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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的最后一次修正。它们提供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大班寡头政治”，
但是拥有的正式自治权比它寻求的要少，因为每年纳税人会议的决定依然要
得到上海的领事使团和北京的外交使团的批准，而上海工部局的权力名义上
是受限制的。工部局与领事使团及外交使团之间的摩擦屡见不鲜，有时是公
开的。可是实际上，虽然这两个使团可能批评其上海居民对中国地方当局颇
为盛气凌人的态度，但通常是支持这种态度的。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形式上只是纳税人会议的执行机构，逐步地扩大了
权限，取得了行政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向中外居民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
（除了土地税——因为土地在中国领土内——和关税外，中国不向上海的租
界征税）。工部局的九个成员只能由外国选民选出，选民拥有土地的价值不
得少于500两，或者每年至少付租500两。他们在民国初期稍多于2000，不
足外国人总人数的10％。纳税人会议如没有非常重大的事项，到会的人常常
很少，选入工部局在一定程度上由一个核心小圈子操纵，主要是英国人，代
表工商界的利益。公共租界的市政雇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
代初期为雇员总人数1076人中的965人，还不包括在巡捕房中的792名锡克
人），所有主要部门——卫生、公共工程、电力、垃圾处理、财政、救火会、
商团和工部局的秘书班子——的头头也是一样。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主权保持完整，但实际上，租界是外国人自行治理
的地区。在租界内，除了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的权利和特权外，公共租界的
当局实际上还对中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中国居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是
他们没有参加市政管理的权利。中国当局只有得到有关的外国领事同意，才
能逮捕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或刑事案
件要在会审公廨上审理，这种公廨实际上（而不是根据条约权利）常常被外
国的陪审官所左右。中国军队通过租界的权力始终被外国市政当局拒绝，它
们坚持这些租界在中国的内战中是中立的领土。
上海的外国人生活
在租界的大部分外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用这样的见识来加以漫画
化，即除了雇人力车（每英里五美分）或舢板船外，都不付现钱，连主日教
堂的捐献也是如此。到处飞的用来付款的单据或便条，是列强的商业、外交、
军事和宗教代表在华逗留期间暂住的这个基本上设备齐全的世界的象征。其
中有的人成了变化中的中国实况的有见地的观察家，他们懂华语以及艺术和
文学修养的某些内容，甚至结交中国朋友，但这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字面
的和比喻性的“饮食”却是由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原料制成。一个英美
烟草公司的美国新雇员，回忆他1911年8月在公司食堂入伙的情况：“这是
我将在以后几年所吃的数百次类似的便餐的第一次——清炖鸡汤、蘸面包末
的炸牛排、大米饭、煮青菜和粘手的馅饼。用必不可少的Lea＆ Perrins牌
酱汁的英国式烹调法——味道全给煮掉了。”①
上海的居民很少到“县城”去。在闹哄哄的20年代和30年代以前，空
闲的时间完全是与其他身穿条约港口生活中特有的消遣服装的外侨一起度过
的。有钱的公民带着他们的妻子坐着敞蓬马车，下午在静安寺路那样的曲折
大道上来回。这条大道上附有大花园和网球场的大班（商号老板）的大别墅，
是喝英国式漫长午茶时所见的景色。众多的廉价仆人使某些正餐和娱乐的方
式有可能办得比上述英美烟草公司的食堂更加大方，但仍反映了一个事实：
外国式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城市——汤、鱼、带骨肉、开胃的菜肴、甜点心，
然后是咖啡，再给男士们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桥牌时连续地送
上威士忌加苏打水，在餐后可以消磨好几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影院、
卡巴菜餐馆和夜总会成倍地大量发展，在此之前，在第一流大旅馆②和社会性
俱乐部③外面的“夜生活”限于少数地点，像路易丝〓拉杜的卡尔登咖啡馆和
宁波路上的饭店（见地图6），那里为城市成群的盛装外国人提供有音乐伴
奏的精美的正餐。“但是到了10点钟，男女共同参加的宴会结束，只有男士
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10点钟直至破晓，美、英、法，也许还有德、俄、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国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苏州路的阴森可怕的灰色石砌
房子中放荡地进出，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④
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看台和俱乐部房、在静安寺路东端沿护界浜占有大块
面积的跑马场，每年举行两次（5月和11月）为期三天的大赛。场地的中心
建有板球场和网球场。上海的外国人热爱运动，特别是骑马和打网球，这也
许是对大部分社会集会中普遍酗酒的补偿。上海俱乐部号称有“世界上最长
① 詹姆斯〓L。哈奇森：《中国通》，第20页。但是在一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其本地烹饪技术举
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子的优质L。＆P。酱汁。
② 有位于黄浦路的具有豪华设备的第一流旅馆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密采里旅馆，位于西华
路的日本的朋友馆和万岁馆。
③ 英国的上海俱乐部、德国的协和俱乐部和梅森俱乐部都位于外滩，乡村俱乐部在静安寺路，日本俱乐部
在文监师路，以及与海员协会、外国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的俱乐部。
④ 哈奇森：《中国通》，第236页。
的酒吧”。板球俱乐部设有12个网球场和练习板球的18张网。上海高尔夫
球俱乐部成立于1894年，1898年建造了一座附有男女化妆室、用具间和酒
吧间的俱乐部房。①
在骑马和打网球之余，还可看上海业余剧团和法租界的法国剧团的演
出。在5至11月期间，市铜管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奏，冬季则在市政厅演奏。
每个外国社区都保持自己的社团——美国社团、德国社团、英国的圣乔治社
团、苏格兰人的圣安德鲁团体、爱尔兰人的圣帕特里克团体；对国庆节和民
间的节日庆祝都很热烈。对更严肃的文学和教育团体也投入了精力，它们是
亚洲文会华北分会、摄影学会、教会文学界联合会、美国妇女文学协会、园
艺学会、美国大学俱乐部、德国交响乐团，和文学晚会等等。慈善团体包括
上海动物保护会、慈善会、海员救济会和急救协会。万国商会是各行各业社
团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其他的社团包括股票经纪人协会、驾驶员协会及会员
超过100人的工程及建筑师学会。
为欧洲儿童开办的学校有西童学院、法租界的市立学堂和在黄浦路的德
国学堂；还有一所日本小学。医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几个教会团体和日本
的社区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立图书馆有15000册西文图书。十几
个传教团体在上海保持了它们的机构，使上海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活动中
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13世纪哥特风格，华中圣公会主教
的大教堂）、联合教会（早期英国式的，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会
和位于黄浦路的德国的福音派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教堂。还
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庙。汇司洋行、泰兴洋
行、福利公司、惠罗公司供应食品、家俱、呢绒绸缎和女帽；别发洋行供应
图书和地图；亨达利洋行供应珠宝首饰；上海药房位于苏州路；外文报纸有
英文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法
文的《法新汇报》、德文的《德文新报》和日文的《上海日报》——一切都
能在上海买到和读到。①
上海为外国在华的存在树立了一种其他租界努力模仿的式样。天津的租
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
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
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
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
乐部，它在1901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
台。商团成立于1898年。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7000册，从1914年起
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京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
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
日报》进行竞争。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
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沿江大道是一条
① 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狐”，狩猎时紧
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乐部、棒球俱乐
部等等。
① 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4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
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武汉三镇（1915年前后）
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树荫和草坪的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
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18孔的高尔
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
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有一个著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
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
这是一种考虑周到的目不暇接的生活，它使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老
中国通”要维持他们的特权了。“上海意识”不但不容中国当局的干涉，而
且典型地把外交使团和公使使团视作一个累赘，认为它们有时虽然可以利
用，但总是过分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虽然我们根据更容易接触到的材料着
重地叙述了光彩夺目的一面，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上海及其他地方的
条约港口的生活，根据鲜明的阶级界线分化了。一个人之出名，是因为他所
从事的职业，加入哪个俱乐部，和拥有多少匹种马。犹太人、葡萄牙人和欧
亚混血儿过着一种隔离的社会生活。虽然一小批犹太商人在上海一般地说过
得不错，但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承担了商行中大部分做日常工作的低报酬
职务，如文书、店员和秘书。每个条约港口有一群外国的流浪汉、处于困境
的水手和事业上失败的可怜虫。外国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与邪恶和犯罪的下层
社会，在条约港口生活的给人以鲜明印象的回忆录中，很少被人注意，但它
们也是外国存在的组成部分。
租借地
外国的“租借地”有五个，是1898年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基地时，
中国割让的领土。面积共552平方公里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周围的领土，在1898
年3月被租给德国99年，德国并获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三条铁路线以及沿线
两旁10英里范围内采矿的特许权。（胶州在1914年11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
斗后被日本所占，日本人在战斗中死616人，伤1228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的一个插曲。它在1922年才归还中国。）1898年3月，俄国人获得了
租用南满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的为期25年的租约。此外，
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获准建造一条从哈尔滨到旅大的支线，即南满铁路，并
可以在铁路线区伐木和采矿。1898年5月法国施加压力，获得了租用广东省
海南岛对面的广州湾港口的为期99年的租约，把该港用作海军停泊地。6月，
英国获得了从大陆向它的香港殖民地延伸的一块地方（即“新界”）的99
年的租约。这一系列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动，以1898年6月英国租借山东的威
海卫而告结束，“租用期将与俄国占领旅顺港的时期一样长”。①
与租界形成对比的是，在租借地中，中国的主权在各租约的有效期间，
被明确地取消了，这可以从缔约列强的一致意见中得到证明：缔约列强在所
有其他“中国”领土上拥有的治外法权中的领事管辖权，不扩大到这些地区。
其中在山东和满洲的两个，是德国、俄国和日本——连同英、法两国，英、
法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更扩散的基础上——在中国领土上所维护的范围更
大的“势力范围”的核心。
任何强国对势力范围的要求（包括贷款、建造和经营铁路、开矿、雇用
① 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于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
定》，1，第112—131、152—158页。
其国民为“顾问”，或在中国特定地区行使某种其他形式的地区管辖权的优
先权或独占权）的事实上的基础，就是前面几段所说的持续侵犯中国主权的
因素——中国的虚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在形式上，几个势力范围有不同的
基础：中国人与特定的列强缔结的不把某些地区让给第三国的协定；中国人
为一方，但无力废弃的协约或条约；某些列强因近水楼台而对权利的坚决要
求；中国未参加的列强互相承认权利的协定；由于占绝对优势的金融和商业
利益的既成事实而对更多权利的要求。
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来自1896年5月的秘密结盟条约、中东铁路及其南满
支线的建造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根据这些基础，俄国政府着手在铁路区内建
立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且凭借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而发生的俄军占
领满洲的事实，加强了它的地位。俄军在满洲这一事实和加强对朝鲜施加影
响的努力，引起了1904至1905年的对日战争和俄国的难堪的失败。辽东半
岛的租借地转给了日本，长春和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连同铁路区中的“权利、
特权和财产”也是如此。1905年以后，俄国继续对中东铁路路区及沿线的北
满的城镇（例如哈尔滨），行使有效的政治管辖权。俄日对满洲的最后划分
在1907和1910年的俄日协定中正式规定下来。1914年，缔约列强除美国外，
都承认俄国在中东铁路区内对它们的国民的控制。①以中国在1898年所作的
一视同仁的声明为借口，日本要求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此举没有什么
实际的结果。当然，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除了把辽
东半岛以及俄国在南满的铁路和采矿权给日本外，别无其他选择（1905年12
月的中日条约），并且通过另外的协定，又让日本在营口、安东和沈阳设立
“居留地”，并给与它铁路特许权。关东的一个总督府在1906年设立，以管
理租借的领土（218平方英里）和铁路区（108平方英里）。日本在满洲的势
力范围在1907年被法国所默认（日本则相应地承认法国的势力范围），在
1908年被美国的罗脱…高平协定所默认，还被俄国所默认（如上述）。通过
日本强迫袁世凯的政府在1915年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二部分，日本在
满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辽东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延长到99年；开
放全部南满供日本国民居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向日本国民增加采矿区；
许诺在将来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在雇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政治、军事和
警察顾问时，优先录用日本国民。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
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殖民地及其主要
城市大连的生活的一部分。南满铁路的干线从关东往北，通过南满的经济中
心区直达长春，行程483英里。它有几条支线，一条直达营口港，一条从沈
阳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一条在大连和旅顺之间。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和
在铁路区沿线的两侧，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行使事实上的政治管辖。关东
总督府与南满铁路公司关系密切：大部分公司股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公
司也由关东总督监督。日本驻满洲的几名领事由公司指派，许多人同时在总
督府担任秘书。除了几条铁路外，南满铁路公司还经营抚顺（沈阳附近）和
烟台（辽阳①附近）的煤矿、轮船业及货栈，并在铁路区内维持学校、医院、
试验农场、公用事业和“铁路卫队”。
① 见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但是在1931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由
于日本人占优势的经济地位可以把奉天省主要城市的货物汇集在南满铁路，
运往大连和旅顺港，再从那里用日本轮船运至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