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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
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
① 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26页。
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
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
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
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
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
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
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
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
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
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
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3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
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
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
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
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
这个城市之外。①
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
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有2100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1914年取代了
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1922年。他们得到人数众
多的宪兵队的支持。1911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
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1912年都撤军；
日本的一个有500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1922年前一直留在汉
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
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1920年，总数达10000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16个铁
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
根据1905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
1905年12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
意这样做。1920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811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
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1052人。①
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
① 在1913年，北京使馆区卫队共有2075人（370名英国人、309名美国人、307名日本人、301名俄国人、
288名法国人、199名意大利人、151名德国人、64名奥地利人、35名荷兰人和31名比利时人。）到1922
年，总人数减到997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的分队也随之消失，其余
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354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人数达6219人（2218
名英国人、1021名法国人、975名美国人、883名日本人、808名俄国人、282名德国人、21名奥地利人和
11名意大利人）。1922年的总人数为2720人（982名法国人、762名日本人、504名美国人和472名英国
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年驻
有外国部队1253人，1922年驻有602人。
① 《中华年鉴，1919—1920年》，第333页；《中华年鉴，1923年》，第603—604页；《华盛顿限制军
备会议，1921年11月21日—1922年2月6日》，第988—998页。
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
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赤裸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
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
外国军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
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
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
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
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
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
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
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
团，它由15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1905年与瑞典分离）和
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18个，但
是在1913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11
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
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
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
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
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
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
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
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
到1920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
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
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
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至1906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
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年及以后几
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
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
职，然后在1895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
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
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
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
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35页。
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
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
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
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至1905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
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至1909年任职的柔克义，是
一名职业外交官，19世纪80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
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
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至1913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
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
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1913至1919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
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
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
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
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
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至
1922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
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
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
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
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① 1901—1906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
馆职务，1911、1918—1923和1932年任外务大臣，1932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
助，1906至1908年和1916至1918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
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1908至1913年任公使，1893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至
1907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1913至1914
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
在1914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至1899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1900至1902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
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1925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
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年），最后在1918至1923年任公使。
① 1901至1908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至1896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年他离开该会，接
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至1913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
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1914至1918
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
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年来华。丁家立1886年不再继续
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1886
至1895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至1906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
从1902至1906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至1919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
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至1920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
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至1918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至1914年和1919至1926
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至1919年期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1901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
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新公使馆区比1900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
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
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
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
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
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1904年谴责他的同僚们
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
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
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
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
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
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
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
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
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
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1500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
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
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
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
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1911年以后以收容被
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
勋将军在1917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1914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
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
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
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
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
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1885至1898
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
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
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年退职以前于1935至1940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
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
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
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3，第355页。
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
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
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
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
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
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
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