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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黄巢又重用唐朝的旧官僚，赐给他们高官厚禄，甚至派人到处去寻找唐朝的宰相，让他们来做大齐的宰相。
此时，黄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王朝的独裁者了。所以，他对人民就变了一副嘴脸。
有一次，在与唐军作战时，起义军不利，一度退出长安城，“坊市百姓迎王师（指唐军）”。稍后，起义军反攻，又杀回长安。于是，黄巢迁怒于长安百姓，下令屠城，血流成河，这是何等残暴！这时，黄巢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恶魔”！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口号，到处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在进北京前，起义军纪律严明，不许私藏金银、占住民房、踏坏田苗，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许多人就像“大旱盼云”似地盼望李闯王！
就是在进北京城之初，起义军也是秋毫无犯，“上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可是，没过几天，起义军就很快由“义军”变成了“害军”。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早在进入北京前，李自成就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李自成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此前，他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后，他逐步蜕化为封建帝王。这年春天，李自成一攻克襄阳，就“改襄阳为襄京，修故王宫殿居之”。第二年正月，又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当上了专制帝王。随后，他又学着封建统治者那一套，给自己的祖宗八代各加“谥号”。
同时，李自成又忙着给自己整修宫殿，“据秦府为宫，收姬妾数百以充实之……发民夫，大修长安城，挑濠堑，具楼橹，视前制倍壮丽”。此时，李自成虽然仍是头戴白毡笠，身着蓝箭衣，胯下乌驳马，但他已经蜕变成一位封建帝王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在黄龙旗的簇拥下，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大顺皇帝取代了崇祯皇帝。搬进皇宫后，李自成册封妻子高氏为皇后，以谋士牛金星为宰相，大将刘宗敏掌管军队，下面的文臣武将也大多是明朝的高官显贵。
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3）
作为文官之首，大学士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享受起“大顺宰相”的滋味儿来了。至于刘宗敏这个铁匠出身的将领，也抓紧时间享福发威：一方面亲自拷问豪绅大富，大肆搜刮金银；另一方面把正在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给霸占了，促使吴三桂叛变降清，带来千古祸害。
“上梁不正下梁歪”！集结在北京的40万起义军（也许应该称他们为“大顺官兵”）也跟着变质了，“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当时，有人曾提醒刘宗敏，这样下去会激起民变，刘宗敏却说：
“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军兴日费万金，安所取给？”
这等于是公开告诉40万大顺官兵：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奸淫掳掠，胡作非为，谁也不会制止你们！
倘若大顺皇帝李自成不同意（至少是默许），刘宗敏又怎么敢如此纵容？他有几个脑袋？
由于新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败，老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始愤痛思旧矣”。现在，人民竟然怀念起腐朽的明朝来，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久，吴三桂投降清朝，引八旗兵入关。其实，这也并不是十分危险的情况，因为此前清兵也曾多次绕开山海关南下，最后还是退回关外，何况清军面对的是比明军强悍十倍的大顺军！所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对李自成也心存畏惧：
“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李）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在不小……”
这句话，可以说是既正确，又错误：说它正确，是因为李自成的确比清军厉害，竟能一举攻克北京；说它错误，是因为多尔衮没有看到大顺军队已经迅速腐化，不再是昔日斗志昂扬的农民军！
据《明季南略》记载，大顺官军东征山海关时，将士们一个个腰缠万贯，“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在八旗铁骑和拼死报仇雪恨的吴三桂的军队面前，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至于那位喜欢抢别人小老婆的大将刘宗敏，此时虽然仍是气冲斗牛，但毕竟是“中气不足”了，在与八旗兵交锋时挨了一箭，只好落荒而逃！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匆忙退回北京。这时，他不是设法坚守北京，而是急着要正式登基当皇帝，过一回“皇帝瘾”。在撤退前一天，李自成匆匆忙忙补办了一个“登基大典”：他头戴皇冠，身穿皇袍，登上武英殿的蟠龙宝座，就算是正式即位了。然后，他又追尊七代祖先为皇帝。这当儿，文武大臣一个个蟒袍金带，跪在下面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李自成又颁发一道“大赦令”，宣布当年为“大顺永昌元年”。就这样，一个短命的、不被后人认可的王朝——大顺王朝正式诞生了！
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有心思演出这么一幕“加冕登基”的闹剧，实在是荒唐之极！
更可气的是，“登基大典”一结束，刚登基的“大顺皇帝”李自成竟然向西楚霸王项羽学习，下令焚毁皇宫和北京城。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怪毛病：只要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这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时，李自成还是进北京前那一付装束：白毡笠、蓝箭衣、乌驳马。在他的身后，是一大批愁眉苦脸、心怀鬼胎的明朝降官，还有几百名花枝招展的宫女，以及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至于那几十万大顺官兵，当然是个个腰间缠着沉甸甸、鼓囊囊的钱袋儿，活像一批抢饱后的强盗。
现在，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透过窗棂望着被大火映红的夜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到底是恐惧、惶惑，还是幸灾乐祸？总之，他们再也唱不出“迎闯王，不纳粮”的赞歌了。
算下来，大顺朝在北京号令了40天，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宝殿（其中，有14天是东征山海关）。退出北京后，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下，李自成一蹶不振，最后战死在湖北九宫山，年仅39岁，这位“一代人杰”走完了自己从农民军领袖到封建帝王，即由“天使”变为“恶魔”的短暂旅途。很明显，造成这种剧变的巨大动力是“绝对权力”！
李自成死后二百多年，另一位“天使”——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农民起义，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原本是一位“名落孙山”的秀才，仗着自己读过一些西方书籍，便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一个中西糅合、“不土不洋”的“拜上帝会”。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父上帝派他到人间剿灭清妖，建立“人间天国”。于是，洪秀全就成了一位半“人”半“神”的“天使”。
至于他的助手杨秀清，则是做得更绝！有一天，他忽然手舞足蹈地宣称：天父上帝附体。从此，他就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在特殊情况下，杨秀清还可以宣称上帝附体，假借“天父上帝”的名义责问甚至鞭笞洪秀全。
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以“上帝”的名义号召群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不久，洪秀全打进南京，在那里当上了“天王”，杨秀清当上了“东王”，下面还有北王、翼王等一大堆王。太平天国建立了！这时，洪秀全虽然没有自称皇帝，但他是天王，照样大权在握，可以作威作福。
在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这位“天使”曾明确宣布：世间有许多不平之事，他要把这个“乖离浇薄”、“凌夺斗杀”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话只适用于未富贵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就立即下诏，“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起初，太平军官兵之间是平等而亲密无间的，彼此之间见面也就是一拱手而已；就是群臣参见洪秀全，也只是一膝着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节，以至于“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但是，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就下诏，命全体官兵“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如果见到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必须“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绝对权力的驱使下，洪秀全这个“天使”的面目越来越狰狞。当时，他长期深居宫中，头上戴着皇冠，身上穿的是绣龙描云的龙袍，说一句话就是“天旨”，“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至于他的嫔妃（也就是大小老婆），多达200人，宫女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几个王也是姬妾成群。可是，根据天平天国的“天条”，一切官兵、百姓，都不能嫁娶婚配，连娶老婆都不准，更别提生孩子了。
总之，洪秀全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至于那个神圣的光环——《天朝田亩制度》，说穿了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早就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没过多久，天王洪秀全就下诏“照旧交粮纳税”，恢复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
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4）
此外，洪秀全还亲自签署告示，明确宣布：
“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严禁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
类似的告示、命令比比皆是！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
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谁会想到，他们那样虔诚信奉、并为之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只能看到“绝对权力”又在作怪！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洪秀全这个“天使”明明知道这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但他还是重蹈了“黄巢李闯安在哉”的覆辙。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们似乎不能用一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简单地概括！
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1）
读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天使”变成“恶魔”？
有人说，权力之所以让那么多的天使中“毒”变质，甚至变成面目狰狞的恶魔，是因为这些“天使”的体内潜藏着一种邪恶之气——“权势欲”，这些人平日也许像“天使”，一旦大权在握，权力就会与肌体内的权势欲迅速结合，从而发生质变。
不过，这种看法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失之肤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主动放弃最高权力，结局却是“出人意料”——引发了一场杀戮，以对权力的残酷争夺而告终。下面，让我们来读一则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说它特别就在于，它曾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虽然这一点没有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遗产，我们还是有责任将它发掘出来，传之后世。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很敬佩和崇拜英雄。其实，中国人真正应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非杀人如麻的专制帝王，而是那些主动“让国让权”的英雄。可惜的是，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淹没在对专制帝王的崇拜里。君不见这些年各色各类的“帝王戏”、帝王小说，一直在国内红红火火、长盛不衰？
原来，吴国的始祖是太伯、仲雍兄弟，他们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当时，周太王想把君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于是，两个哥哥——太伯、仲雍主动出走，将太子之位让给季历。在南方，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句吴”的国家，所以吴国本身就是“让国让权”的产物。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死。临终前，他想把王位传给第四子季札。可是，季札坚决不肯接受，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留下遗言：自诸樊开始吴国的王位先不传子，而传弟，意在最终把王位传给季札。
就这样，王位传到了老三余昧手里。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余昧病死，遗命季札继位。但是，季札宁可离家出走，也不愿意当这个国王。“国不可一日无君”，最后，大臣们一商议，决定改变“兄终弟及”的定例，另立余昧的儿子王僚为吴王。
于是，在“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上，王僚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位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他坚持“兄终弟及”的原则（实际上是他想当国王），认为自己才是吴国的“合法继承人”。
“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结束让国、让权，就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公子光抢先发难了。
当时，通过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待勇士专诸如上宾，把“宝”全都押在他的身上。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赴宴。“宴无好宴”，王僚也很谨慎，身穿重甲，身旁又有许多士兵保护。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假装送菜，突然抽出匕首，一剑刺穿王僚，王僚当场毙命。事后，公子光如愿以偿，做上了吴王，是为“阖闾”。吴国“让国让权”的悲剧，也就此收场（阖闾死后，是他的儿子夫差继位）。
读完这则故事，真是让人心酸！面对王位和最高权力，上一代人（诸樊、余昧、季札）是谦和、仁爱的“让”，到了下一代人（王僚、公子光），就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争”，正好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阴差阳错，这些“让国让权”的先辈们做梦都不曾想到：温文尔雅的“让国让权”非但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反而酿成了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竟然要以鲜血来结束。所以，后人从中吸取了一个“宝贵”教训：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绝对不能有“妇人之仁”，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就要遭殃！这不，公子光就是一个聪明人，他下了狠心，而且下手比王僚快，结果笑到最后，还挤进了“春秋五霸”的行列，名垂青史，成为后人仰慕不已的英雄。
遗憾的是，在尧、舜、禹之后，让国让权在皇权社会就几成绝响，仅此一例，剩下的全都是尔虞我诈的杀伐。
所以，吴太伯、季札等人反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反面教材”，为后人所不齿。其实，在皇权社会的“权力场”上，根本没有让可言，“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即使你肯主动让权，又如何自保，善始善终？
看来，还是大思想家韩非子说得好：“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大搞专制、独裁，他们的资本就在于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不争何来？在这里，“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是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让权＝乌托邦”这条政治铁律的最好佐证。
皇权时代，中国实行的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让国让权缺乏制度的支撑，只能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古代，“让”最多只是一种品德（也许该称为“美德”），虽然可歌可颂，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展，品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能够“持之以恒”的运作机制，靠机制来约束人。
在皇权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争”才具有普遍性。问题不在一个“争”字，而在于如何“争”。是否一定要依靠暴力，要以杀戮为代价？看来，我们的先人最多只考虑过“让”，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公平、合理的“争”。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正因为迟迟没有确立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权力（特别是皇权）面前，大家无法“和平共处”。那时的中国人可以说是被权力这头“怪兽”弄得日夜不宁，哪怕哀鸿遍野、白骨遍地，也没有人过问。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那些异姓的“局外人”觊觎最高权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皇族内部也没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