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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①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
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
所破坏的风气。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
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
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
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
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
从旧社会内部动员起来。这不能一蹴而就，而只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被城市…
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主义精神所支配，
① 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55页。
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乱，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
才能逐步做到。有那么多的事物必须折毁和揭穿！可是即使在那时，农业社
会也决不可能是谱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用旧的字
眼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
就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而言，它开始了一些它不能完成的事
物。古老的农业…官僚政治的中国的叛乱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
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贸易地之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
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传统是秘密的和狂热的，它常常以义和团
那种消极的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的特性，而且容易变质成地方的长
期纷争。①因此，在20世纪，使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大传统革命化会
发生什么情况，便是另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比我们上面刚
刚简略论述的中国的海上小传统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多。我们刚开始了解这
个领域中民间宗教、家庭主义和地方经济方面的结构。
在本卷以下两章论述中国经济和外国的存在的篇幅中，论题包括到20
世纪40年代后期为止的内容，为第12和13两卷提供了一个框架。紧接着的
三章论述袁世凯总统、北京政府和军阀——主要是华北的政治——直至1928
年。然后第7、8和9章探索19世纪90年代至1928年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
第10和11两章则关注动乱的20世纪中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的
复杂经过。本卷最后论述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工商业者阶级——主要是上
海的——受遏制的事业，以此结束全书。
第13卷，除了国民党政府、日本入侵和中共崛起的历史外，还将考虑本
卷没有论述的早期民国的某些方面。它们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绅士阶级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农民运动的性质、现代科学…学术界的成长、以日
本侵略为中心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以及1937至1949期间大规模的中日
冲突和国共冲突。即便是更远的题材范围，也使我们要吃力地追溯在中国古
代农村社会的残余中进行的革命过程。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虽然建立在社会革命的信仰的基础上）甚至要到1928年以后，才找到
了成功的秘诀。根据以上的概述，此后毛泽东的任务便是如何取代中国的大
陆传统，或使之“现代化”，这个传统就是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和地方…
商业的秩序。在这一努力中，他面临面海的中国的遗产，即口岸城市的工业
技术和对外贸易，虽然它们似乎再也不是小传统了。
很明显，诸如面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的抽象提法，其界线是模糊的—
—它们是启发性的修辞用语，而不是用来分析的划分字眼。可是它们揭示了
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难解的大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既吻合
又冲突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物质的科技发展的传
统，另一个是为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而进行的道义上的改革运动的传统——在
大部分革命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近几十年政治上的曲折的螺旋运动说明，
现代中国是独特地处于一条根深蒂固的大陆传统和面海传统之间的有毛病的
分界线上。
① 关于近期对义和团现象的周密的观察，见马克〓埃尔文：《清朝官员和追求千年盛世的教徒：关于
1899—1900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载《牛津人类学学会杂志》，10。3（1979年），第115—138页。
第2章 经济趋势，1912—1949年
导言：概述
要概述从清末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调子必然是低
的。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
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对
此，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早已习惯了。在始于30年代中期的战争与内
战的艰苦十年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到向来的那种水平。①
对仅有的一点明确知道的资料作仔细的思考后，我认为，在1912—1949
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
势。虽然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以比较快的速度
继续增长，但在1949年之前影响极小。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
本的供应，基本上保持不变。人口的职业分配几乎不变；尽管在这40年中城
市人口有所膨胀，城乡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虽然从国外和国内工厂引进一
些新产品，但数量上微不足道，对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为建立信贷而设
置的机构依旧数量少而能力差；统一的全国市场从未组织起来。相对地说，
对外贸易对人口的大多数并不重要。在整个中国农村，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
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模式。经济困苦成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地方病，1937
年战争爆发后可能更加深重。然而，最终把这种困苦与并非经济过程本身所
决定的政治目的挂钩的中国社会的领导精英们当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的价
值观念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经济制度是会崩溃呢，还
是会向现代经济增长迅速前进。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
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而且是作为胜利
的共产党明确的政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主要地作为致命的经济矛盾的结
果。
虽然民国时期的数量指标没有显出大的变化，但中国在1949年时与在
1912年时毕竟不同。很小的工业和运输部门，也许还要加上工艺技能和复杂
经济组织的经验的积累——几十万已经“现代化”的工人、技术专家和管理
人员——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基础，使它能够并且确实进行了建设。
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
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
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
％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有一个与城市的联系变化
不定的农业腹地附属于城市部分。它主要分布在通向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
沿线，它可以与中国农村的主体区别开来，因为它在较大程度上与城市部分
的沿海和沿河城市贸易。
农业部分主要由6000至7000万个家庭农场组成。其中大概有1/2是自
耕农，1/4是半自耕农，他们租种若干土地；其余1/4是佃农。这些家庭居
住在几十万个村落里，这些村落布满
① 本章不考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年有大约9000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经济体制。
见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
中华民国各省
了中国适于耕作部分的绝大部分地形。在20世纪的头50年中，由于人
口增长超过可耕地的增长，这些农场的平均规模在缩小。中国农村只有少数
地区（在人口稠密区域），例如在四川的有些地方不是聚居，农家是分散居
住的。典型的景观是：沿着一条或几条街道挨挤着一簇簇房屋，村周围都是
田地。在村落最稠密的地区，村与村之间的间隔很小，往往从一个村可以望
见另一个村。在19世纪，为了应付地方上的骚乱，先是在北方后来也在南方，
有许多村子筑起了防护墙，这样，村子就依据居住在土或砖的壁垒里面的居
民来划分。这样划分的结果与血缘关系很一致，因为有许多村民是同姓或只
有少数几个姓。一个村子居民的田地与邻村居民的田地之间的界线是不太好
辨别的。随着时间推移，农田易手，甲村地产的受押人（可能是最后的所有
者）是乙村的一个居民，或甚至是从甲村迁移到有相当距离的丙村的居民，
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村界的这种不确定性，到了19世纪后期才开始改变，当时县政府要增加
税收，因此有必要弄清田地的准确面积，据以征收新税。即使在20世纪，尽
管精心地设立了更多的正式农村机构，农村照样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单位，
当然也不是一个为了经济发展而组织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单位。确实，在
1949年以前，政府较高层的人除了征税，往往对深入到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自
然”单位无所作为，这是中国传统经济到20世纪中叶还是老样子的一个原
因。
家庭和村庄是自然的社会单位，不像从20年代起恢复的保甲制度是国家
强加的；但农民的眼界并不受它们的束缚。社会相互影响的正常界限，不是
村界，而是较高一级的社区的界限，它由若干（一打或一打以上）村庄和为
它们服务的集镇组成。中国很大一部分农家生产全部或大部他们自己的食
物，但谷物、商品作物、地方特产，以及家庭手工艺品——价值大概占农产
品的30％——则经常拿到集市上出售。农民地区实际上由许多地方集市区域
组成，每个集市区域的半径大致等于买卖他的产品的农民买主或卖主一天内
能走完的距离。集市通常不是每天都有而是定期的，根据几种具有中国不同
地区特点的安排方法之一，每隔几天安排一次。施坚雅把这种基本单位叫做
“标准集市区域”，他曾提出，“可以把晚期传统中国的农村看成一种约有
70000个六边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个标准集市为中心，自成一个经济
体系。”①在标准集市上，大部分贸易以农民之间横向的物资交流为主。在某
种程度上，从标准集市区域有一种手工艺品和地方农业特产的向上流动；不
过，主要产品的流出以向这种经济的政府层次交纳的税粮为主。在19世纪末
和20世纪，标准集市区域愈来愈成为条约口岸制造的或国外进口的新产品的
最后目的地。
在有限的程度上，中国农村开始生产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供应条约
口岸工厂的经济作物，这趋向于转入新的商业渠道，以代替传统的定期集市。
特别是在东海岸各条约口岸的农业腹地，与定期集市经济并行，有一种现代
城镇经济发展起来。但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市场结构正欣欣向荣，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交易和社会结构》，第1部分，《亚洲研究杂志》，26。1（1964年11月），
第3—44页。
直到1949年都很少有衰落的迹象，这有力地表明农村经济实际上没有变化。
在20世纪中叶，农民家庭也许比50年前更多地依赖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的
邻居生产的商品。但是，由于地方一级的运输工具很少有真正的改进，原来
的集市区域并没有扩大，未能使围绕较大的地区销售综合体组织起来的现代
商业渠道，从根本上取代标准集市。
非农业的或“城市的”并不一定是“现代的”。在19世纪初，也许有整
整1200万人，占当时3。5亿中国人的3—4％，居住在3万人以上的城市里。
除少数例外，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首都北京（有将近100万居民）、
主要的省会，和最大的府治。有的同时是省内和区域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
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重庆、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是帝
国最高级的官员、重要驻军、最富的商家和能工巧匠的所在地。它们的居民
也包括地方上的绅士、小商人、充斥政府衙门的众多下属、劳动者和运输工
人，以及略微有点文化的阶层，如和尚、道士、无职业的小所有者、失意的
应试生、复员军官，等等，他们是传统中国城市中十分显眼的“过客、移居
者和外来人”中的一部分。①但是晚清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式，跟5个世
纪前的宋朝很相似。
从19世纪中叶起，作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的结果，中国城市除
继续不久前的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
容。在19世纪期间，城市居民的总数增长很慢，增长率比总人口的增长率大
不了多少；然后在1900至1938年间比较快，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
在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约2730万居民，占5亿人口的5—6
％。同样是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大约有1680万居民，占4。3亿人口的4
—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4％。但中国6个最
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
—7％的增长率发展。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92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下，第
4章），尽管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
不少属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
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
铁路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海、长江和西江。
外国商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行和代理机构，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的条
款，允许外国人经营制造业（1896年以前已有人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
国人的到来，出现了专做外国生意的中国商号。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
中国人拥有的虽然小但是发达的工业部门，尽管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
设置在这些城市。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或者作为分包者，或者拿
棉纺业来说，作为新纱厂的产品的主要主顾，手工业作坊繁荣起来。仍然主
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对少数城
市居民来说，除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现代教育与
① 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页。
② 这些当然是很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数可靠的资料相一致。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
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99—104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
附录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年）》，第290—296页；和孔赐安：《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
《中国经济杂月刊》，20。3（1937年3月），第301—314页。
文化机构中，又有许多新职业在逐渐出现。
但这个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部门，绝大部分依旧仅限于条约口岸。它
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销售体系和依靠人力、畜力、
大车、舢板、帆船的运输。几乎没有外部效应，例如，以改进了的技术（新
种子、化肥、现代水利、农业机械），或更有效的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
合理化的土地使用）的形式进入农业部门。①首先在条约口岸直接感受到的世
界市场上银价或中国农业输出品行情的波动，有时候能波及农村。但总的说
来，直到1949年，农民地区和条约口岸经济依旧只有很松散的联系。
①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人口
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
减。1953—1954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5。83亿，这是到现
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
与这样一些估计如1948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4。63493亿有矛盾；但不论1953
—1954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
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①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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