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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嘲讽我的无能，嘲讽我没能在事情自行解决之前摆平帕尔马谋杀案。不算上广告时间，电视里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六十分钟以内就能解决这个案子，其中还会有一两场枪战。到今天，按照我的看法，匪帮干掉杀害帕尔马的凶手就是要让联邦调查局离开该城。
如果我确实受到胡佛眷顾的话，这可能与我1965年初的一次排障行动不无关系。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唐纳德·卡布拉尔领导的现任文官三人领导机构，以夺回流亡海外的前总统、左翼分子胡安·博施失去的政权，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暴发了全国革命。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此严重关切，并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该国，名义上是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人的财产。
总统要求得到全面和最新的战况情报，这是情报系统所不能提供的。这就到了胡佛施展拳脚的时候了。暴乱的第三天，局长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情报概要，概述了左翼叛乱分子在第四天将要采取的行动。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内部情报，胡佛得以继续向总统提供预见性情报，揭露叛乱分子的构想和计划。总统大喜过望，而对胡佛而言，这算得上是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值得炫耀的战果了。顺便提一下，这种情报源源不断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可靠的调查程序。
博施住在波多黎各，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每天夜晚，他会花上两个小时与圣多明各的同党谋划策略。在取得胡佛和司法部长的批准后，圣胡安分局主管华莱士·艾斯提尔在博施的电话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结果联邦调查局特工录下了那些革命战略会议的每一句话。这种情报经过综合整理就发送给联邦调查局总部，再传给总统和情报系统，使约翰逊得到其革命行动的准确和预见性情报。
可是，由于从圣胡安到华盛顿的情报传送发生延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质量开始下降。面对这种被动局面，胡佛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克莱德·托尔森、艾伦·H。贝尔蒙特（负责所有调查行动）、德科·德洛克（负责与白宫联络）和我。胡佛举了几个圣胡安分局延误情报的例子，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故。”托尔森估计可能是圣胡安分局的特工5点半就回家了。贝尔蒙特为那些特工进行了辩解，还说那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在这时，格里小姐走进房间。她手里拿着一份发自圣胡安的最新电报，电报相当简短地概括了博施与其同党的电话谈话内容。这是十八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胡佛读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想到总统看到它时至少会过去十九小时，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费尔特，我想你得去圣胡安一趟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这些该死的延误问题，延误了这么久的情报一文不值。”我推测圣胡安分局可能还需要一台加密机器。
“我希望明天就得校正过来。”胡佛草草地说道。
胡佛的执行人（6）
我陪着贝尔蒙特走向他的办公室，他这时向我简要说明了圣胡安的工作流程。窃听到反叛者的谈话后，得将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为了准确起见还要检查两遍。从圣胡安发送到华盛顿后，加密信息得在这里进行解密，还得耽搁一阵子。
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抵达圣胡安时，我在机场见到了分局主管沃利·艾斯提尔。我们驱车直接前往分局办公室，他在路上向我全面介绍了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付诸努力。艾斯提尔平均每天要加班八个小时，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在办事处调查情况时，我确信在加快监听信息转换上没有更多的办法可想。二战时的老式编码设备尽管安全，但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是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线电发送。圣胡安分局只有一台发射机，无线电报务员用莫尔斯码一次一个字母地敲出信息。两名报务员昼夜不停地使用这台发射机，却还是不能满足通信需求。
在无线电室，我发现一件像小型计算机的设备。“这是什么？”我问无线电报务员。
“那是我们的新式编码机。”
“你们为什么不用它？”
他解释说他们正在等配件，好将它接到无线电发射机上。
“它性能如何？”我问道。
“它比旧设备的性能要优越得多，”那名报务员说，“你在这端敲打信息，这种机子就会自动将其编码。另一端同样的一台机子边接收边进行解码，信息接收完毕，解码也就结束。这就像用电传打字机一样。”
“现在有什么办法用上它？”
报务员想了想。“如果把它连在租用电话线上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这会违反国家安全局的规定。在专用铅衬室建成之前，我们还不能让它工作。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只是不能用它而已。”
回到艾斯提尔的办公室，我告诉他：“如果贝尔蒙特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一条租用电话线，再将新式编码机连到上面。”
艾斯提尔皱着眉头。“国安局的规定怎么办？我们把它放在哪儿？”
“沃利，我们得把它连到租用电话线上，只要你认为最方便的地方，放在哪儿都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挨着你的桌子放。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不要过多地考虑那些规定。”① 此事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调查“水门事件”的马克·费尔特办事风格的一个早期案例：摒弃不必要的繁琐规定而敢于谨慎冒险。——原版编者注
我们给贝尔蒙特打电话，他表示同意，并答应在他那一端安排连接。我向他保证，新机器会在当天运转起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租用电话线接了进来，编码机就开始全速运转。到了午夜时分，大批积压的情报概况就发送到联邦调查局，其信息随即被解码译出。这台编码机堂而皇之地安放在特工工作室的中心位置，而我可以肯定它不会危及安全。瓶颈被打破了。正如胡佛所要求的那样，我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另一次失和起因于多米尼加危机。中央情报局本该全权负责美国本土以外的情报搜集工作。但约翰逊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表现感到失望，却对联邦调查局深感满意。让中央情报局窘迫不已的是，总统命令胡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筹建一个办事处。为了劝说白宫关掉这个办事处，胡佛几乎花了两年时间。
这些狂风骤雨的阴云并没有遮断我展望未来的视线。就在我离开波多黎各前夕，胡佛打来电话特准我做一次短期休假。
“多久？”我问。
“别推辞了，费尔特。”他回道。我给奥德丽打了电话，她欣喜地接受我的邀请飞到圣胡安来度周末。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1）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胡佛已让整整一代美国人对联邦调查局尊崇有加，将其视为法律与秩序的终极保卫者。律师出身的特工以冷酷无情的专业技巧加入追捕案犯的行列；西装革履的探员在电视剧中大出风头，令那些纷纷写信函购少年探员徽章的青少年崇拜至极。联邦调查局是权力机构的中流砥柱，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它开始受到冲击。在那个示威游行不断的年代，联邦调查局和胡佛成为美国高校新左派运动的主要目标。左翼分子歇斯底里地将联邦调查局比作克格勃，这种错误论调弥漫到媒体中间，那些越发受到蛊惑和激怒的舆论领袖就更是放声聒噪。随着我们国家反应过度的倾向不断蔓延，钟摆开始从对联邦调查局所作所为的全盘认同摆到全盘否定上来。
令联邦调查局形象受损最严重的时刻终于在1971年3月8日深夜到来，事情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恰好叫米堤亚（Media，同“媒体”）的小镇。联邦调查局驻当地机构被人闯入，一千多份政府秘密文件被窃。米堤亚入室盗窃案的起因源于数月前的1970年11月19日，当时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做出声明，要求招募更多的特工人员。胡佛拒绝屈就政治和媒体的意愿，将倍受尊崇的殊荣给予他视为是罪犯和莫斯科朋友的左翼激进分子。他的一些声明在秘密会议中被宣读过，但一个引起轰动的部分却被公开曝光：
有个例子最近已浮出水面，它与东海岸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早期秘密计划有关，该组织就是所谓的“东海岸救命同谋”。这是一个好战组织，自称由天主教神父和修女、教师、学生和校友组成。这些人通过暴力对抗政府机构，攻击为美国介入越战提供服务的私营企业，表明自己对越南战争所持的反对立场。
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天主教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和丹尼尔·贝里根，因1968年在巴尔的摩毁坏了征兵证，他们目前被关押在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的联邦教养所中。
该组织计划炸毁华盛顿特区的地下电缆和蒸汽管道，扰乱联邦政府的运作。阴谋者还拟定了一个绑架一名政府高官的计划。该计划提到过一位白宫人员的名字，将其列为可能的绑架对象。如果该计划获得成功，阴谋者们将要求美国终止在东南亚的轰炸行动，并允许赎回所有“政治犯”。针对这一情况的密集调查正在进行之中。
胡佛的声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但这毫无必要，因为他在该委员会面前是要增加特工人手来对付有组织犯罪。无论相关与否，该声明都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新闻披露，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A。基辛格就是那个面临绑架威胁的受害者。
左翼激进主义者威廉·肯斯特勒和威廉·坎宁安神父将胡佛的声明斥为一个“牵强附会的间谍故事”。他们说，如果胡佛拥有“他声称已掌握到的证据”，那么他的任务就是去看“贝里根兄弟和他们所谓的同案犯们被起诉”。其他一些批评者认为胡佛的言论有事先引起公众偏见之嫌，侵犯了贝里根兄弟的宪法权利。
由于对这种批评过于敏感而一时适应不过来，联邦调查局的反应有些惊惶失措。贝里根兄弟的背景材料来源于国内情报处，但它的负责人威廉·沙利文很快便推卸了责任。他坚持说尽管他将这些情报交给了胡佛，但他曾警告不要采用。胡佛的反应是要让该案有一个很快的结论。
1971年1月12日，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宣称，针对菲利普·贝里根和其他五名嫌犯阴谋绑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毁华盛顿联邦大楼供热设施的控告，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联邦大陪审团已予以驳回。
审判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法庭内是被告装模作样地为自己辩护，法庭外是他们的支持者们示威游行。1972年4月5日，疲惫不堪的陪审团根据在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发现的四封走私违禁品的信件，认定贝里根和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修女有罪，但不足以裁定其阴谋绑架基辛格、炸毁供热管道和袭击征兵局办事处的控告罪名成立。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肯斯特勒、列奥那德·布丹和拉姆齐·克拉克都为此而欢呼雀跃，特别是当司法部决定不再重审该案时更是得意万分。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2）
贝里根的胜利鼓舞了左翼极端分子，他们决心以更具破坏力的方式来打击联邦调查局。对此我只是间接地受到了些影响。预料到贝里根的支持者会对联邦调查局发动攻击，胡佛就给我指派了任务，负责联邦调查局常驻机构的安全。
1971年3月9日，星期三，我在纽约对该分局进行例行检查。那天早晨我正准备刮脸，电话铃响了起来。这是纽约分局夜班主管的电话。
“局里让你尽快回电话，”他说道，“他们要你用密线联系。”
“他们究竟要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那端的回答早在意料之中，“他们没有说。”他们从来不会说的。我穿好衣服，冲到办公室，抓起了电话，时间是七点三十分。局总机将我的电话转给监察处的爱德华·S。米勒，他是我的高级助理。他告诉我，一伙窃贼夜里闯进了靠近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米堤亚镇联邦调查局常驻机构。
“他们显然拿走了许多‘期刊’。”米勒说道，“期刊”一词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术语，指的是档案文件。突袭者用铁棍撬开了每个文件柜的锁，拿走了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有许多与海外情报有关。一个自称“调查联邦调查局公民委员会”的组织给一家地方报纸打过电话，声称对这起盗窃案负责。
不到三十分钟，我已坐在前往费城的地铁班车上了。午夜突袭是未曾料到的。全国各地的征兵局已经被反战分子洗劫。贝里根兄弟有一次曾将动物血倾倒在档案上。有个突袭团伙还企图盗窃长岛巴比伦的联邦调查局常驻机构，但未能突破石墙。窃贼便将公共走道弄得乱七八糟。
当时，胡佛给我指派任务，要求确定需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来充分保证联邦调查局敏感资料的安全。我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常驻机构设在有二十四小时警卫的联邦大楼内，这些办事处有些具有安全可靠的保管库。但是，大多数办事处都设在商务办公区，保护措施不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为每个办事处配备档案柜，这种档案柜要像保险箱一样坚固并配装密码锁。一个安全可靠的防盗保险柜所需费用略低于一千美元，五百三十六个常驻机构之中有四百七十五个需要一个或多个保险柜。
问题是联邦调查局没有五十万美元可以花在这么多的保险柜上。在我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激进分子活动猖獗的大专院校附近的关键机构加强保护。因此，对于米堤亚盗窃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大脑中搜索：当时在挑选安放新式保险柜的关键机构时，米堤亚有没有被选中呢？当爱德华·米勒提醒我确实选过时，我便长舒了一口气。
在费城分局，有人给我传话，说是胡佛要尽快与我谈谈。我打去电话，他告诉我一支实验室和指纹专家分遣队已从华盛顿出发，前来协助调查。他指示我要对这起安全事故进行深入调查，我向他保证他在次日早晨上班时就会看到备忘录。我赶到米堤亚办事处时，专家们正查找线索以锁定窃贼。可是我想看的却是保险柜，那种花钱所能买到的最大型号的双门、防盗、防火保险柜，它现在毫发无损立在办公室中央。
盗贼们甚至试都没试过要去撬开这个大家伙。我猜他们离开时在想自己算是白跑了一趟，因为真正机密的文件都锁在那个大保险柜中。那些老文件柜已被破坏，根本抵不住手持铁棍而志在必得的窃贼。
我开始着手调查，让那名资深常驻探员打开那个保险柜。柜里本应放置敏感文件的地方却装着几台收发两用的无线电装置、联邦调查局各式轻武器、手铐、包有皮革的软金属棒和一本公开发行的美国犯罪信息中心操作手册。米堤亚的常驻探员们彻底失算了，而“调查联邦调查局公民委员会”却没落下任何一份重要文件。
胡佛被激怒了，我也是如此。那名资深常驻探员没有将局里的文件放在这个保险柜里，最终酿成祸患，我随即提请给予他严厉的纪律处分。他被停薪停职了一个月，然后被罚惩性地调往亚特兰大分局。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3）
3月22日，直言批评过联邦调查局的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高文和马里兰州议员帕伦·米切尔各自收到了一件包裹，里面是一些从被盗文件中选出的材料。两人立即将这些材料转给联邦调查局，麦高文公开声称自己与“这种性质的非法活动”无关。调查联邦调查局公民委员会只公开了一些置联邦调查局于不利境地的文件。相反地，一些解释性或者可使过错减轻的文件，如撤销前一个命令或批评某个行动的备忘录，则不在挑选之列。就在收信官员采取回避态度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媒体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内心的不安。《华盛顿邮报》详述了米堤亚窃案中失窃的秘密文件，《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则刊出了被盗文件的部分章节。
1972年3月，一家自称WIN的刊物制作了一本八十二页的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