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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马克同“深喉”的观念似乎并不完全一致。他一方面赞同“深喉”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忠诚的联邦探员永远都不应该违反胡佛的首要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费尔特心中的辛酸渐渐淡去。作为水门事件故事的讲述者，他维护了公平、公开和诚信的原则。“深喉”的经历使他无法再与自己的妻子一起安度晚年，好在他的家人和伊薇特依然给了他持久的爱。自从2002年马克的秘密被他的家人和我知道以后，他的传奇经历便开始挽回他的名誉。
他的孙子尼克、威尔和罗布告诉马克，在他们心中“深喉”是个多么“酷”的家伙。马克深爱的曾像花儿一般的女儿琼和他的儿子、曾担任军官和民航飞行员的小马克，都向他表达了他们对“深喉”的英雄事迹的崇敬。而我作为一名前司法部检察官也向他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水门事件，但都把“深喉”视为英雄。
这篇序言的目的在于让各位读者提前对马克其人有所认识，他是一个平和稳重的人，本能上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偏向哪个极端，他以此来保护一个自由社会的平衡。我想读罢此书后，各位会像我一样把马克看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对每个人都宽容，在工作中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是，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奋力保护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决不让恐怖分子利用宪法作恶的人民公仆。
无论你怎样看待马克·费尔特的行为，不可否认他会被后人看做一个诚实的、光荣的人。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1）
1962年9月，我被调回华盛顿总部，成为训练处的二把手。平级调动和单调的办公室工作让我很沮丧。我考虑过辞职，但又很快发现，胡佛与肯尼迪政府经过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当时将我调回是想让我帮助他重塑一个独立的联邦调查局。
胡佛用自己的方法管理着联邦调查局。1924年5月，当司法部长哈伦·菲斯克·斯通要胡佛接管司法部的调查机构——调查局时，那个机构被公认为国家的耻辱。胡佛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调查局不能卷入政治，不能成为政客的工具而包揽一切任务。”他还告诉斯通：“在调查局里任命要靠功绩，晋升须取决于能力。而且调查局只对司法部长负责。”斯通回答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了。”
多年以来，哈伦·斯通的承诺使胡佛得以将调查局（“联邦”这个词是1935年才加上去的）建设成捍卫法律的精良武器，从我刚加入这个机构时它就是如此。就我所知，只有罗斯福政府在其执政的早期曾试图将联邦调查局变成满足政客一切需要的工具。但胡佛坚定的立场提高了他在罗斯福、国会及新闻媒体面前的地位，使本会成为司法部辅助机构的联邦调查局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1961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命他的弟弟为司法部长时，胡佛和他的联邦调查局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之前，胡佛和大多数总统及司法部长都相处得不错，只是在杜鲁门时代有些磨擦。但是肯尼迪的顾问、朋友和支持者中，有人怨恨胡佛坚定的反共信念和根除颠覆活动的决心。罗伯特·肯尼迪是个傲慢、冷酷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憎恨联邦调查局的独立地位，认为它只是政府的工具而不是执法机构。
胡佛在其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反对总统和司法部长，因为他们公开敌视和企图驱逐胡佛。博比·肯尼迪将联邦调查局看成他的私人警察局，把胡佛当成他的值日警官。他会不事先通知就冲进胡佛的办公室或是将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传唤到他在司法部大楼的豪华套间里，好像胡佛只是一个办公室勤杂工。他会越过胡佛而直接传召某个分局主管或正在办案的特工。这侵害了胡佛的权威，而且违反了传统的指挥程序，以往没有任何司法部长会这样做。
其结果就是酿成胡佛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难以隐藏的矛盾，这影响到了我们局里所有的人，并打击了我们的士气。这位司法部长最让人烦扰的举动就是在高层政府官员中传播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兄弟维克托起草的备忘录，名为《当今美国的右翼激进派》。文章强烈抨击了联邦调查局和胡佛，将他们描述成“激进的右翼分子”的一部分，同他们一同上榜的还包括怪异的极端主义者以及共和党。在鲁瑟和肯尼迪看来，右翼分子对美国比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更大的危险。
博比·肯尼迪决心将特工们从重要的调查任务中抽出去为肯尼迪政府服务。特工们被指派去搜集新闻界发表的不利于肯尼迪总统的评论；那些说出他们想法的人会被传唤到政府官员那里遭到严厉斥责。新闻界对调查局的这种探听行为非常愤怒，于是贬损联邦调查局的种种传闻就从司法部流传了出来。
胡佛和博比·肯尼迪曾就一件事情斗得非常激烈。司法部长要将联邦调查局特工从调查局抽调到他的任务小组里去调查犯罪集团。胡佛同意和任务小组的检察官紧密合作，但坚持他的特工必须由分局主管指挥。肯尼迪在将消息透露给新闻媒体时扭曲了这一说法。记者得到的说法是联邦调查局不相信犯罪团伙真的存在，就算真的有联邦调查局也不想接手这类案件，因为那会降低它在破获较简单的案件上的出色成绩。
为应付肯尼迪的攻击，胡佛在总部成立了特别调查部，任命考特尼·A。埃文斯为负责人。埃文斯担任美国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时，曾与博比·肯尼迪有过工作联系。胡佛知道肯尼迪信任埃文斯，就让他负责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长的联络工作。埃文斯不得不尽力伺候两位主人。当局面变得难以维持时，埃文斯对我说：“昨晚，我告诉家人自己肯定会被解雇，但不知道是被胡佛还是肯尼迪解雇。”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2）
在电话窃听和电子监视这一敏感问题上，埃文斯不断往返于胡佛和肯尼迪之间。这位司法部长一直在国会游说，要对国内税收案和其他未详细说明的“严重”犯罪行为无限制地运用这些设备。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支持这一观点，可胡佛认为应当谨慎使用窃听装置。为了不让自己和调查局因使用窃听装置而受影响，胡佛一直都让司法部长对所有的监听行动完全知情，并将他的许可详细记录下来（比如我向肯尼迪展示我们在堪萨斯市的窃听行动）。
在博比·肯尼迪离开司法部成为美国参议员后，胡佛这种做法的聪明之处就显现出来了。时代变了，参议员肯尼迪反过来开始领导一场反窃听斗争了。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的一起联邦调查局窃听案在1966年被曝光，可他却调过头攻击调查局，对他视为肮脏做法的窃听事件深表悲痛。作为回应，胡佛给众议员H。R。格罗斯写了一封信，指出“正是在肯尼迪先生当司法部长时，联邦调查局应他的要求才显著增加了对此种装置的使用”。胡佛随信附上一份在纽约使用监听器的备忘录，用的是司法部的信纸，上面印着“同意”及“罗伯特·F。肯尼迪”的签名。肯尼迪回答说胡佛被“误传指令”了，并出示一份文件表明他不打算批准使用窃听器。胡佛随后又出示了更多相反的文件，事情随之陷入了僵局。肯尼迪公开宣布胡佛从未和他“讨论过这一重要事件”。他的声明从字面上说是正确的，因为所有讨论都是和考特尼·埃文斯——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之间的联络人——展开的。
胡佛认为司法部长肯尼迪“傲慢，冲动，态度恶劣且毫无修养”。当肯尼迪命令在司法部长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之间建立热线电话时，胡佛非常恼怒。第一次是胡佛的秘书接的电话。胡佛的秘书回忆说：“当我拿起话筒，肯尼迪粗鲁地说：‘我只想和一个人说话。立刻把电话接到局长的办公桌那儿。’”后来电话就一直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直到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后才又撤回到秘书的办公桌上。
司法部长和胡佛之间的纠葛也有有趣的时候。一次，白宫启动了对美国钢铁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可新闻媒体报道另一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也违反了反托拉斯法。罗伯特·肯尼迪在深夜打电话给胡佛，让他“立即”审问写报道的作者。也许是出于故意，胡佛就真的按照肯尼迪的要求在凌晨把记者们都从床上叫过来讯问。记者对此非常愤怒，同样让他们恼怒的是司法部长似乎自认为能迫使他们说出消息来源。
直到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后，这场争端才算结束。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他再也不能单靠小声说句“关于此事，你能和我哥谈谈吗？”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于两个月后的1964年9月3日辞去司法部长一职。两个月后，他竞选成功，成为了纽约州参议员。
约翰·F。肯尼迪在世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胡佛很快就会在1964年大选后被埃文斯取代。然而，因为埃文斯对罗伯特·肯尼迪做出了让步，他发现自己在调查局里的权力随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而越来越弱。他只好申请退休，然后去了私人律师事务所。
胡佛很快恢复了联邦调查局的声望和独立地位。他用詹姆斯·Ｈ。盖尔取代了埃文斯。性格坚韧、能力很强的盖尔经历了多年联邦调查局同司法部之间的战争，他是个敢于站出来和司法部斗争的人。而且那次人事调整也涉及到了我。11月13日，星期五，胡佛在替换掉埃文斯的几分钟后，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我仍记得进入胡佛内室的准确时间——下午三点五十三分。当时我对那次会见的内容却一无所知。“很高兴见到你，费尔特，”我们握手的时候，局长对我说，“近来怎么样？”
“很好。”我说，局长诚恳的问候，叫我“费尔特”而不是“费尔特先生”让我放了心。胡佛一分钟时间也没浪费。“费尔特，”他说，“埃文斯申请退休，我批准了。我刚让盖尔替代他的职位。我告诉盖尔，埃文斯在应付司法部时不够强硬。盖尔知道我希望他能勇敢面对他们。”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3）
“您选对了人。”我一边回答，一边想着我在这件事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胡佛继续说：“我把你调到监察处替代盖尔。我任命你为监察处处长，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可以胜任，就可晋升为助理局长。”
“谢谢局长。”我所能表达心情的就这一句话。如此大幅度的晋升，使我实际成为局长权力的延伸，这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他还提出了我可进一步升入他领导班子的可能。
“我希望你在工作中坚决果断，不要手软，但必须做到公平。你要成为我的耳目。你可直接向托尔森汇报工作。”
我又一次说：“谢谢局长。”
“在你上任之前，我会让你在盖尔的领导下先负责总部的监察工作。之后，你就正式接任独立工作了。不过，在纽约分局接受监察之前，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因为在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分局纽约分局和总部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
我第三次说：“好的，局长。”我感到自己有点傻但又不知该如何作答。以往和胡佛交谈时，我都试着表达些什么，比如对谈话的兴趣或是坚持自己的主见，可这一次我完全愣住了。在几分钟里，我发现自己已站在了联邦调查局最高层的门槛边。
“就这样吧，费尔特，”胡佛说，“希望你干得出色。”
“胡佛先生，”我说，“我会竭尽全力的。您可以完全信赖我。”
“我也希望如此。”胡佛回答，随后拿起桌子上的一份备忘录。
调到监察处标志着我和胡佛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做分局主管时，我和他一年见一次面，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在训练处任职时，我只见过他几次。现在他会用内线电话直接找我，我和他私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天都有好几次和他会面或通过内线及外线电话和他通话。可这些交往都严格限制于公事。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社交往来是在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的一次宴会上，他是那里的贵宾，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监察处处长在联邦调查局的权力层里占有重要地位。他直接受局长监督，有权力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查询任何事情，是一个让人敬畏的角色。除了各种职责外，我还要负责对各个地区分局进行艰苦的年度检查，以查处错误，纪律松懈及违反局长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情况。调到监察处不久，一位助理局长对我说：“你现在的职务做好了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可做糟了就会适得其反成为公害。”我知道他的意思。在迈向联邦调查局金字塔顶端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建设性批评和恶意批评的差别。我决心尽可能多做建设性批评，在我当联邦调查局监察处处长的六年时间里，我努力在胡佛的严格要求和我眼中的联邦调查局及其成员的最大利益之间谋求平衡。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永远不犯错误，联邦调查局也不例外。胡佛知道这一点，要求所有错误都必须公开，所有责任都必须有人承担。当监察员检查到错误时，他们几乎总是通过批评信的方式监督当事人改正错误，并提请注意相应的纪律条令。分局的特工抱怨总是被“找茬”，还指出监察员和其助手必须完成一定量的批评信“配额”。无论监察处处长是多么的努力做到公平或具有同情心，他还是要受到此类批评的攻击。
虽然特工们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他们的抱怨常常是没有根据的。首先，胡佛不会接受一项检查报告称某个分局或总部的某个部门处于理想状态。我若是递呈这样一份报告，那它肯定是不正确的，胡佛会立即将我免职。另外，倘若监察员肯定地说在数百份案例中完全没有发现任何错误，我也不会相信。考虑到规章制度的严密性，在调查各种复杂案件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发生。
多数监察员在遇上一些足以让胡佛恼怒或会导致处罚的小错误时都采取了私下纠正的方式，他们会尽量让特工收到的批评信平均一些。相当严重的事件则必须向胡佛汇报，以满足他捍卫纪律的愿望。可呈交给胡佛的处罚建议一定要谨慎措辞、合理评价，因为胡佛或托尔森有时会不顾监察员的建议而加重处罚。如果我们在处罚上有什么倾向的话，那一定是倾向于从宽处理。但我从不让局长感到监察处“心慈手软”。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4）
我掌握了如何赢得胡佛的认可的要点：使观点简明扼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坚持使每一份为局长准备的文件都简洁明了、直切主题。我努力修饰和完善自己起草的备忘录，这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在担任掌握着特工命运的监察处处长时，我起草的每一份处罚建议都坚持有理有据，并注意避免使用会激怒胡佛的语言。多年写文件给胡佛看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像他一样去看和听，以及像他一样思考。
胡佛的执行人（1）
作为监察处处长，我下定决心，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打破常规。因为就我记忆所及，纽约分局——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分局——历年都是第一个接受检查的。而我的要求是务求公正，对其他分局而言，他们无法像纽约分局一样可以预见到何时会受到检查，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胡佛希望监察员考察的是分局平时的工作情况。因而在1965年1月，让纽约分局意外的是，我并没有在该局出现（私下将该年春季检查日程做了调整），而是派人登门造访了一些备感讶异的较小分局。（七年后，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将这种突然因素排除在这些检查之外，命令必须提前两周通知各分局。这也许会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气氛，却无助于提高紧张有序的办事效率。）
在按计划行动之前，我要求晋见局长以取得批准。我当时没有吐露见面的意图，为得是减少有人向纽约分局走漏消息的机会。“胡佛先生，”我说道，“您告诉我在检查纽约分局前要找我谈谈的。我打算4月4日星期天带上所有人赶到那儿，星期一上午开始检查。”
胡佛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不错，费尔特。我在想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那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再等的原因。我已结束了两个中等分局的检查工作，我想下一个就是纽约分局。”
胡佛笑了，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将检查纽约分局的工作推后。“我相信我还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要与纽约较真的监察处处长呢。那帮人不错，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