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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备受后人瞩目的东林讲会，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时政，而是在一起研讨《四书》，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
至于个中的缘由，不言自明。原来，顾宪成等人下野后，对于权力场上的纷争早已厌倦，所以，在回乡后，他们以创办东林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莫谈国事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曾命顾宪成出山，担任南京光禄寺少卿。对此，顾宪成毫不动心，立即写了一份辞呈，强调自己早已不问朝政：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早就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对官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二年，在给好友李三才的信中，顾宪成再次说明自己辞官不做的原因，表示自己要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朝政：
“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
所以，在亲手制定的《东林书院院规》里，顾宪成谆谆告诫书院同仁：不许“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意思是，不得评论朝廷的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后继者吴觐华更是明确规定：“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
凡此种种，都说明东林书院最多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只是为学问而学问，竭力远离政治纷争。可是，清朝人在编写《明史》时，竟然给东林书院戴上了一顶“（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高帽子”，从而误导了后人，以至于一些人把东林书院误解为议论时政的讲坛。对此，美国学者贺凯“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不过，虽然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在东林书院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时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还是找上了他，麻烦恰恰来自他的好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明朝后期罕见的“干才”。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就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先后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内阁大学士朱赓病逝，补充阁员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时，一些官员认为，李三才是一个“理想”的阁员人选。
可是，朝廷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当然不受某些权贵的欢迎。为了阻止他入阁，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面弹劾李三才，无中生有地给李三才勾画出一副“贪官”的嘴脸，并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
“一时只知有（李）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
同时，御史徐兆魁也跳出来，在“结党营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含沙射影”地指出：李三才背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就是“藉道学为名”的东林书院。
这么一来，早已退出江湖的顾宪成不得不出面为李三才辩白。为此，他曾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他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不料，这些信件竟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刊载在邸报（政府公报）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反对派以为抓住了“把柄”，纷纷攻击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真是大大出乎顾宪成的意料！他之所以写这些信，只是出于与李三才的深厚友情，不愿看到挚友落难，并没有别的意思。顾宪成大概是在“桃花源”里生活得太久了，实在是书生气太足了。过去，在权力场上，他就是特立独行；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在野人士了，依然对政治的险恶估计不足，导致事态越来越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越来越升级。
顾宪成“金盆洗手”（2）
古人云，“官场如战场”，政治斗争的险恶实在是难以预料，不仅李三才陷入了危机，就连顾宪成和东林书院也受到了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把李三才和顾宪成“挂钩”，并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东林党”。
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在政敌的一片指责和诽谤声中，顾宪成不幸与世长辞。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越来越“上纲上线”，有人竟然给它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它是“遥制国是”的一个“党”。例如，御史田一甲宣称：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在田一甲的眼里，东林书院不但是“党”，还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入党”？“不入党”？真是荒唐之极！顾宪成到底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人又何时“入党”？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对东林书院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当时，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炮制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公然将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其地位相当于梁山上的晁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又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全部网罗进去，毫不留情地镇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后，天启五年（1625年），由官方出面，将东林书院彻底捣毁。
至此，在明朝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前后只存在了短短的21年时间就毁于皇权专制国家的暴力之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人来疯”尹嘉铨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人就是这样贪心：在缺钱时，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又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起来，最好是能“举世闻名”。
小孩子有时会说一些疯话，希望大人注意他，这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至于成年人的“人来疯”，或者是故意装疯卖傻，或者是唱唱反调，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事一点也不奇怪，至少在中国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按理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了吧！可他却不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就好比是海洛因，一染上就没救了，甚至连死后墓志铭怎么写，都要斟酌再三，这就是求名的欲望在作怪！
最后，在名的诱惑和驱使下，尹嘉铨竟然做出了一件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这时，尹嘉铨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这位道学先生就一直站在村口，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直到后来，他才想通了：那些地方官们才不愿意他出场，分享一份“皇恩”呢！
按说，博野县离保定府也很近，这位尹老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去求见皇帝，尽一份老臣“护驾”之心，估计乾隆也会体恤他这一片“犬马之情”，不会一顿乱棍把他打出来；或者是采取“鸵鸟政策”，死心塌地在家呆着，只当没有这回事，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但是，这位尹老先生偏偏做不到，在家里坐立不安。看来，他很可能得了一种“多动症”。根据现代医学的原理，这种病的患者往往具有很大的冲动性，做事经常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更是想也不想。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谁知，尹嘉铨不仅好梦破灭，还招来一场杀身大祸。直到被押赴刑场，他才后悔自己这一回的“人来疯”实在是玩得太过分了。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小老婆，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熏心，就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取教训：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乾隆是相当瞧不起的；如果他们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了。
可是，尹嘉铨非但不以此为鉴，反而根本不当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皇帝都到了保定，他竟然只打发大儿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恼了：“你尹嘉铨是什么东西，竟然派你儿子来，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简直是混账之极！”于是，乾隆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说，乾隆的话够严厉了，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死了。但是，尹嘉铨名欲熏心，又派儿子送来一道奏折，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结果，这一回可真是闯出了大祸。
乾隆看后，顿时火冒三丈：“尹嘉铨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都说出这样的话了，尹嘉铨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当时，内阁大学士三宝奉命审理此案，此人的审案手法有点特别：先从“私生活”入手，把尹嘉铨斗臭、斗倒，逼他自己骂自己。
对这位尹老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弹劾他竟然强娶“烈女”为小老婆。结果，正中要害，尹嘉铨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一边痛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是假道学、伪君子。然后，三宝得意地给他定罪：“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什么是“凌迟”？就是刽子手将犯人一刀一刀地活剐3000次后，才让他死，那可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
最后，还是乾隆“宽宏大量”，没有让他承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痛快地死亡。看来，为自己的这次“人来疯”，尹嘉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今天的人庆幸！要是自己早生300年，生活在皇权专制时代，恐怕就不能活得这么逍遥、快活和自在了！
引言：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形成（1）
唐朝大诗人杜牧云：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陀螺一样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历史运动背后，似乎有某种“超稳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也就是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这种恒定的东西，可以视为一种规律，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定律”。
进入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在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例如：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柏杨的“王朝瓶颈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是否都能够称为“历史定律”，也是大有疑问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一些东西在反复上演，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现在，大家之所以对历史定律这么感兴趣，议论纷纷，就是想走出历史的怪圈，打破中国历史上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彻底摆脱那种“后人复哀后人”的痛苦，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笔者认为，自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皇权社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皇权社会”的面纱，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公元前221年，经过长达十年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消灭了东方六国，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建立了一个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我们称之为“皇权国家”）。有史以来，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从此，“皇权国家”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成长，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皇权社会”。
虽然秦朝由于过分专制、残暴，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是，“秦亡，而秦法未败”，此后历代王朝在政体上无不继承了秦朝的制度，皇权专制遂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传统，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
那么，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现的。实际上，秦始皇建立的这种制度已经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制度了，在此之前它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可谓“源远流长”，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早在商周时代，中国虽然仍处于早期国家阶段，但国家机器已经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国王的权力就已经很大了。在《尚书》里，保存了一些国王的诰命，透过这些诰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君主大多摆出一副专断、独裁的嘴脸，全国臣民（包括贵族）都要绝对服从他的旨意。例如，商王盘庚准备将国都迁往殷，许多人留恋放土，不愿迁都。这时，盘庚就发出了严厉的威胁：如果谁胆敢违抗王命，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就连子孙后代也要遭殃！可见，商王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威，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与原始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
1． 血缘宗法关系——君主专制的“生长点”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族组织曾经长期存在。在原始社会末期，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原有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在功能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就开始履行国家机器的职能，即由原来的氏族组织转变为国家机器。
例如，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支撑着商朝政府的社会支柱就是商族内的各个商人宗族（特别是同姓宗族），血缘纽带并没有被切断；在很大程度上，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商族共同体内的宗族组织是统一的。
商朝灭亡以后，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情况更为典型。在这一制度下，周王自为大宗，以分封出去的各国诸侯为小宗；诸侯又在其所辖封域内分封子弟、亲属、功臣为卿大夫；受封的卿大夫又依法炮制，建立“侧室”或“分族”，最终形成了一个“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体制。
当时，卿大夫以邑为家，诸侯以国为家，天子以天下为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血缘宗族关系。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宗族组织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和国家政权结合，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结合，而君主专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种血缘宗族关系。
在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是父权家长制。“父”字，《说文解字》云：“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个字本身就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思。在父权家长制下，祖、父（通常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贵族）是本家族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在家族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整个家族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
所以，在春秋以前，没有独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家长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