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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
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
—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
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
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
① 林培瑞：《10和20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27—328页。
并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年）。
② 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者“在上海肯定有40万至100万人读过”。参看林培瑞：《传
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销售记录直至30年代末期都未曾被超过，以后便逐
渐衰落了。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① 同上书，第330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
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
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
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
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
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
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
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
功的希望。1900至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
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至1907年
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
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
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
到了1913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
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
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
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
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
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
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五四时期，1917—1927年
在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民国最初的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低落”
时期。一个产生了晚清文学中四位伟大小说家——吴沃尧、李宝嘉、曾朴和
刘鹗——和一些其他作者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的十年，忽然终结了。这四位
有才能的作家中，李宝嘉未及完成他计划中的120回巨著的一半就于1906
年去世。多产的吴沃尧（共写过15部小说）也于1910年死去。刘鹗，也许
是四人中最有文采的一个，只写过一部小说，而此书在30年代重版之前并不
十分流行。曾朴，在政治信仰方面最革命的一位，因过份忙于其他活动而未
能完成他的小说，并且和《老残游记》一样，直到20年代才得到充分的评价。
①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一场文学的复兴运动。相反，
政局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唯一与之竞争的
派别“南社”，是涉足文学的革命政治家和报刊工作者的一个松散组织。该
社于1903年由三位属于同盟会的报刊工作者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巢南创建，
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集，它们多半是社交聚会的产品，据说在民国初年很受
革命者和年青人欢迎。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其中某些诗篇的时候，会感
到它们的情调和形象一般都属于旧传统。胡适甚至斥之为放纵不羁。②回顾起
来，南社的作用似乎不在于响应革命，而在于为革命者们提供一个表现文学
才能的场所。
和条约口岸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一样，南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有很深的旧
学修养。但是他们的文体和词汇比他们晚清前辈们更加高雅古奥。如果说条
约口岸的文学报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维新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一翼，那么它在
主题和文体方面肯定比南社的诗更加激进，后者的华丽词藻掩盖了他们所宣
称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感情。①南社曾经号称拥有1000余名会员，但在最
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
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
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
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
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
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
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仍然掌握着
各主要报纸。上海三家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
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是鸳鸯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
枕亚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积极的社员。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
能够在由南社控制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
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后来他们又逐渐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手
① 新近对这两位作家的深入研究，见李培德：《曾朴》，和夏志清：《老残游记：对其艺术和意义的研究》，
《清华中国研究学报》，7。2（1969年8月），第40—66页。并参阅哈罗德〓沙迪克带有注释的《老残游
记》的精彩译本。
② 曹聚仁：《文坛三忆》，第150—151页。关于南社的一般情况，参阅柳亚子：《南社纪略》。
① 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第5页。
中，夺取了各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说月报》的
内容和版面的改变。这份由严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本来是鸳鸯蝴蝶
派的基地，茅盾在1921年担任编辑后将它改造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喉舌。
文学革命
当《新青年》越来越引起报刊界和学术界的注意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气
氛早在1917年2月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熟。在1915至1917
年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杂志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吴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陈
自己的文章，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
受到陈独秀的热烈欢迎，认为是整个反传统崇拜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
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著名史实，并在无意中把自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
“看法”永久化了。①下面的分析可能与胡适的说明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地
要加以引用。
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写的一首诗中首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语时，他的
主要意图只限于和朋友们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学术性讨论。他急于争辩并证明
白话可以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学工具。早在胡适之前，白话的重要性已经被认
识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早已将它作为一种群众启
蒙手段加以宣传和使用过。胡适知道这些先例，但他的确也提出了一种“革
命”性的主张——他的先驱者们或者是不曾觉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
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话的人，虽然认识到它可以作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
却没有承认它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形式。胡适比严复和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明
确指出在过去的千余年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古典文体的诗文，而是白
话文学。在胡适看来，文言已经是“半死”的语言，它对传统中国文学内容
的僵化和形式上的过分雕琢，尤其是诗歌，起了助长的作用。而白话则是文
学演变的自然结果；它作为一种活语言的生命力，已经在宋朝理学家们的语
录和元明两代的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胡适认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
一趋势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趋势，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强制推
行和明以来的古文运动所遏止，中国文学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口语的白话文
学——胡适把这一现象与但丁以后的意大利文学、乔叟以后的英国文学、路
德以后的德国文学相比拟。（因而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说，这次文学
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相信一种活的语言是现代思想运动
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换句
话说即是恢复宋朝以来文学演变的自然过程。
胡适知道白话文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
和新精神”。但是他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
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
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①
① 参看胡适附录在《四十自述》之后的著名论文《逼上梁山》，第91—122页。还可参看他在芝加哥大学
发表的英文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和1958年在台湾发表的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该文收入刘心
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1—15页。第二手材料有杰罗姆〓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第3章；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关于胡适的一章。胡适在文学革命
时期的大多数论文均收入《胡适文存》第1卷。
① 胡适：《逼上梁山》，第112页。
后来他自己承认纯粹是“文体革命”的这一想法，在他1916年10月给
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胡适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这一最初的说明中，对文学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议显然比对内容方
面更为详细和具体。陈独秀虽然热烈地支持胡适，却担心他的八不主义可能
被理解为传统的“文以载道”。因此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
的下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改变了他的八不主义的顺序（新的顺序
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
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
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
不模仿古人（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并高度赞扬晚清小说）；六、不
用典（他力图区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广义的典故和他所摒弃的过时的狭义
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中心问题，
也是他以前和朋友们辩论的症结所在。
但是胡适文章中那种谨慎的语调和学者态度对《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
情绪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钱玄同不同意胡适对用典所采取的宽容态度，
全面反对用任何典故。在陈独秀看来，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
他没有功夫去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
中，陈独秀干脆抛开胡适那些温和的改革主张不谈，宣布文学革命已经开始：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① 适）之声援。旗
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
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
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诚如周策纵教授所指出的，陈独秀攻击的目标是由三个文学派别占主导
地位的流行风尚——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②尽管
陈独秀的三条原则中的建设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更主要
的却是针对文学的内容。陈独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主张引进现实主义，因
为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化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
义，而现实主义较自然主义更适合中国。③他的另外两条原则似乎是把胡适对
白话文体的关怀改变成了创造新文学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学在内容方面应当
① 这三条原则用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序数，即给陈独秀信中的七、一、四——译者。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5—276页。
② 同上书，第266—270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
更“大众化”和“社会化”。
但是，虽然陈独秀讨厌传统文学的精英主义，他的大众化倾向却仍旧是
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种新文学顶多也只能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不一
定是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凡是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写社会各种
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学作品，只要不是属于“少数贵族”的，他大约都
会欢迎。在这一早期阶段，他还不是只专注于更具阶级意识的工农方向。陈
独秀虽然拟议出一种范围更广阔的新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创造这样一种文
学的具体办法。胡适在1918年春季发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闯劲的题为《论建
设性的文学革命》的长文中，讨论了这一任务。
胡的文章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
文学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白话民族文学。但是既然还没有标准
的“国语”，又怎么创造这样的文学呢？胡适的回答带有实验的特点：新的
作家应该用一切可用的口语写作。他们可以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语言，而以今
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
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
—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
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
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
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
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
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
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
见。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
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
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
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
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
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
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
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
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长信，是在1917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
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
到1921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
士钊于1925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
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
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