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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试图超越对水门窃案的调查，而扩展为对一系列违反《选举法》行为的调查，但是却屡屡遭到挫败。随着我们的不满日益加剧，我开始考虑如果某个负责任的媒体能够通过运用公众压力，迫使白宫做出澄清，我们也许便会扭转这一局势。如果不会引起其他不良后果，那么这样做将会使开展调查的速度加快。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发现，白宫一直在竭力掩盖其对水门事件的介入。如果我们这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遵循一般的调查程序，那么行政部门尽管实施了大量的违法行为，也将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我们则将因此备受责难，也将因未能恪尽维护宪法的职责而遭到谴责。公众将会质疑我们的诚信，彻底损害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公正的执法部门的声誉。要对这些犯罪行为开展调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联邦调查局一直以来小心翼翼加以遵守的行为准则——那些我在监察科所坚决执行的准则。但是如果这样做，我们也将遭到批评，同时也会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简而言之，没有什么理想的办法可以打破这一两难困境。
水门事件（5）
两种观点在我内心深处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锋：对于我来说，遵循常规程序来履行我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职责，是否应该超越我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所负有的揭露真相的责任呢？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一次答案却是否定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又与伍德沃德多次会面，依然是为了证实或者否认他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信息。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诚实的记者，也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向公众传达信息的渠道。
在我看来，报界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似乎不止一个。但是，尽管媒体记者做了最大的努力，笼罩在水门事件之上的伪装依然无法被揭开。对于压制信息的传播，以及准确出手防止消息泄漏，白宫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白宫的压力下，司法部的调查也遭到了削弱和损害。
霍华德·亨特的被捕已经表明白宫与水门事件有染。他也因此成了调查的焦点，最后他终于承认正是他给道格拉斯·卡迪——那个突然出现在警局要求保释几名盗窃犯的律师——打的电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迪会知道他们被捕的消息的。我们还发现白宫的记录显示，从1971年6月开始直至1972年3月，亨特一直归总统顾问科尔森领导——在他开始招募后来卷入水门窃案的秘密特工之后至少四个月。亨特的工资单则由科尔森的私人秘书负责签发，而他与白宫联系的私人电话的付款单，则被直接寄往凯瑟琳·切诺的住址，而切诺正是白宫“水管工处”——一个专门负责防止泄密和堵漏的单位——的秘书。在一份日期为1972年3月30日的白宫内部备忘录上写着，亨特“办事十分得力”，并要求将他调到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去。
当我们发现供职于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的戈登·利迪曾经多次陪亨特出行，去招募为共和党从事“安全工作”的人员时，其他一些令人困惑的环节便逐渐接上了榫头。被捕的几个窃贼随身携带的通讯簿里，有的就记有利迪的电话号码。一张含有多笔竞选捐献资金的现金支票被交给了利迪，并被存进了伯纳德·巴克在迈阿密的利宝银行开设的户头里。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阿尔弗雷德·鲍德温供认他曾为詹姆斯·麦科德工作，负责在与水门大厦仅一街之隔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419房间里，操纵安装在民主党总部里的麦克风。鲍德温告诉我们，在他租住这间房间的时候，利迪曾经当着亨特的面，付给他崭新的总额为一万八千美金的百元美钞，而利迪也曾经付给麦科德同样的百元美钞。我们也得知利迪曾经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撕毁了大量的文件。（7月28日，该委员会解雇了利迪，表面上是因为利迪拒绝与联邦调查局合作。）鲍德温也证实，他们已经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窃听。鲍德温也抄录了他从民主党总部所窃听到的谈话，并交给了可能是负责此事的麦科德。
在与迈阿密的一个摄影师迈克尔·理查森会面之后，联邦调查局找到了调查的突破口。理查森告诉探员，他从照片上认出了伯纳德·巴克，尽管仍不敢十分确认。他记得在水门窃案发生之前一个星期，巴克曾经来过他的照相馆。当时巴克带来了两卷三十五毫米胶卷让他立刻冲洗，并按照八乘十英寸的比例加以放大并冲印出来。一共有三十八张负片。理查森说这些照片所拍的都是文件，绝大部分文件上面印有“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字样。这些文件的拍摄背景都是一种粗毛地毯，同时可以看到，在文件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只带着透明手套的手在捏着文件。
在每个紧要关头，联邦调查局都遭到了来自白宫和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阻挠和羁绊。例如，每次联邦调查局与白宫幕僚会谈时，迪安都会坐在一边旁听，令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而每当探员试图获得科尔森的长途电话记录时，迪安都会加以反对。探员们对凯瑟琳·切诺进行的调查也得不到迪安丝毫的配合。孔克尔不相信迪安的辩解，即切诺正在欧洲度假，而他又不知道她联系方式的说法。（在迪安撰写的关于水门事件的书中，迪安承认他知道切诺在英格兰度假的地点，而他则派他的助理将切诺接回华盛顿，以便在联邦调查局询问她之前告诉她如何加以应对。）
水门事件（6）
此外，迪安还截留了亨特存在白宫保险柜里的物品达五天之久，然后才将部分物品（而不是全部）移交给联邦调查局。我曾经为此事和迪安吵过一架。“深喉”曾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亨特保存在保险柜里的物品中包括一把手枪。这使得迪安和白宫幕僚十分尴尬，因为亨特居然能够躲过白宫的安全检查将枪支带进白宫，从而不由得使人们质疑白宫安保系统的效能。当迪安给我打电话，要求联邦调查局向媒体发布一项声明，否认发现枪支一事的时候，我说道：“约翰，你的这一要求太荒唐了。我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的回答是‘不’。”迪安没说什么就挂断了电话。当天晚些时候，很可能是根据迪安的要求，司法部的信息处就此事发布了一条十分隐晦模糊的消息。
7月下旬，孔克尔给格雷寄来一封电报邮件——一封用信寄来的电报——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在与白宫打交道时遇到的困难，并要求联邦调查局应该对此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立场。我深信正是由于这封信，导致孔克尔后来被降级并被外调到圣路易斯任职。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迪安不得不密切关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进程。很久以后我们获知，迪安曾计划在格雷——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位于华盛顿的公寓套间里与他会面。但是他们对这一地点依然感到不放心，于是又改在附近的一座公园里碰面。在这次秘密会面之后，格雷在没有告知其同僚和他的私人助理的情况下，便命令整理出来一份最新的调查情况总结。7月21日，一份刚刚完成的最新情况总结便被送交联邦司法部长，随后又迅速转到迪安手上。
此后，迪安又要求格雷将该案的“原始档案”，以及记录有关线索和会谈结果的电传文件的复印件一并交给他。他希望借此能够同步掌握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进度。迫于压力，格雷要求孔克尔将上述文件提交给他，理由是他希望能够了解每天的调查进展情况。迪安亲自来到格雷的办公室，来收集整理第一批敏感的文件材料。随后，迪安又不断索要更多的文件材料，并迫使格雷在1972年10月2日向他提供了第二批报告材料和电传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与白宫幕僚进行了二十六次会谈，并与六十名供职于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逐个进行了口头审查，而迪安则拿到了其中绝大多数会谈记录。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来阻止白宫得到这些敏感的材料。
探员们不得不当着竞选委员会律师的面约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允许委员会律师在场旁听，则得到了当时负责水门案件调查的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的准许。该委员会争辩说，由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控告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损害其财产，因此在会谈时必须有律师在场。但是后来有好几个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我们联系，要求在委员会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我们再次进行会谈。他们说，此前由于委员会律师的在场，使他们无法直言不讳地回答探员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说，该委员会所有接到传票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的雇员，后来都受到了委员会律师的盘查，以获知他们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证词。
还有一个该委员会的雇员主动来找我们，并告诉我们说，委员会财务监督休·斯隆的保险柜里一直存放着一个装满了钱的手提箱。据他反映，1972年2月至4月间，斯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向委员会许多官员提供了大笔现金——给了杰布·马格鲁德五万美金；赫伯特·波特一万美金；戈登·利迪八万九千美金。另一位雇员在与探员进行的第二次会谈中透露，委员会的官员正在转移联邦调查局对主要问题的注意，以防止我们发现真相。然而，这些关于二次会谈的情况报告也被格雷转交给了约翰·迪安。迪安立刻对委员会官员提出了警告，对这些雇员大加指责。对于那些掌握有重要信息并想向我们通报的其他雇员来说，这一切无疑使他们深感灰心和失望。
水门事件（7）
当我们试图以水门窃贼随身携带的现金为线索开始追查时，我第一次明确地察觉到了格雷对调查所发挥的阻挠作用。探员发现伯纳德·巴克曾经在他迈阿密的银行账户上通过四张支票共存入了八万九千美元。这些支票是由一位名叫曼纽尔·奥格里尔的人签发的，他在位于墨西哥城的一家名叫班克国际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显然，下一步我们就应该约谈奥格里尔。但是格雷却断然下令停止约谈，理由是这“有可能会扰乱”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城采取的一项行动。
我并不知道，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尼克松总统就将霍尔德曼叫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汇报该案的调查情况。他们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指派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盖恩·沃尔特斯出面告诉格雷“别管这档子闲事”。（霍尔德曼语）“我们不希望你们（联邦调查局）进一步介入此事。”
霍尔德曼随后开始精心筹划如何实施这一举措。“我计划由我和埃利希曼打电话叫他们（中央情报局）来，然后告诉他们，嗯……”
尼克松接上话头说道：“不错，这样很好。那么你准备怎么让他们来……我只是想说……好吧，我们保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以免他陷到这一大堆烂事里吧。”（从来没有人言明这些“事”指的是什么。）
一个多小时以后，霍尔德曼、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便来到埃利希曼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当沃尔特斯返回中央情报局之后，他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他在此次会面中得到的指示。
发生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窃听事件已经引发了众多非议，而民主党正试图使该事件无限扩大……对此案的调查已经牵涉到许多重要人物，而且形势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霍尔德曼询问中央情报局与此事是否有什么关联，赫尔姆斯局长回答说毫无关联。霍尔德曼说，整个局面正变得日益尴尬，总统希望沃尔特斯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格雷，并告诉格雷，既然五个嫌犯业已被捕，那么这个案子就应到此为止了。继续推动对此案的调查将会产生不良影响。
沃尔特斯写道，霍尔德曼让他去找格雷，并告诉格雷：“我已经与白宫谈过，并建议不应再对此案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霍尔德曼向沃尔特斯保证说，格雷将会听取他的意见，因为格雷“正在寻求如何处理此事的指导意见”。根据沃尔特斯备忘录中的记载，尽管赫尔姆斯一再表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不会暴露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秘密行动，但是霍尔德曼还是坚持向沃尔特斯发出了行动指示。记录显示，沃尔特斯的确在当天会见了格雷，并将霍尔德曼的指示传达给了他。根据沃尔特斯在备忘录中的描述，格雷当时回答道：“他现在面临到问题是如何将这一已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加以低调处理……然后格雷又说，在选举年发生这种事情是最棘手的，他会考虑他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后，也就是6月26日，沃尔特斯再次被召到白宫，在那里，约翰·迪安告诉他：“对水门窃听案的调查令人极为难堪，而且有很多线索都指向了一些重要人物。”6月28日，迪安对沃尔特斯说道：“问题是如何制止联邦调查局将调查的范围扩展至那五个嫌犯以外。”同一天，赫尔姆斯打电话给格雷，要求联邦调查局不要约谈卡尔·瓦格纳和约翰·卡斯韦尔这两位中央情报局办案官员，理由是这两个人正在执行高度敏感的任务。格雷将这一要求作为命令下达给我。我可以终止对瓦格纳的约谈，但是卡斯韦尔则已经接受过了质询。而我们认为这两个人都知道一些与霍华德·亨特有关的信息。
在其他方面，中央情报局则表现得更加不合作。联邦调查局探员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处处碰壁，更为恶劣的是，中央情报局还屡屡明目张胆地撒谎。例如，我们向中央情报局了解一个名叫彭宁顿的人，此人曾经是詹姆斯·麦科德的领导。而中央情报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名为塞西尔·H。彭宁顿的人的总结报告，尽管此人也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但是却与麦科德毫无关系。直到一年多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想要找的人全名叫做李·彭宁顿，他和麦科德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工作层面上讲，关系都十分密切。而威廉·科尔比，赫尔姆斯的继任者，则轻描淡写地将这一问题解释为：“我们不想让中央情报局的人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
水门事件（8）
7月5日，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阻挠和羁绊已十分严重，从而促使孔克尔、贝茨和我决定约见格雷，来讨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孔克尔重申了他在那封电报邮件里的观点，我们也都强烈反对我们所遭到的种种束缚，尤其是中止针对墨西哥城展开的有关调查。
“请注意，”我对格雷说道，“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正面临严峻挑战。与我们相比，这对于你这个代理局长来说更为重要。在未来，你将不得不说服那些联邦参议员，证明你在处理这个案子时干得不错。我们不能再拖延对奥格里尔的约谈了。我很不希望让我的话听起来像是最后通牒，但是除非我们收到赫尔姆斯局长要求我们放弃对奥格里尔进行约谈的亲笔信，否则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对他开始展开调查。”
格雷犹豫了，他看了看孔克尔和贝茨。他们两人脸上的表情告诉他，他正面临着手下一场即将爆发的反叛。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今天会给赫尔姆斯打电话的。”
“这还不够，”我继续说道，“约翰·迪安和‘竞选连任委员会’对我们的调查毫不配合，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显然，他们在阻挠调查——想方设法拖延时日，或是误导我们。当我们在调查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时，碰到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毫无作为，听任白宫和竞选委员会肆意妄为。”
“格雷先生，”孔克尔插话道，“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阻碍，对总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想你应该打电话给他，并告诉他存在的这些问题。”
“鲍勃说的一点没错，”我说道，“整个事件将在总统面前大爆炸。”格雷开始犹豫。他觉得最好是给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克拉克·麦格雷戈挂个电话，当时麦格雷戈正陪着尼克松总统在圣克拉门托访问。但是当我们从格雷那里离开后，我告诉孔克尔：“准备一份发给墨西哥城的电报稿，告诉他们继续开展调查。如果在今天下班之前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就把电报发出去。”
面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格雷退缩了。他立刻给沃尔特斯将军打了电话，后者在他的备忘录里这样写道：“他（格雷）说要求他继续开展调查的压力十分巨大。除非他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将损害国家安全，否则他将不得不启动对资金转移问题的调查。”7月6日，沃尔特斯和格雷见了一面，沃尔特斯在记述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