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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皇权国家的重建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在王朝鼎革之际，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了旧的皇权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结构、性能与旧王朝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的新的皇权专制体系。农民战争过后，新的统治集团又如法炮制，重新建立起一套庞大的、以官僚和军队为主体的皇权国家统治机器，依靠严密的户籍、里甲制度和残酷的刑法，对全国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从肉体到精神）。
在这方面，汉朝和明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是由农民领袖建立的，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千百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上也仅此两例。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民，早年当过亭长。至于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成分也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夫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萧何、曹参、王陵等人。其中，韩信、张良、萧何、陈平等人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汉建立后，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老子是“马上得天下”，与诗书何干？这时，陆贾乘机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
在儒家的眼里，要建立新的皇权国家，首先要确立礼制，向来“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甚至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以示蔑视。但是，等他当上皇帝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很不成体统，弄得他很扫兴。这时，叔孙通乘机提议：“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曾经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也瞧不起儒生。刚开始，儒士刘基来见他时，朱元璋认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是，正是刘基、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这一批儒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对他平定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刘基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先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集中力量消灭陈友谅，再各个击破，统一天下。此外，刘基又“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所以，朱元璋到处收罗“贤士”，又“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从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蜕化为一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
改朝换代的“自我更新”机能（2）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当数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带给世人光明与希望，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许多农民起义军将士都信奉明教，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是，在儒生看来，明教纯粹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共存。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各起义军首领向小明王行庆贺礼，刘基非但不肯下拜，还骂他是一个“放牛娃”，并向朱元璋“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听后，深有感悟，“乃定征伐之计”。不久，朱元璋就派人害死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不论是刘邦建立的汉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都是地主阶级政权。所以，刘邦一上台，就下令“复故爵田宅”，“以功劳行田宅”，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一大批新地主。朱元璋建国后，大封功臣，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徐达、常玉春、李文忠、廖永忠等“开国功臣”很快就从贫苦农民蜕变为大地主。
至于长期以来被世人公认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又怎样？除了在组织并领导全国人民反抗旧王朝这一点上符合农民的利益之外，他们建立的政权果真是农民利益的代表？
在攻占西安后，李自成占据秦王府，把秦王的几百名姬妾收为己有，命令所司一应设施全部依照李唐的制度；攻下北京后，大顺朝文臣结党，武臣跋扈，一片混乱，因而在山海关之战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洪秀全打下南京以后，和杨秀清等人大修王府，后宫有数千佳丽，骄奢淫逸之态，丝毫不亚于专制帝王。
在推翻旧王朝时，这些农民领袖也曾提出了“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美妙口号，但是，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权力在手，他们的一切政治举措又莫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原来压抑、摧残他们的皇权国家机器，又转而成为他们用来压抑、摧残老百姓的工具。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爆发过多次农民战争，但皇权国家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老百姓的厄运从来投有被摆脱过。一旦某个王朝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社会矛盾就会来一个总爆发，在毁灭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原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积累的种种矛盾、危机也得到了一次“强制解决”，开辟了一个新的基地，使皇权国家又得以新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其实，在这种“改朝换代”式的大换班中，农民战争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却为皇权国家体制创造了一次新生、再造的机会。
当然，新王朝建立后，也要总结旧王朝的经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方面继承了旧的皇权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加以发展、完善，使皇权国家体制更加完善！
总之，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史，就是一个皇权国家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社会大动乱虽然都对旧王朝的腐朽力量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皇权国家体制！
超稳定：“世界之最”之“最”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数十个朝代，大大小小的皇帝也有将近600个，这个兴起，那个衰亡，走马灯似的……都是“一仍旧贯”：一方面，“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个个王朝相继衰落、崩溃；另一方面，一个个新王朝又在废墟上诞生，虽然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皇权国家继续存在！
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历数千年之久而未坠，其“秘诀”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再造的“特异功能”，能够循环往复，经久不衰，“百变而不离其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古代历史并非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而是循环往复式地发展。
每个王朝建立后，鉴于前朝败亡的教训，开国皇帝们战战兢兢，千方百计地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们不惜血本，花大力气修史，修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著作，试图“以史为鉴”，力图避免前朝的失误，一朝一朝地警惕着，并想出许多对策，制定出许多计划，确立这样那样的“祖宗之法”，谆谆告诫子孙后代，但又“劣根性”难改，一朝一朝地重复着前朝的失误，很快就走上了前朝灭亡的老路。
在儒家的眼里，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美好的“小康社会”。其实，“三代之治”又何尝“治”过？例如，被称作“贤君”的夏启坐上王位后，就“淫溢康乐，野于饮食”，不久夏朝就出现了“太康失国”、“寒浞之乱”，终至“桀不务德”而灭亡。商朝建立后，也是昏君迭出，“帝太甲不明、暴虐”；“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比九世乱”；还有“帝甲淫乱”；最后，在纣王手里灭亡。周朝建立后，起初有武庚之乱、二叔之叛；厉王时，有“国人暴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此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又灭亡……回旋往复，至于无穷……皇权国家就这样“悠然自得”地兜着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对于这种“超稳定”的局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是大惑不解：
“嗟乎！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师儒，所欲为天下立心，生人立命，且为万世开太平者，亦云众矣。倾由其术，则四千余年，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国家“万世一系”，尽管朝代更替不断，但模式不变，制度不改，一切如旧。
美国历史学家托夫勒认为：在一些文化中，“时间是一种伸向未来的大道”；在另一些文化中，“时间是循环的——历史永远无止境地重演”。也许，中华文化就是他所说的后一种情况吧！
在世界历史上，就国家体制的严密、完善程度而言，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的“战争狂人”——希特勒，曾经在德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法西斯专制体制，但是，这套体制还比不上皇权国家体制那么有弹性，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制、自我更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一心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千年帝国”，但他的“第三帝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轰然倒塌，而皇权国家体制却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在某种意义上，皇权国家体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巩固，最有弹性的一种国家体制。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人创造出了无数个“世界之最”——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故宫、大运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世界奇迹都是在皇权国家这个“母体”内产生的。
总之，皇权国家体制的这种“超稳定”性，堪称中国诸多“世界之最”之“最”，它也是中国古人始终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总根源！
后记
坦率地说，作者我沉溺于故纸堆、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十年有余了，经常和历史上的昏君奸臣、仁人志士、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为伍。所以，对于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对于皇权国家、皇权社会，我是深有体会，感慨良多：
感慨之一，是大家争来争去，无非是为了争夺“一人之天下”。
为了争夺一个皇位，历代封建国家统治者不惜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天下臣民也甘心（不甘心也没办法）为统治者东拼西杀。等最高统治者一人荣登“九五之尊”，出力的文臣、武将则是烹的烹、剐的剐，或者是像狗一样苟活着，绝不可能活得舒心。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锅肉，那些出力的功臣们往往连一杯羹也分不到，这在西汉初年表现得最明显。例如，韩信、彭越、英布都曾为刘邦效死力，最后却死于非命；“第一功臣”萧何是刘邦的左膀右臂，功高盖世，但也是险象环生，如果不是及时采纳了门客的建议，摆出一副喜欢占小便宜、胸无大志的“贪官”姿态，不是牢狱之灾，就是灭族之祸；身为大汉功臣，周勃父子双双被无缘无故地下狱，甚至惨死狱中。至于其他功臣，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张良称病隐居，学习“导引”、“辟谷”之术，忽真忽假，才打消了刘邦的猜忌；凭着超凡的智谋，陈平一次次化险为夷……
一坐稳江山，刘邦就开始耍弄众功臣，让你圆就圆，让你方就方，比他和项羽争夺天下更加“游刃有余”。在打天下时，刘邦只是汉王，与大家亲如兄弟；可是，等江山到手，坐上了龙椅，刘邦就立即开始执行另一套游戏规则：万里江山归他一人所有，要一人呼而天下人应，一人支配天下人的命运。在刘邦之后，这种“一人天下”之争一直在持续着，形成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宿命。
感慨之二，是内斗不休，无日无之。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曾大发感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此话一点不假！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人擅长的是争斗，不善于共存（特别是与政敌共存）。一涉及“共存”，许多人就会捉襟见肘，不知所措！
在皇权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往往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节励天下”，大搞独裁、专制统治，残酷压迫人民。一旦社会矛盾激化，民怨四起，他们就会手忙脚乱，往往不能心平气和地协调、化解矛盾，而是采取一种“下下之策”：对内，大搞窝里斗，不惜采用暴力，以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对外，则是“闭关锁国”，国家被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殊不知，由于矛盾长期积压，得不到化解，最后，矛盾总爆发时比原子弹爆炸还要厉害，整个社会同归于尽，多少代人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就这样，我们的古人一直排斥彼此共存，忙于“窝里斗”，杀红了眼，根本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结果，西方人很快就超越了我们，我们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听任他们的羞辱和欺凌。
感慨之三，是中国历史上刀光剑影，寒气袭人，到处充斥着一个“杀”字。
古人云，“春秋无义战”！自古以来，中国人不光是为了霸权和江山才厮杀，许多厮杀只是为了品尝一种“杀人游戏”的快感，或者是为了取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为了一座城池、一件珍宝、一个美女、一个天象，甚至一句话，就可以杀人，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白骨遍地、哀鸿遍野，也在所不惜！
特别是在战争（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期间，每每出现坑杀俘虏、滥杀无辜的场面。这不，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白起一次就坑杀赵国降兵40万，让人毛骨悚然，足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皇权社会里，为了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中国人整天争来争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根本不曾想到建立一种长远的机制，来限制“权力”这头怪兽，将它关入铁笼之中，不让它有机会滥施淫威。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去建立近代的民主制度。可是，他们忘了，早在古希腊时代，民主政治就开始萌芽，建立了不少民主的共和国。这说明：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产生出民主政治来。在这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所以有差异，自有夙因，绝非“历史局限性”这几个字就可以搪塞。
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千古不朽”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既然政客们的本性是恶的，对权势有贪欲心理，有独裁的欲望——在这个前提下，是把精力浪费在恶中择优，还是考虑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他们的权力？几千年来，中国古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包括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根本不曾想到要建立一套制度，甚至连这方面的念头都不曾动一下！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出现一位“好皇帝”。可是，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专制帝王昏庸无能是常态，偶尔才能出现几个好皇帝。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明君”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其实，真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并不惧怕昏君，因为有一套制度约束他，使他欲作恶而不能，可以逼迫他就范。只要有了这套良好的制度，我们的古人就不必再苦苦等待“天降明君”了——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是最有效的，可以让“德政”持之以恒地延续下去，中国古人也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读史有智慧”！上面这些话，谈不上什么“智慧”，顶多只是自己的一点心得，我把这些感受写出来，以飨亲爱的读者——这才是我写作的初衷，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谈永华、杨才林、王宏伟、刘建民、吕华侨等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艾绍东老师的精心指导，以及刘伦、刘彩云在关键时刻给予的理解和激励！隆情高义，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并致谢！
黄进华
2006年3月18日子夜于北京