人的心理，如今，“机器舞”已不再流行，但是这种“机器身体”映像在人的心理上的投影仍未消失。
到了1980年代末，“机器身体”销声匿迹之后，新的舞蹈又产生了，这些舞蹈来源于非洲（例如祖鲁）或是太平洋岛国，也有来自亚马孙森林的印第安人的。我们不仅穿得像祖鲁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达方式，还有我们的舞蹈都像祖鲁人，很可能正是通过这些舞蹈和生活方式，西方社会表达出让身体成为去除一切的原始身体的欲望。
与摇滚乐密不可分的毒品也是对身体的否定和轻视的一种表现。至于对异国情调、香水、色彩、远方的景物的兴趣，都会使身体的自我色情倾向更加严重。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即意图为自我色情找一个根源或是传统。于是，有人便在思想潮流、音乐流派，甚至餐饮文化里找这种所谓的传统。要知道，这种做法丝毫不意味着身体被更好地接受了——尤其在今天儿童与母亲关系过分亲密，心理上没有明显的父亲映像时更是如此，而缺少一个象征着强有力的父亲的映像，其结果就是儿童无法成为他自己。人们不禁要问，为了重新让心理和身体协调起来，妥协的办法是不是接受一个“好野人”的身体映像——我们的祖先曾拥有过的那种乌托邦似的身体映像吗？
“好野人”的裸体
仅仅在几年以前，全裸还被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地方，可是现在，从早晨第一缕阳光照在沙滩上开始，就能看见全裸的晒日光浴的人，他们想把全身都晒成古铜色。但是，泳衣被扔在沙滩上，色情的梦想便也一诞生就死去了。这种刺眼的、丑陋的、毫无诗意的全裸是自我色情的一部分，而这种色情抬高了诸如暴露癖似的“局部冲动”。把所有都展示出来——就像借口要使语言清晰无误，而把话全说出来一样——是没有把身体“内心整合”的表现。而正常情况下，当6至8岁的儿童拒绝他的父母亲为他洗澡开始试图掩蔽自己的裸体时，这一心理整合就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一心理任务在青春期将继续进行，目的在于把性化了的身体重新整合。在这两个时期，人感到害羞是正常的心理进程，反映了人对自己身体的认同。可惜的是，今天的社会风气没有向年轻人灌输这一观点。
裸体果真是身体舒适和自由的标志吗？果真是把身体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欲望的表现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两种人进行区分。第一种人是自然主义者。源于一种哲学传统，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属于私人的空间里赤身裸体。另一种是刚刚到沙滩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就把衣服全脱光的城里人。第二种情况是对身体的否定，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展示的是什么。他们这样做是裸露癖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所展示的——胸部和性器官——在正常情况下是引起情欲的部位。如果有的未成年人表现出对这种场面的反感，那正是表明他们对这些色情的部位很敏感，他们想把这些部位隐藏起来。他们想保护自己的隐私。事实上，如此展露身体，是要冒使身体失去引起情欲的功能的危险的。
沙滩上（或在城市里）的这种裸体完全没有引起情欲的功能。它所体现的是没有性的人群的性关系状况。这是另一种否认身体的方法：性越来越多地被展示，但这不仅没有激起享乐举动，反而带来了对性的漠视。现在有些人为了证明裸体是合理的，常常以别的文化作为参照理由：部落社会里人不是全裸的吗？这一理由不成立是因为它混淆了不同的文化，其思考的立场是不严肃的，更不必说这些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别种文化的确切认识。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拉奥尼的欧洲之行吧。这位亚马孙森林某一部落的首领来到欧洲发出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森林有可能会消失。在他多次发表讲话时，他都穿着和带着各式各样的饰物，要是在平时，他是不会穿这么多的，他没有否认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也知道在和别的种族的社交中要穿衣服，他也并未感到穿衣服对身体有何不适。
现在，人们已经把裸体当成了一种能让身体继续活下去的“补形术”，其作用在于让工业社会里那些“失去了文化根的人”和“已经爆炸了的人”重新找到文化和人种的归属。工业社会中的人是自恋的，他们漠视前人留给他们的遗产，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种过分的自满，他们希望扫清历史上的一切。现在他们终于把自己变得“赤裸裸”的了，他们问自己：“参照是不是真的存在呢？”……非洲人、南美的印第安人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居民继承了他们的文化，是留住了他们最久远的“根”。至于我们，去模仿他们的行为，则是幼稚可笑的。这样做，潜意识里是想廉价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根。在否认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同历史的孤儿，性和身体行为都表现出想祛除这种孤独感的渴望。
“死亡”的意念盘旋在现代身体的上空。毒瘾，依赖性疾病如厌食症、善饥症，以及大量的忧郁症都以身体作为其进攻的目标。这些现代病是拒绝身体的疾病。由于缺少作为参照理想的身体映像，产生了这些自杀性的、追求原始感官享受的行为。而身体处于原始状态只可能是一时的，即使人们努力说服自己维持这种状态也无济于事。神秘的“永恒回归”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尼采非常喜欢讨论这一点）且挥之不去的念头：要重新找回那个久已不存在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的缺席是所有无力的源泉。而事实上，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可以反复做而不让人心感厌倦，强迫性行为的重复则是会使人厌烦的，使欲望消失的。强迫症患者害怕死于“敢于有欲望”，而在所有的强迫症态度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处于险境。为了自我保护，个体会冒出许多挥之不去的奇怪念头。他们会反复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这些来掩饰正在堕落的身体，掩饰感觉上的真正冲突。他们以回到古代社会为借口，让自己的身体处于原始的最初状态。这是一种倒退。要知道，认为洞穴人、森林里的人、住在草房里的人，比现代人更真实，是一种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做法。
想让自己与或近或远的历史融为一体的狂热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表达了让自己的身体属于一种传统及其仪式和习惯的需要。“工业社会人”用了50年时间斩断他们与人种、文化、教育和宗教遗产的联系，而且还蔑视代代相传的不可或缺的生活经验。“工业社会人”想一切从零开始，想成为突然出现的、没有祖先的、没有历史的一代。这种奇怪的做法使他们成了孤独的一代。现实让现代人产生了“无所不能”的幻觉，他们是自恋的。但是，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万能的则可能会伤害人本身。以它的名义，多少生命被浪费，又有多少生命堕落了！承认自己的根好像变成了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但是，人没有根是很难发展的。每一代人，即使自己没意识到，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文化遗产。有人喜欢编造家谱，他们没有了传统，没有了习俗，没有了信仰，甚至“没有了”父母。但是，矛盾的是，现在，一部电影、一首歌，或是一本书，只要它提到一点点那些消失的传统，它就必然会取得成功。
为了给自己一个将来，与过去相连对于人来说是必要的。我们有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在身后，我们却否认了它，并且试图从别的人种那里借一个。从长期来看，这会使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成为失去根的人。与自恋的现代人只顾眼前不同，我们的每一代先人在处理好眼前的事时，都考虑着后代。盖房子，种树，这些行为的着眼点都不是短期的，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们反映了要拥有后代的意愿。“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在当时绝非流行的语言。是什么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是“生命太短暂了”，人们常这样说。在一个人的寿命不断增长的时代里，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啊！现在人们总是害怕失去，于是都抓紧时间活着。
事实上，除了已经失去的，没有什么还会再失去。如今身体映像和身体本身不再能共存，它们之间的断裂就是失败，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时尚和各种思想都反映了这种失败。追寻一个并非自己所拥有的身体，力图控制自己的生殖，这些最终只能让人产生“让身体达标”的欲望——并且常常会导致激素的使用。
第1章 被消灭的身体被消灭的身体（10）
身体与性的分离是“进攻性”的根源，而认为能把“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分离是又一次性解放，这种看法既不公正也不健康。弗洛伊德曾指出，在两个人有性关系时，他们在内心深处是亲密地合在一起的。在性研究中，分开来研究其各自的过程是有必要的，但绝不应忘记，他们是一个整体，这“整体”是爱的核心。
归根结底，难道这种无知的、无欲望的身体全裸不是有罪心理的一种反映吗？有看的欲望和被看的欲望，意味着希望被承认和被接受。“工业社会人”否认了他人和历史，很难建立一种使自己的身体属于他人和过去的联系，其身体失去了参照。吸毒者和厌食症正是表现出了他们身体感觉上的这种不适。
未能升华的性会具有其原始的进击性。文明曾系统地建立了一些禁区（禁止乱伦、禁止对儿童的性侵犯、禁止强暴），这些禁区对使生活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这些暴力的举动又增加了。从所有这些禁区“解脱”中出来的身体映像带来了人已获得解放的幻觉，这种“解放”其实是原始人性的解放。由于现在的社会环境没能给个体提供正确的价值和象征，个体未能将内心整合，于是把冲动本身合理化的做法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既不能整合性化了的身体，也不能接受完整的性。人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关系，而是追求自我承认，与人竞争和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这种氛围是不利于异性恋关系发展的，更糟的是，它有利于同性恋关系的发展。
以“解放身体”为口号要求全裸，这表达了要重新找回身体舒适的愿望，而且全裸还参与了使人类的所有活动大规模色情化的进程。但是，悖论是，当色情开始进入夫妻关系的时候，它却又促进了身体的非色情化。因为全裸意味着：“我是全裸的，我不是引起欲望的，我也没有欲望，我只要想引人注目而已。”
色情侵犯了夫妻关系在1750年以前，夫妻关系的作用主要在于繁衍后代，组织共同的经济生活，性心理并不在夫妻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750年左右，
E。绍特（E。Shorter），《现代家庭的产生》，Seuil出版社，巴黎，1977。
在夫妇之间，爱情逐渐开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享乐的性，或者称为“消遣的性”开始成为夫妻爱情生活的一部分，而夫妻外的性关系也开始被视为一种伤害对方的行为，是不忠。性心理开始逐渐变化，而且根据爱情的要求，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开始合二为一，因为人们开始了解，不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悲剧。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都力图让爱情成为有益于夫妻关系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在18世纪，结婚已不再是基于经济、社会或法律的需要，而首先是两情相悦的行为。以后的每个世纪里，以追寻感情幸福的名义，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而纯洁的爱情也被定义为“让灵魂的激越和身体的颤动同在”
樊尚，《激情的生理学》，OdileJacob出版社，巴黎，1986。
于是，留给每个人的任务就是找到他（她）欲望的客体，即最有可能值得他（她）爱的人。个体不再幻想一个“理想化”的伙伴，而是学习着与他人相遇，并开始一段永不枯竭的关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要求人必须具有整合内心的动力，需要协调欲望和丰富的情感，以在时光的流逝中使爱情不断新生。
性和享乐不是爱情。但是，爱情、性和享乐的结合，既赋予了“做爱”一词含义，又满足了看到情欲和交流统一的欲望，而这两点正是“自我”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努力要实现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人们虽然也在寻找爱情，同时却把性分为不同功能的并且“拒绝”身体。社会上显然存在着“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风气，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这种被“解理”的心理使从功能分裂的性关系出发的行为合理化了——而“统一”才是被追求的。基督教之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爱情的基础。因相爱而结婚是《圣经》的愿望。20世纪以来，爱情文化和夫妻都在教会的影响之下，而教会使得结婚首先是出于两个人自由的爱情意愿，而不是由两个家庭来决定。
最近，人们对性生理和性心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尽管这一变化从表面上看并不明显）：人们开始试图把爱和生殖融入性生活。但遗憾的是，性关系的社会意义可能还是被忽略了，尤其在一个主流思想认为性问题是私人问题的时代更是如此。人们把性关系的主观方面（爱情和个人选择）和公共自由（属于公共权力）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从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尽管他们个人由于太专注于自己的情感而丝毫未察觉——他们的关系就已经把社会牵涉在内。任何社会、任何文化都不会否认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是由于今天性关系被非社会化，现代人接受“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一观点比前人困难。从1960年代起，夫妻间的性关系开始“色情化”。想研究夫妻间的私生活是困难的，为了了解过去夫妻间是怎样过性生活的，我们手头的资料非常不足。但是，有许多著作指出，过去的夫妻也是懂得生活的，即使繁衍后代是他们性关系最主要的意义所在，他们也是懂得在性关系中获得乐趣的。直至16世纪以前的所有医学著作（根据绍特所言），都认为妇女只有达到性欲高潮才有可能怀孕。绍特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大多数夫妻“当他们不再想要孩子时就停止了做爱”。社会生活观察家认为，以今天的标准，不忠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尽管有些丈夫为了控制子女数目和某一个女仆一起“放松”。今天的不忠有另一层含义，即已婚男女寻找一个“灵魂的姐妹（兄弟）”，而不仅仅指反映生理上的“放松”。绍特指出，在1850年至1941年间，大多数夫妻关系“色情化”了。同时人们开始承认妇女有享受的权力。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它并非完全是新现象，但它很值得一提）：夫妻间的性行为越来越成为享乐的“地方”。这一状况直至1960年都未有大的改变。接着，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性行为开始“加速”了，从1965年至1970年，夫妻间的性关系频率增加了21％，在这一时期性交前的准备时间也增长了。爱抚、口交成为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西蒙1970年的调查报告，法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前者显然不是鸡奸的信徒。
如果说这一时期，夫妻关系在“色情”上有了进步，有时候它却在爱的质量和强度上退步了。这好像是由于他们在性上筋疲力尽，便不再有精力聊天和一起做其他的事似的。这一时期的电影也刻画了这种夫妻生活的痛苦，如杜拉斯、勒卢施、特吕福、哥达尔等的影片，影片中的夫妻谈话最终总是陷入僵局。1970年代的年轻人不愿做这种在沙滩上、火车上、时髦的啤酒屋里相互不停地说爱、说恨，接着又说爱的夫妻，选择了变化的、田园式的爱情。70年代中期，在理想化的爱情破灭后，他们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选择了一夜情。人们甚至不再花时间来相互吸引，问题变得唐突而粗鲁：“你睡还是不睡？”“你要还是不要？”——就像扎尼尼唱的那样。这种令人沮丧的“爱情”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新的一代出现了，这一代人重视感情，但可能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爱情，过于想两个人一起生活，他们有时候会对自己的“色情”能力感到担忧。从1969年至1975年，嬉皮士的一代逐渐转向追求意识状态的多样性。莫里斯·克拉维尔认为造成60年代这次危机的首要原因是人的心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