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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②
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
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
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
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
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
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
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
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
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
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
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
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
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
—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
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
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
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
（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
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
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年头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部
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
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
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
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
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
围，但对到1926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
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年3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
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
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
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
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④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
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
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
1926年7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
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
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年8月，
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
汇去3万元。②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
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
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
物。③当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
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卢布；它还公布了罢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
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
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
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
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
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
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
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
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
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至1926年持久
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
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
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
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
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
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
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
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
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
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
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
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
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
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那样，
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
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
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
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
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
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
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
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
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
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
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
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
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
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
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年6月，43
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
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
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
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
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
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
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
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
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
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
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
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
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
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
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
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
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
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
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
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
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
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
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
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
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
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
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
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
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
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
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
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
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
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
…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
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
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
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
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
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
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
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
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
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
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
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
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
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
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
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
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
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
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
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
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
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
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
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
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
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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