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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对于那两名提起诉讼的女子，我对其政治动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列姆塞尔和埃德加都没有填写联邦调查局工作申请。在新政策实施的前些年里，几乎没有女性提出过这类申请。从那以后，我反对雇用女性特工的争论就失去了合理性。由于有过更为活泼的童年游戏、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从事体力劳动（对一些人来说），妇女正变得和男人一样强壮。
我依然相信，在将不实信息透露给媒体时，格雷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失去了行政会议的信任，其诚实性和善意受到严重质疑。联邦调查局专业人员感到极为愤怒。格雷的欺骗行为也许是导致后来发生许多事件的决定因素。在参加那次例行性行政会议的十六位高层官员当中，有十人此后不久就退休了。他们给出的理由都各不相同，但我知道因为格雷对媒体颠倒是非，这十人对他都已经是意兴阑珊了。而对这位新任代理局长来说，没有谁会让他因为利用媒体而感到羞愧。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5）
格雷指派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让各部门准备意见书和白皮书供他参考。就在我刚要口头下达指示时，我意识到在我们草草收尾的会议上，我还没有完全摸清他的想法。幸运的是，我的行政助理卡罗尔·丘迪明白我心中难题。她让我留意《纽约时报》上的新闻报道，格雷的想法在这些文章里得到了极为详尽的表述。他称这些文章是他的“咨询渠道”，其内容涵盖从联邦调查局的管理运作到有组织犯罪、从情报调查到吸毒在内的一切事情。很快，我开始习惯在报纸上读到那些我认为属于联邦调查局内情的东西。
让格雷失望的是，戴维营为白宫占用，我们的集体讨论会没能在那里举行。所以格雷、他的私人班子和行政会议成员就赶往匡恩提科。每个职能部门都递交了各自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经过了深入的讨论。格雷的问题很尖锐，但并非总是恰当。第一天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在一处幽僻餐厅用餐，我吃惊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一个正在营业的售酒柜台。在以前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饮酒是绝对禁止的。
次日，讨论继续进行，我们这时开始意识到，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阐明格雷及其工作班子在联邦调查局的政策、流程和工作上的意见。尽管他告诉我们，他的班子成员没有“穿着他的囚衣”，但不久以后，我们就体会到了其助手的影响力是多么大。讨论过精心准备的材料之后，格雷并没有要求就此进行表决，这使得行政会议的成员们大为震惊，胡佛主政时一向是要随之进行表决的。而现在，与其私人班子成员商量之后，格雷自己做出了所有决策。
如果我聪明的话，我应该与行政会议的其他成员一块退休。我每小时只赚几美分，而我税后实得退休工资与我现在拿的工资几乎一样。我的薪水多年没涨，因为国会不愿调高公务员最高工资限额，导致高层官员工资被强制性压缩。我的下属有数百人领取与我一样多的工资。如果我1972年退休的话，退休人员的生活费补助会加到我的退休工资里，我今天的收入就会更多一些。
我的确没有指望成为局长，即使是格雷未能如愿以偿地正式担任局长，我也没有这种企望。但是，我意识到他的失败也许会带着联邦调查局与他一起走下坡路，而情况几乎的确如此。很清楚，尼克松政府不会任命局里的某个人为局长。而当我五十九岁的时候，我已经担任公职三十七年，其中三十年是为联邦调查局服务。作为高级职业官员，我觉得在领导层变动期间，自己是保持工作连续性的合乎逻辑的人选。通过继续留任，我就有机会让胡佛一手打造的联邦调查局尽可能地保持完好无损。经验丰富的人必须负责培养和引导新任局长，而我就将这视为自己的义务。
当我决定留下来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了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团结，我想我曾为之付出过努力。在这一点上，我绝不会懈怠。
三天格雷（1）
帕特·格雷来到联邦调查局正值多事之秋。格雷搬进新办公室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亚瑟·H。布雷默企图暗杀正在竞选总统提名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的事件。当时是星期一，格雷正在从斯托宁顿镇返回的路上，所以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是我接的。他当时情绪激动，指示联邦调查局要进行全面调查。尽管我还没弄清联邦调查局的权限，但我还是告诉克兰丁斯特我们会马上行动。巴尔的摩分局主管托马斯·H。法罗已带着一帮特工赶往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的枪击现场。通过无线电联系，他接到了司法部长关于联邦调查局接管调查活动的指示。克兰丁斯特和我达成一致，认为联邦调查局可以依照民权法条例展开行动，而那天整个下午，我每隔一小时就向他通报最新进展情况。
七点钟时，我离开了办公室，知道一切都在处理之中。华莱士被送到医院，而布雷默则已被监禁。我赶到家时，一张要求我给尼克松总统打电话的便条正等着我。接线员让我稍等，然后是总统助手查尔斯·科尔森接了电话。“稍等一会儿，费尔特先生，”他说道，“总统马上来接电话。”十五秒钟后，我第一次与尼克松通话。
“你好，”他说道，“我是尼克松总统。请告诉我华莱士案的最新情况。”
“总统先生，华莱士州长仍在接受治疗，他的情况据说非常严重。他正在西尔弗斯普林市圣十字医院的手术室里。其余三人，包括一名特勤局特工，都在枪战中受伤，但他们可望康复。自称刺客的布雷默已被联邦政府拘留，并被送往位于马里兰州谢弗利市的乔治王子县医院接受治疗。”
尼克松打断我的话：“他们为什么把布雷默也送到医院？”
“在抓捕过程中，他被人有点过火地殴打过。另外，他接受了精神病医师的检查，医师说根据他的初步诊断，布雷默是个精神病患者。”
“布雷默伤得怎样？”总统急迫地说道。
“不严重，”我回道，“只有轻微淤伤和擦撞。仅此而已。”
“嗨，真是太糟糕了，他们没有狠狠地揍那个狗娘养的。”尼克松说道。
我不想对总统的恼怒多说什么，便接着说道：“联邦调查局已全权处理这个案件，从目前的情况看，布雷默可能被控触犯民权法。”
“那是你们的最好结果么？应该有更严厉的指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正和司法部的检察官讨论这个问题。”
“好的，”他说道，“对于这个案子，我希望你每三十分钟给我汇报一下。”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一会儿询问与巴尔的摩分局保持不间断联系的联邦调查局主管，一会儿向总统汇报情况。总统要求我每隔三十分钟通话一次，这意味着我一旦离开电话赶到局里，就到了要再次给总统打电话的时间了。我第二次与白宫通话时，尼克松说道：“我希望联邦调查局负责对布雷默进行二十四小时的警卫和保护。我不想在我手上发生另一起奥斯瓦德案① 奥斯瓦德是1963年11月22日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11月25日，他在被送往监狱时又被一夜总会老板枪杀。。”我向总统保证会照办，随后就向巴尔的摩分局主管法罗传达了指示，法罗也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第三次联系白宫时，尼克松没有接电话，我就与科尔森交谈起来。我告诉他由于没有明确哪个机构有调查权限，美国特勤局已介入进来，并在布雷默位于密尔沃基市的住处发现了一些文件，包括一些旨趣极端的手稿，估计是布雷默的。科尔森将这一情况转报给总统，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须立即封存这些文件。我们并没有提到要办理搜查证手续。
晚上九点钟，我告诉总统，华莱士还在抢救之中，腰部以下瘫痪。我接着提到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带着布雷默的文件飞往华盛顿。我解释说，在与律师进行磋商之前，布雷默拒绝回答问题。晚上九点半，我告诉科尔森，我已得知华莱士州长能活下来，但可能会永久性瘫痪。
三天格雷（2）
晚上九点五十分，帕特·格雷打来电话，称其刚刚回到华盛顿的住处，在给总部打电话报到的时候得知这起刺杀未遂案。他说他将接手联络白宫的工作。第二天，格雷告诉我，他十时整和十点三十分联系过白宫，都是科尔森接的电话。由于没有多少新情况，科尔森说除非有意想不到的进展，否则不必再行报告。格雷当天晚上也和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通过电话。因在重大案件发生时格雷没有在场，克兰丁斯特和科尔森似乎很恼火。
在管理联邦调查局方面，格雷的一个主要缺点是长期不在其位。他多半时间都不在市里。而即使他留在华盛顿，也是经常泡在无法联系的地下健身房，而他在那里是不允许有任何打扰的，要么就是锁上门与他的私人班子长时间地开会。他很少与行政会议成员碰头。在司法部，他以“三天格雷”的绰号而出名，因为他延长了呆在康涅狄格的周末。他对这个绰号很敏感，也许是因为这一绰号是如此贴切的缘故。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讨论一个案子的时候，格雷说道：“还有另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昨天我和一位联邦法官交谈时，他说我的一位助理局长在说我的坏话。”
“这个助理局长叫我‘四天格雷’。” 当他如此抱怨时，我几乎噎住了。
强忍着发笑的冲动，我说道：“你为什么不让那法官指名道姓地说出来？让他告诉你是谁说的，那人又是从谁那儿得知的。”格雷的脸变红了，他一定意识到我知道他的真正绰号。“现在就谈到这里吧。”他说道。媒体后来称他为“两天格雷”，而他的工作记录则证实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公正地讲，格雷回到康涅狄格的家里时，公文包都塞满需要处理的材料。他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也热爱这份工作。）
多年以来，在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胡佛时，司法部的职业官员们屡屡受挫，因而心中恼怒不已，胡佛死后，他们总算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格雷或他的私人班子成员提出要求，而这些要求都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格雷最初有一个与政策或程序无关的举动：他将自己办公室里一个未曾用过的食品间改装成厨房。厨房配有一台新电冰箱和一个电炉灶。瓷器、银器和烹饪器具一应俱全，还雇了一名年薪一万美元的厨师。为置备厨房食品用料，每名行政会议成员都交纳了二十五美元作为第一笔伙食费。
格雷在局长办公室添置了一个酒吧间，这在胡佛任内是闻所未闻的。进餐的地方是胡佛以前举行正式活动的大会议室。格雷花了五千美元订购了一张更大的会议桌，可当桌子送来时，他却没有签收，因为这个桌子用的是“富美家”牌桌面。他想要更大的桌子，这样就可邀请更多的人共进午餐。行政会议成员有十五名，加上助手四名，为迁就到访的头面人物，就有必要轮流邀请进餐。格雷邀请众议员和参议员参加午宴，这种宴会助理局长们每月可参加一次。我的待遇要好一点，每月可以参加两次。有位助理局长在交纳第二笔二十五美元的伙食费之前只参加了一次午宴，他后来估算自己每餐要花费十六点六七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于那间厨房和种种精美膳食（的确堪称美味佳肴），其直接和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烹饪时的气味，它们充斥着整个公共走廊。格雷去职后，威廉·拉克尔肖斯接替其职务，他保留了那间厨房，后来接任局长的克拉伦斯·凯利同样如此，甚至还让厨师做了自己助手。
1972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年份。首先是胡佛的继任者问题，两周后发生了华莱士枪击案，一个月后又发生了水门夜盗案，这一切都发生在总统竞选之年。那时候，我们似乎总是与白宫步调不一。1972年9月8日，白宫约翰·埃利希曼的助手杰弗里·谢泼德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圈定了十四个州，要求司法部提供这些州关于刑事司法问题的材料。备忘录明确指出，这些材料将用于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连任。我们接到备忘录时，规定联邦调查局上报材料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格雷的助手金利将该要求传达给了相关部门。二十一个地方分局都收到电报，电报原文引用了所提要求的内容，并注明是白宫提出的。对于向总统递交刑事司法材料一事，直到该电报内容被泄露给《时代》杂志时为止，格雷和我都没发现有任何不同意见。《时代》杂志就此事炮轰代理局长，称其将联邦调查局政治化。为找出是谁将消息泄露给《时代》杂志，格雷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彻底调查接触过该电报的每名职员和特工。他对媒体几乎是偏执狂般的多疑，而他最关心的就是白宫会对他说些什么。
三天格雷（3）
当月晚些时候，格雷为白宫的另一个紧急要求给我打来电话。“马克，”他说道，“我刚接到劳伦斯·希格比（霍尔德曼的助手）的电话。我正准备前往底特律做一次演讲。希格比想让联邦调查局调查长滩市的一起入室行窃案，它涉及到总统体检信息。你是不是给他打电话，看看是些什么情况？”
我联系到希格比时，他对头天发生的事情还很激动。总统的医师顾问办公室被盗。“窃贼是周三深夜或周四凌晨闯入医生办公室的，”他说道，“他们试图拍摄总统病历，那些病历册被抛撒一地。总统希望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件事。”
“我马上调查，一小时内给你回电话。”我告诉希格比。
“多谢，”他说，“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情上能全力以赴。有人想为难总统。”
洛杉矶分局通知我，这起案件按例正由长滩警方展开调查，他们相信是一帮青少年所为。那间医师办公室数周前就被盗窃过，有少量财物被偷走。在这两起案件中，窃贼都是通过拉门进入的，这个拉门的一个挂钩坏了，而当地类似的入室行窃案件也正处于调查之中。总统的病历档案撒落在地板上，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被翻动或拍照过。
我将该信息转告了哈格比，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无权介入此案。他立即变得言辞激烈起来，咄咄逼人地要求联邦调查局“就此案发布新闻”。我说道：“哈格比先生，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插手此案，此外，除非逮捕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执行的，否则联邦调查局也无权发布新闻。”哈格比仍争辩说必须发布新闻。我对他只做了一项保证，那就是随时告知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哈格比没容我与他联系。他频频给我打电话，在后来的十天里，他至少给我打了十五个电话。我的答复总是“没有”。我奇怪白宫为什么对发布新闻如此感兴趣。当我得知“水管工”曾闯入一位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后，答案就出来了，这位医师曾给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治疗过。我怀疑白宫有人知道拍摄埃尔斯伯格精神病历的勾当注定会败露，而如此煞费苦心，就是想表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此类伎俩的受害者。
对于联邦调查局所受的这些政治侵扰，格雷没有做出任何抵制的姿态。到了1972的秋天，联邦调查局总部里的人对这位代理局长普遍有了如梦初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波及到各地方分局。格雷曾赶到各个地方分局，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千篇一律的演说，讲着特工们最想听的话，一度深得特工们的拥护。尽管如此，作为其“开窗”政策的一部分，格雷将敏感的人事问题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这让特工们极为不满。他们难以信任格雷抱成一团的私人班子，因为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为格雷谋取利益，而决不计较因此将会让联邦调查局付出多大代价。
1972年11月20日，格雷因在新伦敦市劳伦斯纪念医院就医接受腹部手术，直到第二年1月2日才返回华盛顿。他指示我在此期间，所有报告和往来书信由我签署。因为他向来很少呆在华盛顿，所以对于我本来就已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而言，其延长不在位时间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格雷休完病假回来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密谈。他告诉我白宫又遇到了麻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大厦被人莫名其妙地闯入，在针对此案展开的调查过程中有人泄露了消息，给白宫招惹了麻烦。格雷吐露，嫌疑泄密者就是马克·费尔特。
水门事件（1）
水门事件所蕴含的风险如何夸大也不为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